张素梅 王巧玲
摘 要：《黄雀记》中的水塔意象有丰富的内在意蕴和象征色彩，可从荒寂沉睡的废墟、人性宣泄的密地、祈求平静的香火庙、灵魂流浪者的藏身所四个维度来解读。作为一个暗示性极强的意象，四次形象的转变也形成了其在《黄雀记》叙事结构上的独特作用。意象内涵和结构功能，使水塔和其他意象一起，构成了《黄雀记》的独特韵味，也因其悲剧命运轮回的典型意义，构成了苏童小说中的悲剧色彩。同时，水塔也从形式和内容两个层面，揭示苏童小说的诗意刻画，体现苏童对时代的思考。
关键词：水塔 内涵 空间 诗学
王安忆曾说，“苏童的小说里面总是有‘道具的……这个道具是他所熟悉的，能够给它隐喻的”{1}，在苏童新作《黄雀记》中，也有很多“道具”，如照片、绳子等，这些“道具”不仅丰富了《黄雀记》意象群的内涵意蕴，在小说情节发展和结构上也有独特的作用。就“水塔”这一意象而言，其形象内涵、叙事功能以及蕴含的悲剧性，在《黄雀记》中有着独特的意义。从无人问津的废墟到隐秘罪恶记忆的埋葬点，变为受人追捧的香火庙，最后成为灵魂流浪无家可归者的归宿的水塔形象，每一次转变都有着丰富的内涵，既丰富了小说人物的心理状态和性格，也推动了情节的发展。同时，水塔形象的转变形成了独特的叙事结构，水塔自身的“圆形结构”，伴随着空间的转变，揭示事件、人物性质的改变，构成了此在、彼在合二为一的圆形结构布局，并从时代缩影中显明作者的价值判断。苏童选择水塔作为悲剧发生的缘起，从水塔外在形象、描写语言，揭示人性内涵以及小说的诗学意义，通过艺术思维、艺术感觉中的非意识形态化倾向和唯美情愫的积淀，表达苏童对时代的独特感受。
一、水塔意象的内涵
“水塔”作为一个标志性的意象贯穿全文，有丰富的内涵意蕴。伴随着故事的发展，水塔的形象从最初的自然意义一步步深化，并在主要人物的心理追溯中被赋予了更为深层的意蕴。总体看来，水塔在小说中经历了四次形象的转变，分别可概括为荒寂沉睡的废墟、人性宣泄的密地、祈求平静的香火庙和灵魂流浪者的藏身所。水塔是罪恶的开端，见证了罪恶的深化，以静默审视的方式结束这段青春荒唐事，小说的结尾水塔仍是水塔，作为一个特殊的客观实体审视着这个时代，正是这种万物归零的设置，抹去了欲盖弥彰的操作，将讽刺意味体现到极致。水塔形象的内涵以及形象转变的更深层次作用还有很多的挖掘空间。现有的关于水塔形象意蕴的研究并不多，例如关于水塔形象转变作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水塔的讽刺作用上，尚未涉及更深层次。这也为笔者和以后更多的研究者留下了思考的角度和努力的空间。
小说一开始，水塔作为一个具有典型性的地理位置而存在，独特的地理环境加氛围渲染：水塔位于树林边缘，杂草藤蔓丛生，荒凉封闭、无人问询。
保润因为仙女吞了自己八十块钱，所以偷了仙女的兔子打算报复。柳生发现后，主动答应帮忙，并挑选了水塔作为兔子的安置地点。保润对于这一安排也感到很满意。此处是水塔的第一次出现。挑选理由简单直白，因为水塔是一处几乎被人遗忘的所在，几近是“世界上最荒芜的角落”。水塔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及其半明半暗的环境赋予了水塔内部暧昧而诡异的氛围，使得人性中隐秘的欲望在水塔这个私密的环境里得到释放。保润心中对于仙女的生理上的欲望，在经历了整整一个春天的思念后，都在阴暗的水塔得到了解缚。柳生对于仙女的侵犯，更是付诸行动的欲望宣泄。接着水塔摇身一变，成为众人前来祈求内心平静的圣地，以“反弹琵琶”式的姿态嘲笑着愚蒙的众人。柳生提出将水塔改成香火庙，他期冀亲手堵住那条罪恶的路，正如苏童所言，他就是有意无意之间隔断与过去的联系，致力于想象设计自己的未来。从在水塔偷偷磕下第一个响头起，柳生就知道自己只能为赎罪而活；保润出狱后，只想与仙女在水塔里跳一支小拉，作为他青春期和所有罪恶的结束；仙女对于保润是有悔意的，因而她在与保润跳小拉的过程中，对于保润的行为做了弥补性的默许。各种形式的祈福与欲望充斥于水塔，但水塔并没有使众人获得宁静与救赎，它默默地将一切希望化为齑粉。
