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昌 李旭青
摘 要：“军人魂”是张其昀基于儒家思想文化，针对抗战的现实需要以及振兴传统儒家思想文化的时代使命提出的思想精神。具体来说，“军人魂”以传统五德（智、仁、勇、信、严）为核心，传承与弘扬传统儒家文化，并通过提倡“军人魂”，培养民族精神，使中国建立真正的国防，实现抗日战争胜利，建立民主国家，彰显出时代价值与重振儒家文化的目的。实质上是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现代转型，即“新儒家”所指内圣与新外王之结合。
关键词：五德 军人魂 张其昀 儒家文化
张其昀（1900—1985），字晓峰，浙江宁波鄞县（今鄞州区）人，中国著名的地理学家、历史学家，新儒学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他认为中国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乃因儒家之道未行，而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之核心”{1}，“应为一切改革之原动力”{2}。抗战之际，他指出：“国防论之最高峰，即为中国之军人魂。”{3}“军人魂”是张氏儒家思想的集中体现。学界对此鲜有涉及，故本文就此做相关探讨。
一、“军人魂”的提出
“军人魂”是张其昀基于儒家文化和社会现实所提出的思想。他看到“中国军队的腐败，中国政治的堕落，中国民族精神的消沉，以致中国的国防遂达到破产的地步”{4}，呼吁建立真正的国防，而“国防之可贵者，莫贵于精神国防”{5}；“军事胜败的最大关键，非系乎武器装备与兵数多寡，而实深有赖于精神教育的成功，民族大义的发扬”{6}。精神国防和精神教育重点就是“军人魂”，具体来说是以“智、仁、勇、信、严”五德为核心思想，既是国魂，也是民族精神。为什么提倡五德（军人魂）？他明确指出：“真正的武力实为一国之文化精锐。”{7}“实为培养民族精神之沃土，而为不可磨灭之精神遗产……永为中华民族精神上的万里长城”{8}。五德（軍人魂）是能抵御侵略的长城，是可以战胜日本的，是“建国的根本力量，也是战争最有效的武器”，而“一切精神教育之真谛，不特为军人之仪表，亦为学风之正鹄”{9}。以“军人魂”塑造民族精神，又弘扬民族精神，建构精神上之伟力。将帅有了军人魂，“当战事万分危急之秋，能以一纸命令，鼓舞士气，率三军之心，同战士之力，如长江大河，沛然莫之能御”{10}。在抗战之际，提倡和发扬“军人魂”（国魂），就是以儒家五德对国民进行精神教育，这是救国之出路。可以说，提倡“军人魂”意味着儒家文化的振兴及其现实价值之所在。他曾说，“中国之学术与政治，均将受军人魂之洗练”，此乃“中国建国精神最可爱的新辉”。{11}
二、“军人魂”：五德
在《中国军人魂》一文中，张其昀具体阐述了“军人魂”，即五德：智、仁、勇、信、严。五者相互包含共为“军人魂”这一整体而存在，缺少其中任何之一或有所偏颇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军人魂”。
军事学识和哲学修养统一为军人之“智”。这个“智”既具有儒家的德性，又具有实践意义内容。张氏首先指出“智”在军事中的地位和作用，而军事斗争以“智”为上，军人要有全局和长远之“智”，这是达到预定的政治目标的凭借和保证，最高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军人首要了解的就是军事学识，能善用有形力（如气候、地形、粮食等）和无形力（如军纪、士气、战略等）。在二者基础上，要能善以辨别（益辨）和判断（为断）。而正确的学识和知己知彼，就是要军人有“诚”，它是智谋的基本条件，如此“以近知远，以一知万，以微知明”{12}。好学深思既是达到智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又是智的表现。