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传敏
摘 要：一般认为，闻一多《死水》中的“死水”或者象征着旧中国的黑暗现实，或者象征着令闻一多饱受屈辱的美国，但是这些解释都各有其不合理之处。如果仔细考察闻一多回国后的经历就会发现，极有可能是1926年初北京的国立艺术专门学校风潮直接刺激他创作了《死水》一诗。
关键词：闻一多 《死水》 重读
《死水》是闻一多最著名的代表作之一，最初发表于1926年4月15日《晨报副刊·诗镌》。然而，这一首诗的创作时间至今还是一个悬案。刘元树《闻一多的〈死水〉作于何时？》{1}认为，虽然当时通行的公开出版物中都注明该诗写于“1925年4月”，但是它和闻一多在美国创作的《忆菊》等作品中一贯把祖国幻想得美丽而可爱的做法很不一致。刘元树结合诗人的生平经历对诗歌内容进行分析，得出该诗应该创作于“三一八”惨案后的1926年4月的结论。刘元树还指出，闻一多的学生王康所著《闻一多传》可以证实他的推论——该书也认为这首诗是诗人自海外归来后的作品。而且，闻一多这样的著名诗人的重要作品不大可能在写成一年后才发表。更何况闻一多当时在编辑《诗镌》，发表作品不是难事。刘元树还以《死水》集子中《天安门》一诗末尾标注写作时间为1925年3月为例，认为这个注释的错误更加明显，因为诗人在美国绝对不可能写出这样的作品。
刘元树的看法有一定合理性。但是因为他所见材料不够充分，分析中有明显漏洞。比如他认为《死水》诗末所注1925年4月的写作日期可能是排印错误，因为叶圣陶早已发现《死水》的“排印本不惟多错字，且有错简之处”。这是明显的张冠李戴。1947年10月25日叶圣陶在给朱自清的信中确实曾提及《死水》《红烛》排印本的错字、错简。但是他所说的排印本是1948年开明书店出版《闻一多全集》时所依据的版本，而在1928年1月新月书店的《死水》初版本以及1933年4月的版本{2}中，乃至在后来的《闻一多全集》中，《死水》一诗都并未标注创作时间。{3}因此不能把1925年4月这个《死水》的创作时间简单地归为所谓的“排印错误”。
据现有材料，《死水》创作于1925年4月的说法首见于被列入《新文学选集》丛书的1951年开明书店版《闻一多选集》中。2015年7月开明出版社曾重印了这本书并在《出版说明》中交代，《新文学选集》是由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成立的“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编选的。该委员会由时任文化部部长茅盾任主任，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和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作协党委书记兼副主席、《文艺报》主编丁玲以及文艺理论家杨晦等人任委员。《闻一多选集》的编者则是李广田。李广田在为该书所写的《序》中曾表示，该书不像1948年的《闻一多全集》那样按作品分类进行编排，而是尽可能地按编年进行调整，“凡是能注出写作年代的，也已大致注明”{4}。《死水》一诗就此有了具体的创作时间，尽管现在看来这个时间仍然是可疑的。
讨论《死水》的创作时间并非仅仅具有单纯的考据学意义：不同的创作时间乃至发表、结集的时间都可能会导致对该诗的不同理解。《死水》曾长期入选各种版本的高中语文教材，在各种教辅材料对该诗的读解中即可明了这一点。这里以辛万祥、刘新平主编的《读想用 高一语文（上册）》为例。该书认为《死水》从创作、发表到结集出版，随着时间地点的不同，至少有三重意义。第一重意义：从《死水》的创作时间看，“死水”是美国社会的象征。因为该诗末尾注明的创作时间说明当时闻一多正在美国，他饱受歧视并因此对美国社会在繁华掩盖下的腐朽与罪恶感到愤怒与厌恶，对自己的祖国则表现出无限的热爱与思念，“死水”外表的华美只是污秽和垃圾的霉变，其下面则是污秽和罪恶。这样的“死水”正是美国社会最真实的写照。第二重意义：从死水发表的时间来看，“死水”象征的是北洋政府。闻一多1926年4月才把《死水》发表，是想借《死水》表达自己对北洋政府的深恶痛绝。第三重意义：从《死水》诗集出版时间来看，“死水”象征的是黑暗的中国现实——1927年大革命失败，闻一多对于祖国的美好希望破灭，第二年编辑出版《死水》表达对现实激愤而又失望的情绪，也表现了他与反动统治者不合作的态度。{5}
