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婉
摘 要：王锳的《唐宋笔记语辞汇释》在语料的选取、例证的引用及收录内容上都很有特色。从此书的研究特色来分析，作者不拘一格、认真严谨、实事求是、集思广益的治学观念堪称后世楷模，发人深省。
关键词：《唐宋笔记语辞汇释》 王瑛 治学观
关于汉语词汇史的研究，历代以来都是重古轻今。关于古书的训诂，清人做了极大的努力。传统的训诂学、各種注疏类作品成果辉煌，但对中古近代语言研究的忽视，造成了现在头重脚轻的状况。近百年以来，汉语词汇发展历史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以前语言学家把汉语简单地划分为文言和白话，而现在，语言学界都承认，在汉语的发展过程中，除了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这两个阶段以外，还有一个近代汉语时期。由于认识的深化，后来又从中分出了中古汉语时期。故汉语的划分大致为“上古汉语—中古汉语—近代汉语—现代汉语”。虽然在断代上还有些分歧，但语言是流变的、不断发展的，汉语史的分期不取决于中国历史的分期，而取决于汉语自身的发展变化。在那个年代，王先生的《唐宋笔记语辞汇释》正是为了补汉语词汇史研究的空缺而著。正如他在此书的前言中提道：“《唐宋笔记语辞汇释》的编写，就是试图在两代口语词汇研究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将取材范围再略加扩展，为解决上面的问题（汉语词汇史研究近代上的空白）略尽绵薄。”
一、以笔记为语料，不拘一格求新知
蒋礼鸿先生在《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的序言中提道：“研究古代语言，我认为应该从纵横两方面做起，所谓横的方面是研究一代的语言，如元代。当然后者的做法更能看出一个时代语言的全貌。”在语言学的角度上，我们现在将之分为“共时语言学”与“历史语言学”。从这个方面看，王先生的《唐宋笔记语辞汇释》属于共时研究，目的就是为了给历史研究提供可以吸收的成果，为汉语词汇史研究添砖加瓦。基于此立意来讲，王先生的作品是十分成功的。王先生的语料选择是唐宋笔记，范围十分明确，作为共时研究时间跨度不会过大，且突破了专书研究的桎梏，以某种类型的作品作为研究对象，避免了特定作品及作者在词汇面上存在的缺陷，大大提升了研究成果的客观性。
以“笔记”为研究语料的优点在于口语色彩较为强烈，且内容繁杂、词汇面较广，在唐代和宋初白话文献较为缺乏的情况下，是很有价值的。在此之前，绝大多数近代汉语词汇研究专著都是以韵文作为研究对象的，如张相的《诗词曲语辞汇释》以及王先生的另一部著作《诗词曲语辞例释》。韵文作为语言的一部分，固然是有研究价值的，但由于押韵的要求，词汇的使用上口语化程度不如非韵文，也没有笔记那么贴近生活。“笔记”类语料的研究更是开拓了近代汉语词汇史研究语料的新领域。
二、例证与参证互补，治学严谨功底深
在收录的范围和标准上，本书大体同张相的《诗词曲语辞汇释》相同，即那些“非先秦两汉雅诂旧义所能赅，又非八家派古文所习见”的语辞。全书收词语计标目288，附目145，分列337条，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后附笔画索引。由于词目不是很多，这样采取音序法编纂更为简洁明了，方便检索。
全书释词主要采用排比归纳法，引用例证解说，原则上采取第一次汉字简化方案所规定的简体字，个别简化后易滋疑误者或酌情保留，或于词目后加括号注明相应繁体。这样做对后续的理解及考释有一定帮助，这体现了王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每条引例多少视词目难易而定，凡前人未及或用法较为纷繁的新词新意，则多举例，凡意义显豁或属助成前人之说者，只酌举二三。这样的举例方法也使得这部作品文字洗练，要言不烦，受到了学界很高的赞许。
例证则以采自笔记者为主，他种体裁用例只供参证，但正是这些参证让书中的观点更有说服力，弥补了共时定类语料单薄与不足之处。虽说只是参证，但也十分有力，足以看出王先生功底之深。
参证则可归为以下几类：
（一）同时代其他作品
如第一百五十三页“圣贤”条：“按以上用法，变文亦多有其例。《庐山远公话》：‘遂于佛殿前，将紫云毫神笔，启告十方诸佛、如来立（土）地灵，咸愿证知；若诸贤圣不许，愿笔当时却下。又《王西厢》一之一：‘数了罗汉，参了菩萨，拜了圣贤。”
（二）异时代作品
如第六十页“官方”条：“‘官司可称‘官司‘官防‘关防，金元曲中有例可证。《董西厢》八：‘君瑞悬梁，莺莺觅死，法聪连忙救：您死后教人打官防，我寻思着甚来由？”