张氏进一步提出，军事学识在外，具有哲学思想的军人，“虽纷纭交错，而是非不昧，虽瞬息万变，而清明在躬，故能独来独往，出奇制胜”{13}。一如阳明之学，军人当“心存万物”且“万事皆明”，这是圣人（军人）应有的道德修养，也是有智的内在依据。军人要能自觉选择道德的行为，不断提升道德能力（智），并发挥智，用知识、智慧去治理天下。智还是自知与知人的统一，“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这是“智”的要求，应有之义。无论是军事学识（博约）还是哲学修养（致良知）目标都是成就真正的军人；抗敌制胜，只是后者站在更高度上去规范前者。这里的“智”是“仁智合一”的，真正的“智”也已然具有了其他德性内涵特征。
仁，就是爱人、不嗜杀、喜和平、能舍生取义，有实现国家独立统一、民众安康的价值追求。这样的志士仁人（军人），可称得上民族英雄，也决定了一个人的高度、战争的成败。首先，他对仁与智的关系进行了说明——“智者必有仁”。有“仁”无“智”意味着不能辨别善恶是非，有“智”无“仁”则不能有大作为。战争不可避免会有伤亡，这与“仁爱”是冲突的，但真正“仁”的军人是不嗜杀、能宽待敌人的，这样的军队“所向披靡”。“仁”是从正面去爱护人，尊重生命；“智”是从反面（全局、长远角度）去对待人，消除妨碍成“仁”的一切，包括战争本身。“仁”与“智”从终极目标上是一致的，都是爱人和合乎道义的。进一步看，军人应不贪生怕死，要死得其所，合乎礼，才能算仁。张氏通过列举古今对“仁”的不同看法指出，“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死以害仁。国家当危急存亡之秋，忠义之士不以成败利钝动其心，捐躯殉国，视死如归，愿牺牲个人以保障民族之生命”{14}。如此，“军人魂”就是要强调军人有“忠君报国”“舍生取义”的思想。于此，可看出儒家所重视的个人价值和国家责任感。这样，中国的抗战是仁义之战，中国军队乃是仁义之师，中国抗战为实现“仁”，中国军人皆可说有“大仁”之德。
勇，张氏称为“勇气”，是有“仁义”、有“智慧”、能坚持到底、有任重道远之感的勇气。有“勇气”乃“军人魂”内在要求和理所当然之事。张氏首先区分了“小人之勇”和“士君子之勇”。小人的勇敢是没能正确认识到死亡的价值，而行为暴虐；士君子（有学问而品德高尚的人）的勇气，是合乎儒家之道义的，不屈服于权势，不计个人利益，在任何利益面前也不为所动。“仁”在先，“勇”在后。面对利与生死，真正的军人深知利害，不改意志，“能执其中而为正，任重致远，恪尽天职”{15}。真正的勇是意志一以贯之，能坚持到底，时刻保持坚定意志，毫不松懈，能越挫越勇。勇还是有“智”之勇。这种勇是内在的修行，非匹夫之外在之勇。内在勇与外在勇的统一才是真勇。真正的军人必须是那些亲自指挥、敢于上战场的人，这样的勇才是行军之高之原则，才能彰显“大仁”。这一切都需军人明辨义理，从平常做起，从精神和行动上引领士兵和军队。倘若将领和士兵都有这样的勇气，军队便能上下一心，融为整体，就是在物质武器不如敌人时也必能征服一切困难。最后，他再次强调了仁义、生死、勇力以及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关系，还有礼义与勇力的关系。以“仁义”为基准，便能正确看待生死，生果敢之心，行果敢之勇，国家人格与民族才能存于危亡，渐而真正革命建国。
