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佑文
摘 要：葛亮的中篇小说《阿霞》叙写一家饭店里的寻常小事，刻画了两个截然相反的底层人物形象。相较于前辈作家对穷苦物质生活的极力描画，他更关注底层人物幽微的情感心理。作为“70后”作家，葛亮通过主人公毛果建立起一个“自我”，将时代标识、公共社群与个人体验相熔铸，定格下千禧年的噪郁感。精妙的叙事艺术和细腻的人情摹画使他的底层书写别具温情，形成了独特的美学风格。
关键词：《阿霞》 底层书写 叙事艺术 时代标识
2010年，葛亮凭借中篇小说《阿霞》入围茅盾文学奖与鲁迅文学奖。通过对三五劳动人民的叙写，葛亮勾勒出底层的众生世相与时代的独特面影。作为“中生代”作家，葛亮的底层书写显现出与前辈迥异的风格。无论是贾平凹、孙惠芬、刘庆邦等北方作家，抑或是方方、池莉、刘醒龙等“文学鄂军”，都对贫乏的物质生活进行写实描写，关注生存层面的同时揭露社会问题。而葛亮则洞悉底层人物幽微的情感心理，凸显了他们的欲望和尊严。《阿霞》的创作固然基于对现实的反思，却并非直接揭示苦难，而是将时代标识、公共社群与个人体验相熔铸，从而漫漶出情感的力量。作品的這一特征反映了作者对纯美意境的维护，亦以“留白”的方式透露出时代的讯息，形成了独特的美学风格。
一
众人眼中，阿霞无疑是异类。就像小说中说的，“这原本是个很世俗的群体，阿霞的旁逸斜出，似乎为它增加了一些考验的力度”{1}。说她“缺根筋”，并非仅是象征性的，而是有所指。相比于熟谙游戏规则的老江湖们，她的“不识相”常常遭来横祸，令人哭笑不得。但阿霞身上也沉淀着常人所向往的东西，正如作者所言“大约人生的悲喜，也不会有大开大阖的面目。生活的强大与薄弱处，皆有了人之常情作底，人于是学会不奢望，只保留了本能的执着”{2}，阿霞的思维和行事风格是直接、明确的，少了弯弯绕绕、兜兜转转，更接近于人的本性。所以她既是“异类”的存在，却又是众人小心翼翼呵护的对象。安姐把撬开的核桃给阿霞吃，小李每天给她留咸菜，毛果“突然间地很想对她好”，凡此种种，固然出自同情与善良，但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都向往像阿霞一样“木讷，无城府和缺世故”{3}。阿霞身上，带着南京式的颟顸。她仗义执言，大快人心，虽然破口大骂时使用的都是最粗俗、最不堪入耳的词，但它们反映的，正是“正常”人被社会禁忌所压抑的冲动。而这样的性格频频出现在葛亮的作品中，也表露出他对生活独特的情结与认知。葛亮认为，这种鲁直的个性是延宕的历史在大众身上的投射，他在《朱雀》的创作谈中写道：“的确，南京人是不大会投机的，说好听些，是以不变应万变。南京人对于时局的态度，多半是顺势而为。大势所趋或是大势已去，并非他们考虑的范畴。因为没什么心眼儿和计算，与世少争，所以又渐渐有了冲淡平和的作风。”{4}诸如此类评价固然是一种理想主义的美化，但“平和冲淡”的处世哲学也使人物塑造更加雍容、饱满，具有与众不同的标识性。
与阿霞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她的弟弟—— 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韩少功一针见血地指出：“葛亮对阿霞弟弟的描写，表面上漫不经心，实际上却有一股狠劲，处处点穴，只用寥寥数笔，就把一个被现代教育毒害颇深的小资人士，一个充满欲望和野心的当代版于连，刻画得入木三分。”{5}较之阿霞的疯疯癫癫，不知世事，弟弟显然精明伶俐、投机钻营，但阿霞展现的是生命的明亮与温暖，而弟弟则一览无余地暴露了人性的冷漠与晦暗。在两类人物的对比中，阿霞的“失心疯”更增添了值得玩味的意蕴。相较于莎士比亚、塞万提斯作品中的“疯癫”的元素，阿霞这一人物的塑造则带有更多的现代内涵。正如福柯所说：“在我们这个时代，疯癫体验在一种冷静的知识中保持了沉默。这种知识对疯癫已了如指掌，因而视若无睹。”{6}《阿霞》中大半的篇幅都在讨论关于融合与归属的问题，而葛亮总能极其敏锐地捕捉到小群体内部气氛的微妙变化，因而环境里的每一丝“风吹草动”都烙印了人的情感和精神状态。这样一来，饭店成为一个透明的、宁静的结构，它似乎从广袤的社会中被剥离，但事实上，其中的每一丝纤尘都映照着温润的人性、纷繁的世相，从而有了被读者观照、诠解的可能。饭店里时刻发生着个体间的互动，也就充满着不同力量关系的碰撞。而葛亮正是将这个场域的原生状态以节制的叙事方式呈现出来，漫漶其间的，是读者仿佛触手可感的人情冷暖和世事炎凉。韩少功曾指出“作者对价值判断十分谨慎和节制，或者他在自己收获的各种感觉信号面前常常不免两难”，因为“它们（指感觉）总是多义的、开放的、超越的、引而不发的”{7}是极为恰切的。
二
