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皓雪 原子娟 岳斯琦
摘 要：古代朝鲜编纂的中国诗歌选本呈现出古代朝鲜汉诗发展的历史进程，反映朝鲜提倡温柔敦厚的诗教，在理学视域下论诗的文学思想，而朝鲜王朝后期拈出“天机”与质、真的诗学范畴，有重提文学艺术标准的倾向。
关键词：朝鲜汉诗 选本 朱熹 温柔敦厚 性情
古代朝鲜是域外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全面、最深刻的国家。中国诗学，作为朝鲜汉诗的源头，从诗学观念、师法典范、艺术形式等方面深刻影响、全面塑造了朝鲜汉诗的创作与批评。通过朝鲜编纂的中国诗歌选本，可以反映出朝鲜诗人的文学思想。
一、提倡温柔敦厚的诗教
温柔敦厚的诗教观念，要求诗歌应遵从道德伦理规范、“怨而不怒”{1}地委婉劝说，指出诗歌创作应“发乎情，止乎礼义”（《毛诗大序》），即于艺术表现上含蓄蕴藉、微宛委曲，于内容上要深郁厚笃。这一诗教观念被历代许多统治者和文人奉行，且逐渐成为维护礼教和伦理道德的诗歌创作准则。朝鲜对中国诗歌选本的编纂也体现出这一思想，朝鲜文人甚至将其视为真谛。李宜显自言：“余素昧诗学，犹知温柔敦厚四字，为言诗之妙谛。”{2}吴载纯《诗选跋》：“夫诗莫尚于三百篇。然自周之衰，诗教不兴而正声浸微。轩观风之法废，而列国之诗不陈于朝庙，则诗之难言也久矣。然汉魏以来，作者蔚兴。靡靡乎晋、隋，而颇盛于唐。虽其声律屡变，而源流可考也。故其古体，雅之类也；其近体，风之类也。又其咏事，则本乎雅者也；其写兴，则本乎风者也。其沉郁者，得于雅之趣也；其平澹者，得于风之旨也，而有足以观性情者。则后世之诗，曷可废哉！此诗之所为选也。”{3}表现了他恢复风雅正声、温柔敦厚诗教的文学思想，提倡沉郁、平淡的风格。
汉代认为经孔子删订的《诗经》为典范之作，诗歌创作要表达诗人的情志以反映社会政治风貌，诗歌具有教化的作用，朝鲜文人继承了这一思想。如朴承任《风骚选序》：“然因诗劝惩，乃先王之教。而韵语发蒙，先儒亦有其训。后世述作，虽不能追俪古人，而其意趣所到，亦莫非喜戚爱恶所感发。”{4}曹伟《杜诗序》：“臣窃惟诗道之关于世教也大矣，上而郊庙之作，歌咏盛德，下而民俗之谣，美刺时政者，皆足以感发惩创人之善恶。此孔子所以删定三百篇，有无邪之训也。”{5}表现了其赞同诗歌应起到歌咏盛德，美刺时政，教化人民的作用。
唐代有很多杰出的诗人都反对齐梁以来的绮靡文风，欲恢复风雅正声，如初唐四杰、陈子昂、李白等。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提道“别裁伪体亲风雅”，他以诗美刺，将儒家美刺原则进一步发展为对社会现实和民生的关怀。曹伟《杜诗序》：“子美生于盛唐，能抉剔障塞，振起颓风，沉郁顿挫，力去淫艳华靡之习。至于乱离奔窜之际，伤时爱君之言，出于至诚，忠愤激烈，足以耸动百世。其所以感发惩创人者，实与三百篇相为表里。”高度赞扬杜甫，认为其力去浮艳绮靡文风，表现了忧国忧民的社会关怀，恢复风雅正声。
二、理学视域下的诗学思想
朝鲜的诗歌选本也體现出理学视域下的诗学思想。从理学修身的角度看诗，诗歌应表现性情之正。性情之正属价值判断，朱熹《论语集注》：“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6}强调作诗的目的是为使人“感发善心”“惩创逸志”，培养正确的性情，诗歌对人有修身养性和教化的作用。因为理学家所指的性情为“发而中节，循性合道的情”{7}，是一种道德情感，故而他们十分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朝鲜诗人鱼有凤《诗编序》：“古人之教，莫切于诗三百。无论庠塾与闺门，必以是先焉。盖其所以惩创感发、得夫性情之正者，有深于礼训防范焉耳。”{8}也认为诗歌的作用为“礼训防范”，教化民众。性情之正的“正”是伦理的概念。要得性情之正，首先要用理性抑制强烈的感情，无欲无求，安静地思考。理学培养圣人人格，追求“孔颜乐处”，培养情意恬淡的审美心胸。此外，理学还要求诗风清远简淡，反对险怪奇崛，朝鲜文人便在理学视域下追求“太羹玄酒”{9}大音希声的平淡。如申叔舟《宛陵梅先生诗选序》：“诗之体，盛于唐而兴于宋。然其间所赋之诗，豪放美丽，清新奇怪，则或有之矣；至如简古精纯，平淡深邃，寄兴托比，自与唐人无校，则独圣俞一人而已”{10}，便表现了古代朝鲜文人对梅尧臣诗歌简古精纯、平淡深邃的风格以及寄兴托比的艺术手法的偏爱与倡导。又朴胤源《汉魏五言序》：“大抵汉魏去古未远，其诗乎有三百篇之遗韵。非唐宋人诗所可及也。今之诗人，多学唐宋，而鲜学汉魏，何哉？汉魏醇淡，唐宋华靡。醇淡难为味，而华靡易为悦故也”{11}，也体现了朴胤源一反大众偏爱，转而追求平淡诗风。
