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立群 程义伟
摘 要：杨宝林的学人书法，已经成为书界乃至学界关注的重要文化现象。这一现象的产生，是诸多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他的学养特别是深厚的书法理论修养。他能在学书中理性把握艺术传统、艺术规律，有效地汲取传统文化和书法理论的精华，通过对书作内容性的强化、书法美学的重构和对传统文化精神的诠释，走入了融会古今的新境界。
关键词：杨宝林 书法理论 学人书法
杨宝林是当代著名的学者、书法理论家、书法家，书法文献学博士，中国书法家协会教育委员会委员。曾获第八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第四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第八届全国书学讨论会一等奖，第三届辽宁省书法兰亭奖。2011年和2017年分别在鲁迅美术学院、辽宁博物馆、辽河美术馆成功举办个人书法展。
作为古典文学教授，杨宝林在唐诗与《红楼梦》等领域的研究上颇有建树；作为书法理论家，他在古代书法理论、书法史，特别是刘熙载书论研究上，不断推出既有理论深度、文化高度，又具时代精神和创新意识的学术成果；作为书法家，他已逐渐成为当代学人书法的典范之一，通过学养的持续提升，将文化的、审美的、艺术的精神不断注入笔端，在尺幅之间尽显文墨相兼的美学风范和不溷流俗的精神特质。
近年来，杨宝林的学人书法，已经成为书界乃至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这一现象的产生，是诸多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但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他的学养特别是深厚的书法理论修养，更为关键的是，他能够将优秀传统书法理论融入当代书法实践，通过对书作内容性的强化、书法美学的重构和对传统文化精神的诠释，走入了融会古今的新境界。
一、文墨相兼：杨宝林的学人书法
王羲之《书论》云：“夫书者，玄妙之伎也。若非通人志士，學无及也。”{1}唐张怀《书议》云：“论人才能，先文而后墨。羲献等十九人，皆兼文墨。”{2}在传统文化中，书法与文化修养是密不可分的。杨宝林为学者出身，他学书，走的是先文后墨的路径；对于他的书法特色和艺术成就，以文墨相兼点题，可谓切中肯綮。
杨宝林由文入墨，以墨弘文，近年厚积薄发，特色彰显。最能代表他的成就和特色的，当属2011年和2017年两度书展的书作，尤以2017年书展中八个版块的作品为最佳。
在“辽宁书史”板块，他以《韩择木四条屏》等16件作品，勾勒了辽宁书法史，穿越时空，以书法的形式追踪辽宁书法大师的足迹，激活了辽海文化的精魂；“诠释融斋”板块，共10件作品，以手卷、对联、读书笔记的形式书写了研究刘熙载的心路历程，既见学人书法之神韵、风骨，又见中国书学理论之精深博大；“饮水思源”板块共有《赠丛文俊先生八言联》等4件作品，逸笔草草，传递着无限意蕴，于空灵清润中见拳拳之心；“情系盘锦”板块，以赋的形式书写在他生命中留下重要印记的盘山县；“走进红楼”板块，有对联、随笔、学术短论和《红楼梦》诗词解读等8件作品，他凭借敏锐的艺术感知力和对社会人生的深切体验，以书法的形式书写了对《红楼梦》内涵的深刻理解；“寻梦兰亭”板块，有集兰亭联、咏兰亭诗、学术短论、随笔等共9件作品，既传递了追踪书圣、梦圆兰亭的文化之享，又表现了从王羲之书法中所领悟的圆熟的艺术技巧；“抱朴心画”共16件作品，内容全部为其书法观。汉杨雄云：“书，心画也”{3}，这一板块是杨宝林以书法形式所展现的对书法至境的理解，其古雅的书风，优美的意境，反观着书家的内心；“诗文撷珍”板块，书写古代时贤诗文，尽显尚古出新的艺术追求。
由上述代表性作品可见，杨宝林的书法功底深厚，技法丰富。他以厚重博大的学养为底蕴，博采各家之长，既端庄大气，朴茂厚重，又点画飘逸，体势奔放。更为重要的是，他的书法充满着当下书坛较为缺乏的“风化韵流”{4}的文人气和书卷气，表现出至为高远的格调、气味与气象。
二、含英咀华：杨宝林的书学研究
韩愈《进学解》云：“沉浸郁，含英咀华”{5}，意为体味经典的精义。杨宝林的书学研究，基于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特别是古典文学修养及研究古典文学的学术训练，能够做到优游涵泳，含英咀华。他以理性的思维、开阔的视野、审美的精神，通过对古代书论、书法史的研究，初步完成了自身的书学理论体系建设。