短短数万字里，阿霞的故事讲得不疾不徐、活灵活现，作者叙事之功力可见于此。阿霞的“事迹”如果按照自然时间状态排列——陈师傅致残后托付，阿霞在店里频生事端，离店后嫁到江边的小村庄，充其量也不过是街头巷尾、茶余酒后的寻常谈资。不过，一旦有了毛果的介入，就变得妙趣横生了。换言之，毛果的出现不仅为叙事建立了全新的视点和坐标系，更意味着“自我”形象的介入。从文化抑或阶层的归属上看，毛果完全是以外来者的身份闯入这个群体的。群体里发生的点滴小事，于工友们几乎是不自知亦不加以观照的。但青年毛果却在小心翼翼地触碰和试探着陌生的环境，其间的全部意义于他而言都是新鲜的，是等待探寻并豁然敞开的。由此，毛果使这些每分每秒都从指缝中溜走的琐事显现出它们的意义，这在文本中有两点体现，一是叙事的层次，二是情感的转变。
《阿霞》中的叙事不是按同一的层次和速率进行的，而是亦张亦弛，时疾时徐，有意地营造出参差不齐的错落感。但这种层次感既非后现代主义刻意的断裂，亦非意识流小说不知所云的絮语，随着毛果的“发现”视角，我们仿佛是在傍观而非阅读。像《百年孤独》的开头一样，葛亮在每一事件的拼贴和衔接中做了叙事时间上的精巧安排，事件的转换总是跳脱原思路，在较短的篇幅内营造出时过境迁、斗转参横的恍惚感。“接下来，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原本是可以不发生的”，“后来姚伯伯和爸爸谈起我打工的那几个月，说是店里的多事之秋”，时间上有意地回转、层叠，也将其间的种种感怀流露尽致。
《阿霞》中对情感和心理的表现是节制而又动人的，恰到好处地将一群平凡人的内心世界影影绰绰地打开，留下了可资回味的空间。王德威说：“他的叙事温润清澈，对生命的种种不堪充满包容同情，但也同时维持了一种作为旁观者的矜持距离。”在生活的朴素脸孔上，作者撒下了斑驳的疏影，没有喜怒哀乐的大起大伏，却能触摸到隐微而又细腻的情感脉流。作品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恰恰是人物背离“日常”的细节。例如，“我是个很少冲动的人，然而冲动起来，也很少考虑后果。我拉着阿霞走出门，甚至忘了和同事调班”，毛果暂时逃遁了日常的生活秩序，赋予事件向外延伸的可能性。阿霞固然是痴傻的形象，但她对自己的自制力缺少信心，默默走向后厨的瞬间也是十分动容的。
三
《阿霞》只写市井中的三五人，饮食男女，平淡普通，但正是通过一个人在世间光影里的沉浮，传导出生命、文化、历史的讯息。其中无一语真正指射时代或背景，似乎只是在十年之后，恍然想起彼岸的故乡，专注地在断瓦残垣中摭拾寻常的忆念。但当我们翻开书页，却依稀可以感受到20世纪末的仆仆风尘，并为时代洪荒下的众生姿态所动容。葛亮一向推崇王安忆的作品，他曾经评论《长恨歌》说：“《长恨歌》成为一部围绕着‘三小姐王琦瑶而展开的上海城市史，注定有着琐碎家常的面目及边缘化的格局。然而在这细微的累积中，却酝酿着激变的因子。”{8}在他本人的创作中也时常见得这种倾向。作为知识分子，葛亮用一些大众的、文化的标识，将《阿霞》牢牢地定格在了千禧年躁郁的风潮中，如若忽视了它们的存在，作品的意蕴也必将减少几分。小说中特别提及杜琪峰的电影《枪火》，这部1999年11月19日在香港首映的电影无疑带有“跨世纪”的标识性。其间险恶的环境、叵测的命运、复杂的伦理纠葛，是流行港片的显著标志。这种冷峻紧张的“现代性”意念和陈佩斯、宋丹丹所表现的狡黠、诙谐相对照，既反映毛果与阿霞审美异趣，也暗示着一洋一土的异质文化的交汇。《阿霞》中，我们看到了时代洪流与个人体验的交互。大宗商品的品牌与个人情感体验产生一定的关联，从而形塑了个体独特的记忆。阿霞吃到必胜客的披萨，想起已故的母亲曾为姐弟俩做煎饼。所以必胜客带给阿霞的情感体验是个体化、私人化的，是充满温情而区别于大众一般意义上的认知的。陈师傅来接阿霞时，穿了身中山装，除了以示郑重，这也象征着他的落伍，他被时代远远地甩在了后面，是带有几分悲凉的。这种意绪弥漫在一个世纪的尾声中，平凡之人亦背负着历史的伤痕与浮沉。
《阿霞》的基调无疑是在亮色中凸显了悲哀，展现出由经济、文化带来的等级观念和心理落差。而这种体验，对于相对保守和闭塞的南京来说，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突如其来的。葛亮的特殊经验在于，几近同时他赴香港求学并长期定居。时空的悬隔与迥异的氛围使世纪之交的感受更加分明。李欧梵在《告别世纪末》一文中曾经回忆了与老师史华慈生前的一次谈话，谈及对新世纪的展望，史教授对于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影响有诸多批评，对整个西方世界的科技物质主义，更是义愤填膺。也许，“中西文化中的人文主义传统会随二十世纪而告终”{9}。临近千禧年，悬殊感和落伍感被进一步放大，与之相伴的是芜杂、纷乱的社会环境。