信，张氏称之为“信心”，分“对上为信仰，对下为信任，对友军互助互信”三个层面，以“仁”为基础，统一于“诚”以达到“和”（军队上下一心，团结）。{16}张氏强调“信”的内在精神规范忠（心）与外在行动（信）的统一。信由忠（心）出，忠是发自内心的真正情感和具有真诚自觉性，这是军人“信”的基本精神和目标。“信”我们也可理解为“忠心”，合乎人本心本性的“忠”与儒家“仁”以本心本性为基础是一致的。言与行相一致，就是“信”，“忠”与“信”的统一则为“诚”。实质上，就是军人通过人心修“诚”转化为外在的“信”（军纪）。“信”其实就是典型的儒家诚信观作为一种心性伦理，作为“内圣”与“外王”的统一之道，具有经世致用的倾向。{17}就是要做到军事训练与精神教育相结合，要使军队有进取心、创造力、奋发有为，富于攻击精神，有判断力。治军时，军人要有真诚言行，言可信，任用人要信任他们，不能起疑心、有疑虑。同时，军人要抚恤部下士卒，这重在真挚诚恳，这也是“仁”（爱兵）的表现。对于友军也应以和为贵，以诚待人，平恕待人。如此，军队间能协同、持久，越战越强，转败为胜。
严，即在儒家纲纪学说框架下的“嚴”，在这里就是军纪，是内在自觉的纪律精神和外在纪律规范的统一。使纲纪（军纪）严，就是要使其合乎“礼义”，这与“信”的目的是优良的军纪一致的。“严”要有法度，法令作为行军治军的规范，但更要有内在的自觉性和自我约束，能够敬畏军纪，才能达到军民合作的目的，才能动员民众抗战。纲纪的确立首在明赏罚，并能坚决执行、公平对待，才能取信于全军，团结一心。对于功过，军人赏罚要分明、有度、合宜，不可一概而论。这样将帅才能获得威信，军人才能行军纪，克敌制胜。这二者之“严”都可归为要求军人遵守外在之“礼法”（军纪）。此外，还要有内在之“礼法”（军纪），让军队感受到仁和恩信。这是将领对部下严格要求之下的关心和爱，无论要宽严相济、宽严爱憎、好恶赏罚，均应源自人内心至诚无伪的仁爱之心，也与军人仁、义、勇、信等的内容是相契合的。军人之“严”还应“质朴”，这为军人本色。此为要求军人内在品格修养和外在行动的持久性，具体点就是在意志层面，持谦虚之精神、克制自身可能带来的欲望和冲动，以防触犯军纪，具有明显的自抑性。
三、“军人魂”的本质
“军人魂”是与儒家精神实质“内圣外王”相一致的，实质上就是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现代转型，即“新儒家”所指内圣与新外王之结合。“内圣外王”所注重的是内与外、圣与王、身心修养与经世致用、精神境界与建功立业的统一。张氏的“内圣”就是通过“智、仁、勇、信、严”之五德提升军人品格，以发挥民族固有的“军人魂”。五德是作为整体而存在的，而智乃是核心，其每一种品德都必须联系其他品德才能尽显其义。“外王”就是通过实践将“内圣”用于实践，即抵抗侵略，完成中国革命。而“内圣”与“外王”统一基础就是五德，五德是前提，途径就是教育（精神教育），方式就是社会实践，目的是“平天下”，即抗战胜利，乃至中国革命的完全胜利。不过“军人魂”更多的是对高级将领、军队统帅的要求。“内圣外王”者，“要有高深的学问，高尚的道德，和自由的思想，创造的精神，故其人必兼资文武，执笔执剑同为一人，一面尽力喻中国文化之复兴，一面尽力喻军政制之改革。渺然一身，于战场为勇士，于书斋为儒家，时而驰驱于血瀑魂风之警，时而沉酣于高文典册之中”{18}。这并不排斥普通民众的地位，只是将高级将领摆在更突出的“楷模”位置，将其作为民众精神的引领者和追求的目标。
{1}{3}{4}{5}{6} 张其昀：《张其昀先生文集》，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9年版，第553页，第5479—5480页，第5320页，第1799页，第5522页。
{2} 张其昀：《教师节与新孔学运动》，《时事公论》1932年第15期。
{7}{8}{9}{10}{11}{12}{13}{14}{15} 张其昀：《中国军人魂》，《杂志》1939年第3期，第34页，第37页，第34页，第37页，第5479—5480页，第34页，第35页，第35页，第35页。
{16}{17} 丁原明：《儒家诚信观及其在当代的运用》，《山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第36页，第47—48页。
{18} 张其昀：《国防问题丛谈》，《中央时事周报》1933年第3期，第11—1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