杨宝林的书学研究共包括四部分内容，一是刘熙载研究。刘熙载为清代著名学者、中国古代书学重镇，以辩证论艺著称，被誉为东方的黑格尔，其代表性理论著作为《艺概》，《书概》为其中论书的部分，以“举此以概乎彼，举少以概乎多”{6}的方法，精辟而辩证地阐述了中国书法理论。杨宝林对刘熙载的研究，兼顾了其书法理论、作品和行迹，以“大文艺观”为立论，通过对以《书概》为核心的书法理论的剖析，深入阐发了中国书法的哲学基础、文化传统，书家的修养，书法的美学精神与艺术风格等。二是辽宁书史研究。全面梳理了辽宁书法发展的脉络、书家成果和艺术风格，发掘和考证了诸多被历史灰尘遮蔽的书家和作品。如他所考证的唐代书法家韩择木是辽宁义县人这一成果，将辽宁书法史提前了五百年。三是古代书法美学与理论研究。对清代碑学的理论内涵与实践价值，对书法的意境、技与道、神采与形质、天然与功夫、美与丑、雅与俗等审美范畴内的问题，均做了具有学术高度的分析与论证。四是对当下书坛生态和书法创作中倾向性问题的研究。重点对相关问题进行分析，推出了一系列具有理论深度、实践和问题导向的研究成果。
三、融会古今：理论对实践的指导
杨宝林的学人书法和书学理论研究成果，是当代文化艺术领域中一种独特的精神存在。这种存在的重要价值，不仅仅在于艺术和理论的本身，还体现在理论对于艺术实践的指导。杨宝林书法成就的取得，与他对传统文化和书法理论精华的有效汲取有着重要联系。他能在学书中理性把握艺术传统与艺术规律，“挹其菁华”，“存精寓赏”{7}，“体合造化而生成之也”，达到“学书之至”{8}。
在杨宝林的书学理论研究中，最具深度与高度，且最具现实指导意义的内容，一是对文墨相兼的阐释；二是对技道观、兼容观的理解；三是对以自然、含蓄、真率为核心的书法美学观的阐读与生发。
作为具有中国传统风范的知识分子，杨宝林所理解、阐释和实践的文墨相兼，首要在于源自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的人格修养，核心在于学养。张怀《文字论》云：“文则数言乃成其意，书则一字已见其心。”{9}苏轼《书唐氏六家书后》云：“世之小人，书字虽工，而神情终有睢盱侧媚之态，不知人情随想而现，如韩子所谓窃斧者乎，抑真耳也？然至使人见其书而犹憎之，则其人可知矣。”{10}刘熙载在《游艺约言》中提出：“善书者不出廉、立、宽、敦四字。然则欲从事于书，莫如先师夷、。不然，则顽懦鄙薄之书，且将接迹于世也。”{11}杨宝林在研究中既认识到了“书法人品论”的局限性，又特别强调人格修养是书法文化得以发扬的基础，崇尚文人之风骨。关于学养，同样是中国传统书论中所特别强调的，苏轼在《柳氏二外甥求笔迹二首》中云：“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12}董其昌的《画禅室随笔》强调书家的学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立成鄄鄂。”{13}泽古深者书自工，作为古典文学教授的杨宝林，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外以儒修其身，内以道治其心，并力倡与古为徒，追求文质彬彬。他在深研古代书论，考察当代书法状况后，指出了书法文化缺失、重形式轻内容等问题的存在。同时身体力行，完成了大量原创内容的书法作品。他的作品，遵循了“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14}的古训，神、气、骨、肉、血五者兼备，且极具温柔敦厚之风和超然飘逸之气。
技与道的关系，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命题之一，也是传统书论的重要范畴。苏轼在《跋秦少游书》中论及：“技进而道不进，则不可，少游乃技道两进也。”{15}元郝經《论书》：“然从技入于道，凡有所书，神妙不测，尽为自然造化，不复有笔墨，神在意存而已。”{16}刘熙载的技道观，同样有着独到的见解。根据杨宝林的理解，刘熙载技道并重，但强调书法先要有法，再由有法过渡到无法，先要有为，再由有为过渡到无为，从而达到技进乎道的目的。杨宝林学书，“不为无法，而妙处不在法”{17}，始终遵循以“二王”为主体的谨严法度，时时恪守古训古法，又不为定势所限，取法多元，博采兼收，追求无穷变化，脱旧出新，独树一帜。他的书法，沉着顿挫中见变化牵掣，于平正中见奔放，于规矩中见飘逸，既存朴质书风，又现妍美流变，逐渐进入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审美至境。刘熙载辩证论艺，对于矛盾、冲突的事物，有着通变和兼容的倾向。在对刘熙载等的研究中，杨宝林进一步厘清了长期游离甚至对立的碑学与帖学的关系：“合之两美，离之两伤”{18}，碑帖兼容，也许是中国书法的最佳出路。因此，他习书从帖学入手，尽得帖的流美，又吸纳碑学之精华，兼得碑的厚重。风神骨气和情趣意蕴兼备，形成了既圆融浑朴，又宏逸秀润的美学风格。