虽然这一部分在艺术处理上被极力淡化，但置于这一语境之下，人性中最细微、羸弱的部分才有了动人的情感力量。作者以精要之笔道出那个年代崭新的社会现象和其后深层的心理结构。姚伯伯作为海归，在家乡投资，开起了洋风味的牛肉面馆；阿霞点单时念不出音译的“卡普奇诺”；王叔抱怨：“手脚这么不干净的，去偷金陵饭店是哎”……商品经济的大门乍一打开，众多崭新的事物、文化和观念一道涌入。对于毛果这样的有识青年，花花世界的光芒可谓“五光十色”，但对于社会的下层百姓而言，却是触目惊心的。安姐的丈夫始乱终弃；安姐迫于生计，偷了柜台里的钱；阿霞的弟弟看不起家人，总想着托关系；贫困县给采访组包红包；电视台一味歌功颂德而不播报实况。世纪末的都市中充斥着丑陋、残酷、矛盾和极其复杂的“潜规则”，与之相伴的是进阶的嚣嚷和躁动。东方与西方、城市与乡村、封建与资本、囚禁与自由、封闭与开放……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词语背后，反映的是二元對立的“分类”。
《阿霞》虽然透露出上述讯息，在叙事中却极为节制。作品独特的美学意蕴在于，它在喧嚣的尘世生活中开辟了一方小小的澄明境地，用日常生活的帷幕挡住了时代波澜壮阔的进程。葛亮曾自言，中篇小说就是“写人生的一个小小的光景”，“因为光景总是平朴的，没有大开大阖，只是无知觉地在生活中流淌过去，也许就被忽略了，但确实地存在过。人生也正是一连串的光景连缀而成。虽然稍纵即逝，确实环环相扣，周而复始”{10}。现实固然是驳杂纷繁的，但作者却情有独钟地将镁光灯投射在阿霞这样一个“缺根筋”的女孩身上。因此，读者看不到伴随普遍焦虑一起肆意生长的种种欲望，而是人物顺其自然或任劳任怨的生活常态。出于深沉的悲悯，她磨去了社会问题的棱角，将道德的命题转化为审美的命题，月白风清、静海深流，在回望的眼神里闪现出温润的柔光。
概言之，葛亮以毛果为主人公创作的一系列小说反映了一个突出的问题，即“毛果，也就是葛亮这一代人，他们从十几岁开始到三十几岁，经历了历史转型期的某些变化。那么，这一代人会怎样看这个世界，判断这个时代的生活呢？”{11}这既是当下我们需要反思的问题，也是“70后”“80后”作家大有可为的新天地。较《谜鸦》颇具先锋性的神秘叙事和《朱雀》《北鸢》宏大瑰丽的历史想象，《阿霞》瞩目现实，不施粉黛，却风采卓然，清澈灵动，肌理绵密。从个人的命运中漫出感动与力量，夹杂着一丝生命的酸涩况味，勾勒出一代人青春与时代的交集。在当下驳杂、猎奇、乖张的创作风格中，《阿霞》孑然守护着一方澄明境地，映照着众生世相与人间烟火。平实与苍凉、交汇与分离，都在字里行间丝丝缕缕地绵延开来，暗香浮动，光影匀停。
{1} 葛亮：《阿霞》，《七声》，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第96页。
{2} 葛亮：《七声·自序》，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3}{4} 葛亮：《南京，我们的古典主义大萝卜》，人民文学出版社微信公众号，2017年11月22日。
{5}{7} 韩少功：《葛亮的感觉》，《七声·推荐序》，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
{6} 〔法〕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4—5页。
{8} 葛亮：《日常的壳与历史的核——论王安忆的历史书写》，《理论与创作》2007年第6期。
{9} 李欧梵：《世纪末的反思》，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10} 葛亮：《小说小说》，引自葛亮的新浪博客，2011年1月28日。
{11} 张学昕：《光影里的声音是怎样流淌出来的——读葛亮的短篇小说》，《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 葛亮.七声[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
[2] 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3] 李欧梵.世纪末的反思[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4] 李遇春.新时期湖北作家“底层书写”一瞥[J].小说评论，2008（6）.
[5] 张学昕.光影里的声音是怎样流淌出来的——读葛亮的短篇小说[J].当代作家评论，201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