当那些痛苦的灵魂流浪者归来寻找内心的平静时，水塔成了这些灵魂流浪者们最后的藏身所。苏童的“流浪者情怀”，让他为《黄雀记》中的流浪者们选择了一个最后的藏身所。多年前的罪恶使水塔成为柳生的噩梦，使他惧怕并远离。当水塔里引来了菩萨，接受了香火供奉后，这儿却成了柳生无处可去时的避难所；水塔是保润出狱之后的“宿舍”，在水塔里他完成了对自己、柳生及仙女之间关系的思考，并做出了最终的选择；对于仙女来说，水塔首先是痛苦回忆的聚集地，她的青春耻辱的纪念碑。然而，这个罪恶的地方，却最终成为她和怒婴的住所。她不堪的命运变迁，从水塔开始，也在水塔结束。这是她的藏身所，也是怒婴的避难所。祖父与怒婴，两个在传闻里神秘而暴躁的存在，最终在水塔里找到了宁静。水塔在《黄雀记》中划出了一道优美的曲线，映照出“小说空间的色彩变幻及其丰富意味”{2}。水塔形象暗合了苏童记忆深处的“一群处于青春发育期的南方少年”“一些在潮湿的空气中发芽溃烂的年轻生命”，显示了其灵魂扭曲的过程和他们无法自控的摇摆状态。水塔形象的转换既推动了情节发展，也丰富了《黄雀记》意象体系的建构。
二、水塔在小说中的功能
水塔自身的圆形结构及其在小说中作为事情的起点和终点这一要素，使它在小说叙事结构方面也有重要的作用。笔者认为，水塔的叙事结构功能主要有三，分别是：从空间转换揭示事件、人物性质的改变；从此在、彼在合二为一的圆形结构布局及暗示小说结构；从时代的缩影中显明作者的价值判断。
首先，苏童在《黄雀记》中利用水塔从空间转换的角度揭示了事件和人物性质的改变。空间转换，可以指从此地到彼地，也可以指此地或彼地自身发生的变迁或转变，《黄雀记》中水塔的空间转换显然指后者。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中提到“我们转换的不是空间，而是性质”{3}，四次的水塔自身的空间转换也对应着性质早已改变的事和人。水塔强奸案，水塔变香火庙，水塔中小拉的再现，经历过这一切的柳生、仙女、保润早已不复当年。在水塔发生的一件件事，经过沉淀性质早已不同。本来只是一个未成年人因好奇心引起的恶作剧事件，最后由于人的原欲及自由欲演变成一种无法弥补的罪恶，水塔强奸案演变成水塔的救赎以及最后主人公在水塔的风云流散，使得人物命運、时代精神都发生了改变。
原本性格乖戾的仙女，在被奸污之后认为自己已不纯洁，即使作为受害者而向庞先生争取自己的权利时也畏缩自卑。柳生为了能够逃脱牢狱之祸，诬告了保润，自奸污仙女后他只能在赎罪中减轻自己的罪孽，这个最渴望自由的人却变成了心灵最受羁绊的人。保润是其中最无辜的人，因为一项子虚乌有的罪名遭遇了十年的监狱生活，十年来增长的除了年龄，就是对这个世界的仇恨与不信任，他从一个绑缚者变为被绑者。经过水塔的一系列事件，当初的少年都变成了潜意识中的具有原罪意识、赎罪意识、犯罪意识的不能原谅自己或他人的“堕落者”。
其次，苏童在《黄雀记》中利用水塔此在、彼在合二为一的圆形结构布局及暗示小说的结构。苏童通过在水塔中发生的罪恶，利用水塔的空间设置，用“结构的循环导致主题的、思想方面的宿命意味的呈现”{4}。水塔是三个少年汇聚在一起的起点，十年后又是三个中年人的终点。起点与终点、此在与彼在的重合，他们兜转一圈后又回到了原点。
大多数水塔的构造，其顶端多为椭圆或圆形，作者选择了水塔这个意象，并以它为始，以它作结，又构成了一个圆形，这是一种万物归零的设置。水塔中发生的事情实质上是虚构的，但它确实又是生活中某些事件的影子，它的作用只是对人性的唤醒，只是利用这种圆形结构，期待混乱的一切都会归于正轨，所以苏童没有像沈从文一样将《边城》中的白塔推倒去重修建构。“恐惧是存在本身，那么，逃往哪里？到哪里避难？……空间不过是一个可怕的既在内又在外之物”{5}，显然，苏童也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小说中一切都在改变，唯一不变的就是水塔（无论它是佛庙还是水塔，它始终都是一个无声的见证者）。水塔正如香椿树街一样，在不紧不慢中否定速度和变化，简朴平淡地叙说着它的告白——我还在这里。同时，“因为一切圆的东西都唤起爱抚……”{6}苏童利用水塔铸就一个圆形结构给处于浮华时代下找不到方向的大众带来一丝抚慰，但仅仅是抚慰而已。
最后，苏童在《黄雀记》中利用水塔从时代的缩影中显明作者的价值判断。通过由水塔引发一系列事件后仙女、保润、柳生的生命结局的安排以及水塔改造成香火庙后的惨淡，苏童选择用水塔這个命运与时代的缩影表达自己的价值判断。当强奸案发生在水塔后，苏童对三个年轻人的价值或者道德判断是缺失的，但通过对每个人的命运的安排，作者早已有所取舍。仙女始终是一个受害者，最后她虽然生下一个怒婴，但她还有自由活着、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保润少年时流连于做一个绑缚者的自豪，有一丝犯罪的原欲却并未实施，最后他了结了柳生，余生只能与囹圄打交道；柳生是仙女、保润灰色人生的开启者，保润也成了柳生生命的终结者。每个人都得到了一个该有的归宿，是自由地活着、在囹圄中活着或是死亡，作者对此早有判断，水塔永远岿然不动，见证着他们的荣辱浮沉。