（三）古书旧注
第一百八十八页“消息”条：“按《颜氏家训·书证》：‘考证是非，特须消息。王利器《集解》卷二引古抄本《玉篇》‘消字下云：‘野王案：消息犹斟酌也。另引六朝例证甚夥，可参看。”
（四）方言例证
第六十一页“管”字条：“又今山西等地方言尚有此用法。歌剧《刘胡兰》：‘管教他插翅难飞，有腿难逃。”
三、例助他人成说，一片冰心向学问
下面我们来看一些在前人基础上做研究的例子，主要可分为两类：
（一）参证成说
如开篇第一个词条“报，为报”。王先生在释义、列举例证之后指出：“‘为报这一熟语，诗词中尤为可见。蒋绍愚在《杜诗词语札记》‘为报条举杜诗四例、唐代其他诗作五例、苏词一例，并云：‘一些通行注本常将此词语注错。（北京大学中文系编《语言学论丛》第六辑117页）可以参看。”
又第八页“便转”条，只补充两例，后说明“又‘便转在韵文中或径省作‘转，参见蒋礼鸿《义府续貂》55页‘转、便转条。”
书中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王先生不贪他人之功，反举例助成他人之说，且详细注明出处，便于考察研究。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作者想要补近代汉语史之缺，把词汇史研究向系统发展，甘愿做一颗螺丝钉的精神与决心。
（二）前人未及
王先生在书中指出了一些辞书释义及唐宋笔记校注上的错误。
辞书上的纠错如第三十四页“大段”条：“按新版《词源》667页‘大字下收有“大段”条，释云：‘唐宋人指重要、主要、完全、仔细等。举《幽闲鼓吹》、苏轼《答王定國书》《朱子语类》各一例。但其解说施之上举诸例，多不可通；即以所举后二例而论，也宜释为‘十分‘非常。”
校注上的纠错如第二十二页“处”条：“例1中华上编1958年校点本断作‘有隋房公、杜公仁寿九年十二月题，玄岭、如晦题处。房年二十三，杜年二十六，今移在……‘处后句号失当，文艺遂不可晓。”
这些小错误的纠正虽未著成新说，但在前人的基础上对小的失误进行了补充订正，为书籍校勘及疏通文义作出了贡献，体现了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也启示我们，学问要从小的地方做起，脚踏实地，一步一步，积少成多。
四、存疑留异，实事求是共治学
本书最值得一提的是书后附了“语辞备考录”。王先生在前言中提到“语辞备考录”所列者约三种情况：一是略见端倪尚难确指的，二是笔记中单例孤证而尚有一定参考价值的，三是可以帮助探讨、说明语源的。列出这些都意在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一些资料和线索，供学界的朋友们参考，这体现了王先生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在研究过程中遇到疑难不通之处，不忽略，不逃避，也不歪曲强解，而是如实地记录下来，与大家共同探讨。王先生并不闭门造车，而是集思广益，真真实实想为近代汉语词汇史研究出一分力。这也说明，学问不是关起门来可以做的，我们应该开阔视野，集思广益才能做好学问。而且，这对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深入展开也大有益处，针对这份备考录，也有不少学者做出了成果，如：蒋宗许的《〈唐宋笔记语辞汇释·备考录〉杂考——“中古汉语研究”系列》及郭作飞的《唐宋笔记语辞札记——读〈唐宋笔记语辞汇释·语辞备考录〉》等。这些文章灵感都是源自于王先生的“语辞备考录”。
《唐宋笔记语辞汇释》在唐宋口语词汇考释上有诸多成果，它借助了新颖的语料，让人们更全面地认识唐宋时期近代汉语词汇的真实面貌，为汉语词汇史的研究做出了贡献。而且，这本书在词汇研究上的理论与方法也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更重要的是，王先生不拘一格、认真严谨、实事求是、集思广益的治学态度，在现在这个科研成果为重，发表论文作指标的学术风气下，也十分值得我们这些莘莘学子反思与学习。
参考文献：
[1] 王.唐宋笔记语辞汇释（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1.
[2] 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序[Z].北京：中华书局，1959.
[3] 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M].北京：中华书局，19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