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莹
摘 要：目前对《范爱农》形象的研究，大多将范爱农视为一位郁愤孤傲、不与世俗合流的知识分子，而忽视了其性格中热心革命、积极战斗的一面。笔者则从范爱农对斗争的冷与热，前后两种态度的转变来分析这一形象，以期对此形象的解读有新的补充。
关键词：鲁迅 《范爱农》 形象解读
《范爱农》是鲁迅《朝花夕拾》中写人的佳作之一，1926年11月18日在厦门写成，最初发表于同年12月25日《莽原》第一卷第二十四期。散文通过好友追怀范爱农，展现了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面貌，反映了旧民主主义时期一代富有革命性的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
在鲁迅笔下，特别是鲁迅的小说中，刻画了一批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譬如《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在酒楼上》的吕纬甫，《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在这些人物身上，带有极强的虚构性和艺术性。而《范爱农》是一篇纪实性的散文，是作家“从记忆中抄出来的”，对于所描写的人物及其生平事迹不能任意增删、移植或改造。这要求散文作家必须选取典型的、有代表性的人物，又需在人物身上精心寻求，乃至发掘最典型的事件来如实描写。《范爱农》这篇写人散文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以鲁迅和范爱农的交往为线索，刻意选择范爱农几个最为动人的生活片段，并且充分发挥第一人称“我”的作用，或补充，或衬托，或渲染，使两方面彼此融会，互相契合，有力地重现了人物形象。
然而大多数研究者在解读范爱农这一形象时，都一致地将其视为一位忧愤孤傲、渺视世俗的知识分子形象，而忽视了其性格中热心革命，希望与这个时代共同进步的积极性格。笔者认为，范爱农忧愤孤傲的性格只是他对抗黑暗环境的一种方式，一种选择，而并非他最真实的性格。
一
鲁迅与范爱农的相识相熟是在辛亥革命前。1907年7月，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因而遭到惨杀的消息传到日本东京的留学生中。在一次爱国留学生“吊志士、骂满洲”的同乡会上，当大家主张发电抗议清政府暴行的时候，会场传来“一种钝滞的声音”：“杀的杀掉了，死的死掉了，还发什么屁电报呢。”这是一个十分精彩的人物亮相：先声夺人，以喧闹中突发冷语这样一种突如其来的反对的声音，至少扫了大家的兴，正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然后众人与读者循声而望，“这是一个高大身材，长头发，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总在渺视”。这数十字的肖像描写，跟人物的言辞结合得十分绵密，真是神来之笔。这肖像的最后两句，自然让人想起魏晋时代孤高忿世的阮籍。鲁迅在著名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里就说过：“阮（籍）年轻时，对于访他的人加以白眼和青眼的分别，白眼大概是全然看不见眸子的，恐怕要练习很久才能够，青眼我会装，白眼我却装不好。”{1}这是语出《晋书·阮籍传》的：“籍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这就是说“白眼”背后，是对礼教、世俗的蔑视。鲁迅特写范爱农的白眼，突出了范爱农与周围人的“异”——郁愤孤傲不合群的性格特征。对于自己老师被杀，而公然反对发电报，范爱农为何表现得如此“冷漠”，如鲁迅所言“觉得他简直不是人，自己的先生被杀，连打一个电报还害怕”。