苏童将水塔改成香火庙，暗含着芸芸众生的价值选择以及苏童自己救赎破灭的价值判断。“我越是善于把世界缩影化，我就越能占有世界”{7}。对于庸碌的大众来说，有了菩萨的水塔成了一个圣地，每个人都抢着进一炷香，但这只是寻求内心的慰藉而已。井亭医院附近的一群人作为芸芸众生的代表，他们完成进一炷香的仪式仿佛就是寻到了希望。因为众生苦于无法自救，所以只能找水塔这样的所在寻求他救。但社会中的先觉者能意识到水塔的本质并未改变，因而小说中水塔在成为佛庙鼎盛一时之后，必然会被原本盲目崇拜它的人破坏。笔者相信，苏童也是破坏水塔的一员，很难说苏童对于水塔具有缅怀之心还是毁灭之心，但他还是让自救与他救的愿望破灭了。但苏童也不知道自己是否只是一个梦想者，“强迫世界作最不合理的爬行”“让非现实的波动流淌在原本现实的世界上”{8}。因而在小说结尾，他设置了祖父与怒婴这一对组合，怒婴依偎在祖父怀里时，他们俩都获得了安静。但这种安静并不能给人以静谧恬淡的美感，它提供的是诡异迷茫的生活姿态。
总之，水塔可谓是全文的线索之一，承担着事件人物性质的改变、叙事的建构特色、显明作者价值判断等责任，它从开始到结束，都默默地矗立着，冷眼看着世事的变化，看着灵魂的堕落，看着救赎的破灭，在空间和结构上完成着自己的叙事功能。
三、水塔的诗意
苏童是当代具有强烈唯美写作倾向的作家，他的小说“不对应任何既有的价值结构”{9}，其真正追求的是小说的诗意和审美观照。这种诗意和审美观照需要靠形式和内容体现，而直接或间接体现这些方面的载体就是意象。水塔是《黄雀记》中的一个独特的空间意象，它不仅丰富了《黄雀记》的创作内涵，表现出其特有的功能，也是苏童小说诗意刻画的一种体现。
一方面，水塔从形式上体现了苏童小说的诗意。水塔仿佛是一个与时间同在的物体，见证着香椿树街上的世事沧桑、生死轮回，水塔的外在形象与描写水塔的语言，都体现出水塔迷蒙的氛围、浪漫的色彩、或隐或显的哲理性，这正是苏童小说创作所追求的美学格调。苏童的小说《青石与河流》中马刀峪流淌不尽的水，《妻妾成群》中那一口摄人心魂的枯井等，无不是苏童小说诗意刻画熔铸者，《黄雀记》中的水塔更让这种诗意美达到了巅峰状态。少年保润眼中的水塔是：在树林边缘，红砖垒砌的封闭式塔体爬满了暗绿色的藤蔓；十年后的仙女眼中：水塔老了，茂密的爬山虎已经发黑了。从保润和仙女的眼中可以看到，水塔的外部特征非常明显：位于边缘化地带，被缠附着茂密的藤蔓。十年前，塔体上的藤蔓是暗绿色的；十年后，这藤蔓已经发黑，攀附在塔体的爬山虎的改变其实便暗示了小说主人公的改变。“变黑”，对爬山虎而言，只是它变老的象征；但对于小说的主人公来说，不仅是年岁的增加，更寓意着在社会这个大染缸里，主人公经过了无数或恶或善，或美或丑的事件后，他们也都变成了“密不透风”的黑色，复杂、犹疑、绝望、背叛的掺杂，让他们穿上了别人看不透的坚甲。水塔的永恒性和人事的易变性恰恰构成了一重对比，苏童只描写了水塔上植物的前后变化，至于保润入狱十年间广阔的空间与时间都成为空白，蒙太奇式手法的运用，使读者在空白中体味苏童语言中跳动的狂欢和内心意绪的激荡。显示出苏童小说语言描写的简洁与灵动，更在视角的转换，时间的流逝中裹挟着象征、暗示的手法，俨然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
另一方面，水塔从内容上体现了苏童小说的诗意：诗意的人性内涵和悲剧文化意味。由水塔中发生的一切，苏童从扭曲的人性内涵中寻求一种对抗世界却又只能屈从于世界的哀戚的诗意美。水塔中发生的许多事件，如三少年跳小拉、众人拜佛、青春期泄欲等，这些事件中的主人公在读者看来并不是十恶不赦之人。王国维曾说：“人生之本质何？欲而已矣。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厌倦之间者也……”{10}柳生奸污了仙女，坑害了保润，却又帮助了将要临盆的仙女和出狱后的保润；保润嗜好绑缚却被绑缚、被坑害却又轻易原谅。他们矛盾的性格总能触动读者的心弦，主人公性格的矛盾体现的正是诗意的人性内涵。对于小说，道德是非的判断早已不是重点，更重要的是在人情世情的冷暖、新欢与交恶的变奏、得意与失意的轮回中显示出无奈的卑微人生，这些鲜活的生命只能在孤寂、灰暗的世界里挣扎，一遍遍进行自我灵魂的拷问。正如三位主人公十年后再见水塔时，柳生觉得“有一个低沉的声音在水塔上呼唤他……他分辨不出那是保润的声音，还是一个幽灵的声音”{11}，这声音其实是柳生拷问自己灵魂的声音。这便产生了一个问题，一个人是否要永远背负自己的过去而无法逃离，是别人放逐了我们，还是我们自己无意识地进行自我放逐？