辛万祥、刘新平的《读想用 高一语文（上册）》中对《死水》的剖析有许多不合理之处：把《死水》的创作、发表、结集的不同时间都看作闻一多有意识地要回应不同的外部社会环境以及具体社会事件的结果，明显是一种过度阐释。但这种解释确实让我们发现了刘元树对《死水》创作时间所做的推断出现问题的原因之一：他坚持把“死水”看作黑暗中国的象征，没有想到诗人也许是要用这个形象表达他对于美国的厌恶之情。
闻一多确实不喜欢美国。他在1922年7月赴美留学，立志从事绘画艺术。尽管他初到美国时曾表示“美国人审美的程度是比我们高多了”并奇怪美国“何以机械与艺术两个绝不相容的东西能够同时发达到这种地步”{6}，但是后来在美国种种遭受排挤、歧视的经历都令他十分不快。他后来还放弃了绘画改学文学。《死水》最后一节中“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的判断和“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的行动是可以和闻一多赴美求学的经历相契合的：他去的时候本是为追求“美”（绘画艺术），但因为美国“不是美的所在”，所以放弃了这种追求。由此来看，认为“死水”象征着美国社会的观点可谓合情合理。
然而，认为《死水》创作于美国并象征着美国丑恶现实的说法所面临的一个问题仍然是为什么该诗迟至一年之后才发表。闻一多在《诗的格律》中曾明确表示《死水》是自己“第一次在音节上最满意的试验”{7}，他把这样一首得意之作尘封一年确实是极不合情理的。另外，认为“死水”指的是美国的说法虽然合乎情理，却很难找到引发闻一多创作动机的直接刺激物——这首诗虽然充满象征意味，但是景物描写是写实性的，“死水”很可能有其现实原型。根据现有材料，“死水”的原型确实有，但并不在美国。曾和闻一多颇有交往的饶孟侃在1962年7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发表了《夏夜忆亡友闻一多》一诗，其中有“楼耸龙坑湮‘死水”之句。饶孟侃在诗后为“死水”所加的注释中称：“《死水》一诗，即君{8}偶见西单二龙坑南端一臭水沟有感而作，今民族宫一带已层楼高耸，顿改旧观矣。”据《闻一多年谱长编》记载，1925年6月中旬闻一多确实曾和余上沅、陈石孚一起在北京西单二龙坑梯子胡同1号租住。《闻一多年谱长编》中还记载了闻家驷的说法：关于《死水》的写作时间有兩种说法：一是在国外时，一是回国以后。当年闻一多居住的西京畿道原名沟头，有长沟，沟内常有积水。{9}饶孟侃是闻一多的朋友，其言之凿凿，令人无法反驳；闻家驷是闻一多家人，看来他也比较认同该诗创作于闻一多回国之后的说法。
然而，如果说闻一多在诗中以“死水”来象征中国社会的黑暗现实，表达自己对祖国由爱转恨的绝望心态，和他当时的思想、活动并不相符。对闻一多稍有了解者应该都知道，他可谓现代文学史上家国情怀最重的诗人之一。他去美国之前就曾在《美国化的清华》中对美国文化表示不屑，到美国后这种看法虽一度有所改变，但是受歧视的生活经历让他的爱国热情更加高涨。1923年他还和罗隆基等留美清华同学一起在麦迪逊城成立了力图接近政治的“大江学会”，崇奉国家主义，以谋国家的改造为宗旨。归国后他仍然积极投身到大江会的工作之中，热心参与政治活动，何尝表现出对国家绝望的态度？又何曾有抛弃国家，“让给丑恶”的行动？即便是在为1926年“三一八”惨案所写的《唁词——纪念三月十八日的惨剧》中，他也表现了昂扬的战斗豪情，看不到一丝沮丧之意。如果说《死水》是闻一多受这个事件的刺激而作，那么此事件在当时反响极大，又怎能说中国这沟“死水”吹不起漪沦？总之，从闻一多回国后的思想、情感状态和一系列政治行为看，是中国的黑暗现实刺激他写出了《死水》的说法显得牵强附会、大而无当。
那么闻一多究竟为什么创作《死水》？认为这首诗只是闻一多受一条臭水沟的刺激而作显然是不对的。诗人绝不是要对这条臭水沟进行哪怕是一种充满机趣的白描，而是想用所见的臭水沟发泄自己的“绝望”情绪并进一步采取将其“让给丑恶”的行动策略。闻一多自美归国之后遇到过令他“绝望”并打算“弃之而去”的人和事吗？确实有。
1925年闻一多最初回国后工作并无着落，9月1日才被聘为国立北京美术专门学校的筹备委员。该校自1923年起风潮不断并在1925年1月被教育部勒令停办，9月正处于力图恢复阶段。当时主持恢复工作的筹备主任为教育部专门司司长刘百昭。