徐锡麟可以说是范爱农的恩师，对于老师遇害的消息，范爱农内心比谁都伤痛，而反对发电报并非无情无理，这才是真正的清醒之言。先烈牺牲了，后者需要做的，是实实在在地接着战斗，而不是空发表激烈宣言，希望和反对势力讲人道，非但无用，而且还暴露自己是对统治者心怀幻想的。范爱农毫不留情地怒斥“发屁电报”，甚至不惜和公意对抗，其忧愤孤傲、冷漠的性格与其他留学生“热心”斗争的举动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为了突出这个典型的场面，鲁迅先是用不少笔墨叙述徐锡麟的行刺、被杀及其在留日学生中激起的反响。这就从侧面反映了国内革命党人的活动，正面表现了爱国留学生的反清革命情绪，与下文写范爱农的“冷语”形成对比。另外，鲁迅还借范爱农的言辞引起的误解，抒发了两段感慨，一是骂范爱农“不是人”，二是说范爱农比满人还“可恶”。这些颇为偏激、尖刻的议论，乍看像是对人物的贬斥，实际上是用这些表面锋芒毕露的言论与范爱农外冷内热的郁愤话语构成强烈对照。
范爱农与鲁迅相熟是在二人回国以后。对于这个过程，文章重点描写了二人在故乡的邂逅，闲谈中重提往事的情形。二人意外相逢，除了彼此惊讶感叹以外，又有一段对范爱农外貌的描写：“他的眼睛还是那样，然而奇怪，只这几年，头上却有了白头发……他穿着很旧的布马褂，破布鞋，显得很寒素。”这困窘寒愴的面相，显然是生活坎坷的缩影。散文接着便概括叙述了他回国后备受封建势力“轻蔑，排挤，迫害，几乎无地自容”以及在困顿中养成“爱喝酒”的习惯等情形，这些叙述描写，深刻地表现了一个正直知识分子在世俗迫害下穷困潦倒的窘境，尤其写出了人物变化中的不变：尽管那样寒素，但是那双“白多黑少”、藐视世俗的眼睛没有变。范爱农在城里与鲁迅相逢后，告诉鲁迅“现在爱喝酒”，于是他们便喝酒，之后，每一次进城必邀鲁迅喝酒，醉后“常谈些愚不可及的疯话”。这一嗜好的变化，有着深刻的内涵，它是范爱农处境、心情、性格变化的标志。他之前并不爱酒，然而现在爱喝酒，甚至每次都要喝醉。这时的范爱农对于斗争仍然是“冷漠”的，只寄希望于喝醉酒后与鲁迅谈论些“愚不可及的疯话”罢了。没有站起来斗争，而是喝酒麻痹自己，这样的选择并不是范爱农所愿意的，只是一种无奈之举。这里有一个社会背景：范爱农回到绍兴时，正是辛亥革命的前夜。范爱农回国后，和许多爱国志士一样，原想把自己的学识献给祖国和人民，但这在当时是根本无法实现的。他虽然留过学，但因为是徐锡麟的学生，被当作危险人物，找不到固定的职业，处处受人排挤、轻蔑和迫害，只得借酒浇愁。而那些在庸人看来“愚不可及的疯话”实际上是他们以酒助兴，指点江山，纵论世事，抨击时弊的“阔论”。“喝酒”反映人物处境、心情之变，“疯话”表明对社会现状和前途关注之心不变，说明范爱农锐气尚存，对未来仍抱有希望和信心，仍不甘屈服和寂寞，心中的革命之火尚未熄灭。可以说范爱农对“光复”抱有“热望”，尽管他的心绪很坏，“还喝酒”，但他绝非自甘麻醉和消沉，在我们面前的范爱农，并非一个受了排挤压迫不得反抗的形象。
从与范爱农的初识到重逢后的相知，鲁迅笔下刻画的都是一个表面上愤世孤傲，实则内心火热的范爱农形象。
二
接下来写辛亥革命爆发。在此社会背景下，范爱农迎来了革命热情的新希望。绍兴光复的第二天，他就急不可待地来到城里，“那笑容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对社会寄予极大的希望。欢欣鼓舞的他，首先想到的不是喝酒庆祝，而是邀请鲁迅一同去看绍兴光复的新气象，他一反常态地对鲁迅说：“老迅，我们今天不喝酒了！”简短激动的话语，反映出一个爱国知识分子长期受压迫而忽闻解放时难以抑制的喜悦和兴奋，袒露出对革命的无限拥护和忠贞情怀。一个激情满满、摩拳擦掌、跃马扬戈的革命者形象跃然在读者面前。有了用武之地，他便投身其中，“他办事兼教书，实在勤快得可以”，像蓄久喷发的火山，释放出极大的能量，把全部的精力和实践都用在革命工作上，“少工夫闲聊”“更无暇喝酒”。