汉字书法艺术，是博大、厚重的，也是千姿百态和不拘一格的，与之相关的美学观，同样因时、因势、因人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把笔抵锋，■乎本性”{19}，杨宝林认为，刘熙载书学的审美崇尚，是将所积淀的中国文化精神、传统的书法美学精神与个人美学趣味相融后所形成的观念体系，其核心是书法美在自然、含蓄和真率。刘熙载追求本色、自然，提出“学书者始由不工，继由工求不工。不工者，工之极也”{20}，认为文不修饰就是修饰到了极点。他指出，书法的含蓄主要表现在笔法与格调上，反对书家过分呈才使气，笔画真力弥满而不外显，则含蓄蕴藉，引人深思。他深知“‘真率二字，最为难得”{21}，恪守“诗可数年不作，不可一作不真”{22}的原则。真率，是其为人为文的至高追求。杨宝林书法所呈现的美学精神，与他所理解的刘熙载的审美崇尚高度契合。他在习书过程中，不断体味传统书论中所蕴涵的审美元素，并通过吸纳精华、剔除糟粕而使自身的书法审美空间得以重构，并以至理、本性、真情为统领，不刻意求工，以天真烂漫为师，逐渐进入了澄明、高旷的美学境界。
可以说，杨宝林书法创作的成果是其理论成功的重要注脚。他以优秀传统书法理论指导实践的学书路径，对于当代书法艺术创作，乃至如何传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均具有一定的示范性价值和借鉴意义。
{1}{8}{19} 戴丕昌、范乡之编译：《古代书论选译》，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3页，第224页，第37页。
{2}{9} 栾保群主编：《书论汇要》（上），故宫出版社2014年版，第166页，第167页。
{3} 周积寅：《中国历代画论：掇英·类编·注释·研究》，江苏美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79页。
{4} 何绍基：《何绍基书论选注》，湖南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226页。
{5} 吴楚材、吴调侯编选：《古文观止》，崇文书局2010年版，第308页。
{6}{20}{21}{22} 刘熙载：《艺概笺注》，贵州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96页，第437页，第422页，第165页。
{7} 孙过庭：《书谱》，中国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51页。
{10}{15} 张春林编：《苏轼全集》（下），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1444页，第1438页。
{11} 刘熙载：《刘熙载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75页。
{12} 张春林编：《苏轼全集》（上），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87页。
{13}{17} 董其昌：《画禅室随笔》，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版，第94页，第38页。
{14}{16} 包备五：《中国历代书法论文选读》，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178页，第230页。
{18} 杨守敬：《评碑评贴记》，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9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