1925年9月15日，“国立北京美术专门学校”改名为“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两天后获得教育部批准；10月5日教育部最终确定该校名称为“國立艺术专门学校”，社会上对它的称呼则是“艺专”。该校复校后首任校长为刘百昭，闻一多任教务长并曾兼代西洋画系主任之职。1926年1月，因为刘百昭所仰仗的教育总长章士钊被免职，刘自己的教育部专门司司长一职亦不能保，“艺专”校长的职位同样岌岌可危，该校再次发生风潮。
不久，刘百昭以经费不足为由辞职，教育部拟聘林风眠代之；在林未到校之前，则拟派萧俊贤或陈延龄兼代校长。闻一多等一些“艺专”同人闻讯后表示异议：陈延龄以专门司司长身份任该校校长，有部员干涉教育之嫌。很明显，闻一多卷入了“艺专”的人事纠纷中。
关于“艺专”校长风波中的诸多细节，本文无法一一道来。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闻一多在其中的立场和态度。他在1926年1月23日给梁实秋的信中曾经谈到这件事：
我近来懊丧极了。当教务长不是我的事业，现在骑虎难下真叫我为难。现在为校长问题学校不免有风潮。刘百昭的一派私人主张挽留他，我与太侔及萧友梅等主张欢迎蔡孑民先生，学校教职员已分为两派。如果蔡来可成事实，我认为他是可以合作的。此外无论何人来，我定要引退的。今天报载我要当校长，这更是笑话。“富贵于我如浮云！”我只好这样叹一声。{10}
很明显，闻一多对“艺专”现状不满。他既不赞成教育部新任命的校长，也反对刘百昭留任，还曾作为教师代表为反对陈延龄代理校长赴教育部质问。然而，他要蔡元培来当校长的愿望并没有实现。1月27日“艺专”学生投票选举校长，林风眠、蔡元培、萧俊贤、彭沛民、李石曾等人得票较高而闻一多得票仅有二十，不及最高的林风眠票数（一百一十一票）的五分之一。不管闻一多是否有当校长的想法，得票如此之低，都难免令他沮丧。再加上“艺专”的前身“国立北京美术专门学校”曾经因为校长问题风潮连连，内部派系之间倾轧不断，他把“艺专”比作令人“绝望的死水”，是非常合乎情理的。
1926年3月“艺专”新校长林风眠到校，闻一多向林辞职，教务长一职由林兼任。林风眠虽不一定就是闻一多诗中所说的“丑恶”，但闻一多确实是把自己在“艺专”的职务“让”给了他。
从以上种种材料来看，若将“艺专”校长风潮视为闻一多《死水》的直接刺激源，较之空洞的“黑暗的中国现实”更加合理。诗的最后一节中的“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和“艺专”之相契合的程度，也不下于前面所说的“美国”：因为痛恨之情而被闻一多称为“断不是美的所在”，恰恰说明这个遭痛诋的对象本来应该是美的所在，而“艺专”就是一个专门教人追求美的地方。
《死水》一诗在技术上的长处其实只需一句话就够了：它不仅完美地实现了闻一多所追求的诗歌“三美”——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建筑的美，而且并不给人以造作之感。它既是精心雕琢的结果，也是妙手偶得，很难复制。和《死水》的成功不同，闻一多有些力求其“美”的诗句如《泪雨》中的“那原是舒生解冰的春霖，/却也兆征了生命的哀悲”，就只能引得冯文炳发笑了。{11}
{1} 该文刊载于《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3期。
{2} 1933年4月出版的《死水》为第4版，不过其版权页标明初版时间为1929年3月。该书的出版者为邵洵美，发行者则仍如此前版本一样为新月书店。
{3} 1926年4月15日《晨报副刊·诗镌》最初发表的《死水》也没有写明创作时间。
{4} 李广田：《序》，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闻一多选集》，开明书店1951年版，第7页。
{5} 辛万祥、刘新平主编：《读想用 高一语文（上册）》，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21—22页。
{6}{10} 《闻一多书信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5页，第205页。
{7} 闻一多：《诗的格律》，1926年5月13日《晨报副刊·诗镌》第7号。
{8} 即闻一多。
{9} 闻黎明、侯菊坤编：《闻一多年谱长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7页，第322—323页。
{11} 冯文炳：《谈新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