然而遗憾的是，由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彻底性和封建势力的投机复辟，革命的大好形式犹如昙花一现，虽然“满眼是白旗”表面热闹，但“内骨子里是依旧的”，绍兴光复，只是革命走了一个过场罢了。所谓“军政府”，“还是几个旧乡绅”，政权掌握在蜕化了的革命党人和钻进革命营垒的封建遗老遗少手里，至使“狐狸方穴去，桃偶尽登场”，旧势力摇身一变，依旧统治着人民。先是革命党的首领“被许多闲汉和新进革命党包围”，“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接着是“一个听过我讲义的少年”，借着“我”与子英的名义办报，也接受了当局的股本，于是“我”和范爱农又再次变得无地自容了。这一切又如同回到了革命前，范爱农因此而处于更加沉重的压迫之下，一度萌发的希望化为泡影。明知挚友的离去，自己的处境会变得更加困难，但他仍凄凉地说：“这里又是那样，住不得。”“住不得”三个字道尽了成千上万有着“异类”性格的知识分子和革命人士的生存和精神困境，再次呼应前文革命前的“无地自容”。鲁迅被迫离开绍兴，爱农也被设法除掉了监学，被逼得走投无路，“什么事也没得做”，“在各处漂浮”，连生存的权利也被剥夺。“世味秋荼苦，人间直道穷”{2}——世态炎凉，真诚的革命者，对革命事业尽职尽力的知识分子，却“穷途末路”，无容身之地，而那些阴谋家、投机家，甚至革命的敌人，却“咸于维新”，成了“革命者”，“他又成了革命前的爱农”，沉痛的话语蕴含着鲁迅对于革命极大的失望和讽刺。
在看清了现实后，范爱农又一次陷入了革命前的颓丧中，他又端起了酒杯，用酒来聊以慰藉。只是鲁迅离开了，再也没有一个可以喝醉了酒“说些愚不可及的疯话”的挚友陪在身边，相反还处处遭人嫌弃，连年轻人也不爱同他交往，觉得“不如讲笑话有趣”。“他很困难，但还喝酒”，他需要用酒来浇蚀胸中的苦闷，来麻醉滴血的心灵，这时的酒已全然是苦涩的。“大圜尤酩酊，微醉合沉沦”{3}，喝酒的再次被提及，正是范爱农由失望而绝望，最后陷入痛苦深渊的见证。但酒只能使范爱农“微醉”，却没有使他“酩酊”，在举世皆醉中，他仍洁身自好，青年人认为饮酒讲笑话有趣，然而他绝不苟同，仍旧一味饮酒发牢骚。倘使范爱农也能随波逐流，醉生梦死，举杯唱赞歌，趋炎附势，他或许景况也不会凄凉至此。但他不屑为之，“不肯钻营，也不善钻营”，正因为如此，“酩酊”的大圜，愈来愈容不下“微醉”的范爱农。但范爱农窘困至此，心中依然还存有一点革命的热情，因而他时时给鲁迅写信，并希望鲁迅能够给他在北京寻一点事情做。令人感到沉痛的是，没有等到鲁迅为他寻得一点事情做，就传来范爱农掉到水里淹死的噩耗。鲁迅疑心他是自杀，因为范爱农是“凫水的好手，不容易淹死的”，其次是范爱农在给鲁迅的来信中，也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如此世界，实何生为，盖吾辈生成傲骨，未能随波逐流，惟死而已，端无生理。”{4}
鲁迅听到范爱农自杀的消息，“夜晚独坐会馆里，十分悲凉，又疑心这消息并不可靠，但无端又觉得这是极其可靠的，虽然并无证据。”“独坐……悲凉……疑心……无端又觉得……极其可靠……虽然并不……”这样曲折的表达，道尽了鲁迅听闻噩耗，悲痛又怀疑却不得不信的内心纷扰。于是只有写诗，写了《哀范君三章》，起首四句是：“把酒论天下，先生小酒人，大圜尤酩酊，微醉合沉沦”，末了是“旧朋云散尽，余亦等轻尘”。鲁迅和范爱农，同为那个时代对革命满怀热情的知识分子，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朋友，而成了一个精神共同体，范爱农的生命结束了，鲁迅也觉得自己的生命也失去了意义。