水塔的内容描写更体现着一种难以避免的悲剧审美诗意。水塔充斥着阴郁、奸污等消极气息，这不仅体现了苏童笔下“南方文学”的“地域性意识形态”特征，还表现了苏童小说的悲剧审美诗意。其中最令人动容的莫过于一直见证着众生悲剧的水塔。这种悲剧是身处其间，自然而然便产生悲剧，正如王国维所言，是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保潤、仙女、柳生的悲剧性正是生活中千万人的真实写照，这也许就是“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的众生的悲剧所在。小说标题“保润的春天”“柳生的秋天”“白小姐的夏天”，唯独少了冬天，不言而喻，最后他们被杀的被杀，坐牢的坐牢，逃离的逃离，都走向了覆灭的冬天，这便是作者其中寄寓世人悲剧轮回的凄美。
既然水塔是小说主人公悲剧的源头，为何作者要让这种悲剧延续而不把水塔推倒？笔者认为这体现出苏童作为一个先锋小说作家人格的独立，即其小说不承担过多的社会功能，他更在乎自己小说创作的艺术思维、艺术感觉中的非意识形态化倾向和唯美情愫的积淀；还体现出苏童对这个时代的独特思考：《黄雀记》中的水塔虽然只是文中三个主人公逐渐走向幻灭的见证者，可它见证的远远不只三个主人公的没落，更是一个时代惶惶无措的众生，见证的是人类悲剧命运的永续与轮回，作者要如何将水塔推倒？他不敢也不能，因为他还没有办法建构一个代替水塔而成为这个时代人类精神寄托的替代物，他也不知道这种悲剧如何可以停止，所以这座水塔只能作为一个见证者刺激着人类对其悲剧意义做更深入的思考。苏童只是想通过这座“永生”的水塔，用诗意的笔调描摹出大众生存的苦难，而悲剧美的意蕴早已蕴含其中。
{1} 陈思和、王安忆、栾梅健：《童年·60年代人·历史记忆——苏童作品学术研讨会纪要》，《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2} 汪政、何平：《苏童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96页。
{3}{5}{6}{7}{9} 〔法〕巴什拉：《空间的诗学》，张逸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225页，第238页，第258页，第259页，第170页。
{4} 苏童、林舟：《永远的寻找——苏童访谈录》，《花城》1996年第1期。
{8} 张学昕：《南方想象的诗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10} 聂振斌：《王国维美学思想述评》，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6页。
{11} 苏童：《黄雀记》，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第131页。
参考文献：
[1] 苏童.黄雀记[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
[2] 巴什拉.空间的诗学[M].张逸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3] 聂振斌.王国维美学思想述评[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
[4] 张学昕.南方想象的诗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5] 汪政，何平.苏童研究资料[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6] 陈思和，王安忆，栾梅健.童年·60年代人·历史记忆——苏童作品学术研讨会纪要[J].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