鲁迅对范爱农的最后描述是：“第二天打捞尸体，是在菱荡里找到的，直立着。”“直立着”是范爱农死后的姿态，而周作人则告诉我们：范爱农的尸体“实在是蹲踞而非真是直立着的”{5}。而范爱农的女儿在回忆自己的父亲时，称自己父亲并非自杀，而是被学生陷害，推入湖里淹死的。那么这或许也是鲁迅的一个虚构，却是心理的真实：他实在是愿意相信好友是不愿再生活在无端的黑暗中选择“自沉”，而不是被他人以这样卑劣的伎俩陷害而死；且他真切地相信并希望，好友就算是死了也是傲骨铮铮地“直立”着的。在辛亥革命前的范爱农，满心的革命热情找不到喷发的契机，只得埋头喝酒，说些“愚不可及的疯话”，其性格中的孤傲也使得他成为一个“异类”，这是范爱农的“冷”；辛亥革命中的范爱农，看到了革命成功的希望，他不再埋头喝酒，变得积极向前，成为一个热情满满的战斗者，这是范爱农的“热”；而革命流产后，他又掉落到一个更加孤独的境地，被革职，继续遭受排挤、迫害，他又开始喝酒，只是他内心已经极度失望了，革命的热情也几乎被浇灭，但他依然表现出了不肯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孤傲倔强。可以说，范爱农思想情绪的升沉变化，分明打着时代的烙印。
三
综观上述，范爱农前后态度的变化凝聚着深刻的时代内容，五四前后，鲁迅曾经花费不少精力思考、探索辛亥革命的历史经验，并在小说、杂文、诗歌中做了艺术表现，这篇散文就是突出的一例。它通过对范爱农悲剧的描写，形象地总结了辛亥革命的教训。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妥协性固然对范爱农的命运产生过影响，封建势力的投机、钻营尤其不容忽视。辛亥革命前范爱农没有与世俗同流合污，革命后世俗勢力的复辟，使他在革命中一度燃起的希望最终完全幻灭，他的死是由于封建势力的迫害而造成的。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不恰好也是辛亥革命本身的悲剧吗？
在鲁迅笔下，范爱农是个性格鲜明的人物。他早年加入光复会，是个富有革命性的知识分子。在他身上有着我国传统知识分子郁愤孤傲的传统美德，同时对革命又满怀着一腔热情。革命前，他那白眼看世界的态度；革命时，他那秉公办事的精神；革命流产后，他那决不趋炎附势的骨气，都是极感人的。他性格并非只有郁愤孤傲，只是在黑暗的环境中，他唯有以一种不妥协的孤傲态度与之对抗，而当他看到革命的光明时，他满心的热情喷涌而出。我们应看到范爱农郁愤孤傲的性格只是他对抗黑暗环境的一种方式，一种选择，而并非他最真实的性格。范爱农“站着”的死是他最后的反抗，代表了具有同样心志和性格的范爱农们的必然结局，他的悲剧不是孤立的、个人的悲剧，而是具有典型意义的集体悲剧。从《哀范君三章》的吟咏长叹到《范爱农》的字字真情，从虚构的小说《阿Q正传》《祝福》《药》到针砭时弊的杂文集《野草》，辛亥革命都作为深刻影响作品人物命运的社会背景出现，而这种影响往往表现为革命者从反抗黑暗到热心革命，再到革命失败后无助的绝望。鲁迅绝不是一般地支持或否定革命，他认为革命的真正意义就在于它是否能推动人的解放而对社会的发展有积极的影响。显然，小范围人在小范围地区的小范围改革，再加上反动势力的强大阻碍，使得辛亥革命不可能实现这一意义。鲁迅从范爱农之悲剧的思考开始，对新的更有效的救国救民道路上下求索，立人、改造国民性、唤醒民众等问题一一摆在他面前，“指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成为他终生奋斗的目标。
{1} 鲁迅：《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510页。
{2}{3} 鲁迅：《集外集拾遗·哀范君三章》，《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425页，第425页。
{4} 范爱农1912年3月27日致鲁迅的信，转引自周作人：《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15页。
{5} 周作人：《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1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