朝鲜文人承袭理学家将孔子“思无邪”作为性情之正的理论渊源。理学家程颢曰：“‘思无邪者，诚也。”朱熹认为：“《诗》三百篇皆出于情性之正。”金便承袭了这些理论，他在《三大家诗全集序》中提道：“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读三家诗者，苟于其爱君忧国之诚，脱俗遗世之志，抑邪扶正之意，一于心而无他思，流出而为歌咏太平之乐章，则兴于诗者固在此，而其亦不失乎可与言诗之圣训也。”{12}即表现了诗歌应培养爱君忧国热情与高雅的情志，并抑邪扶正，从而维护礼教和伦理道德，有用于现实社会。黄德吉《三先生诗序》：“宋洛闽诸君子出，斯文丕变，正声复作。康节发之以平远闲雅之趣，考亭彰之以纯正刚大之气，南轩和之以温厚高明之思。彬彬乎诗之大成矣。帝曰言志，子曰思无邪。志，心之之也。无邪，性情之正也。”{13}也表现了性情之正的诗学思想，包括人平远闲雅的志趣，纯正刚大的气节以及温厚高明的思想。
朝鲜文人认同诗歌应表现现实生活，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诗歌的创作应来自性情，达到览其诗便可知其人的境界。许筠《题唐绝选删序》：“尝谓诗道大备于三百篇，而其优游敦厚、足以感发惩创者，国风为最盛。雅、颂则涉于理路，去性情为稍远矣。汉魏以下为诗者，非不盛且美矣，失之于详至宛缛，是特雅颂之流滥耳，何足与于情性之道欤！……尧舜之世，已有诗。下有康衢耕凿之歌，上有南风赓载之歌，皆自性情中流出者也。”{14}这表现朝鲜文人认为诗歌创作应表现性情。申维翰继承孟子“知人论世”的思想，在《李白诗序》中指出：“不知其人，焉知其诗。”{15}而由诗观人则是“知人论世”的反向补充，如成大中《林和靖诗集序》：“览其诗，亦足以知其人也。”{16}这都反映诗歌应体现诗人的真情实感以达到览其诗便可知其人的境界。
反对以艺术、美学标准言诗是理学家的典型文学思想，认为后之说诗者，重视格调、音韵、辞藻等，而忽略了理学修养。黄德吉认为士大夫若片面攻乎词章，诗歌便不能起到这些作用。其《三先生诗后序》：“我见之，世之士大夫攻乎词章，夸奇竞巧，相尚以为能事。父教之子，传习之弟子，不越乎五七字之矩。偶有一二神妙则风流籍甚，或不闲于时好者，相嗤訾而不齿之。果能于是，是可以迩事父乎？是可以远事君乎？是可以德崇业广乎？是可以刑于家，正于国而范其俗乎？吾未知其可也，亦奚益焉。非徒无益，又从而害之，志业由而日荡，习俗由而日薄。大者梁陈之君颠厥邦，小者谢薛之流不获保其躯。焉用词章为哉，焉用词章为哉！”{17}批判了士大夫攻于词章，严格遵守五七字之矩，指出诗歌创作应发挥其兴观群怨的作用，而非拘泥于形式。黄德吉《三先生诗序》：“诗亡盖千五百有余年，降而汉，靡而六朝，变而唐，中间作者往往接武。华丽至于曹谢而无实，高大极于李杜而无用。后之说诗者，惟以格调气音情色相上下之。甚者曰非关书也，非关理也。彼哉彼哉，不可拟夫言诗也。”{18}同样批判了单纯重视诗歌的格调、音韵、辞藻的文学现象，指出诗歌应关书关理，重视理学的内容。
朝鲜诗学思想受理学影响还体现在推崇理学家，尤其是朱熹的诗论。黄德吉《三先生诗后序》：“及观濂洛诸诗，始知初学之大谬。痛刮俗尚，乃手抄邵、朱、张三先生诗集，朝夕讽咏、反复沉潜者有年，略会其要领。上自天命精微，下暨吾人庸言庸行，以至山水风云草木之汇，起兴深远，敷事明切，皆吾格致也，皆吾实践也。”黄德吉认为邵雍、朱熹、张载的诗可以让人自省并实现人格的自我提升。又如鱼有凤《题二家诗选后》：“右白香山诗一百二十三首，子朱子诗一百四十七首，即农岩先生所抄也。”{19}在诗坛地位上，把朱熹和白居易放在同等高度，这和中国是有很大区别的。在中国，朱熹的身份主要是理学家，而其文学地位和分量是很有限的。黄渭周先生曾在其论文中分析了朝鲜所编选的中国诗歌选集{20}，结论显示在《风骚轨范》所收录的3096首古诗中，选取朱熹所作的诗歌数量不过二十多首。但在《三先生诗》中可以看出朱熹诗歌数量比白居易还多24首。朝鲜对理学的推崇应该是朝鲜王朝“儒教国是”建国理念的一种体现。理学家促进儒学转变，而朱熹则把传统儒学发展成了儒教。儒家的一些理念在理学家的重新阐释之下变成了具体的行为规范。在这样的影响下，朝鲜文人对理学的重视也就导致了向朱熹学诗的趋势。朱熹以天理作为文学的本源，提倡从深化天理中自然发溢出来的创作方法，因此他的诗追求平淡自然，而不仅像一般道学家言志载道说理限于功利的教化目的。他认为诗歌应反映人的仁义本性，抒发的感情出自性情之正。朱熹认为“思无邪”的过程即是抵达“诚意”的修身过程，是致知“天理”的结果。宋时烈《杜诗点注跋》：“泽堂公议论无论细大浅深，一依于朱夫子。”{21}李宜显《历代律选跋》：“而朱夫子与巩仲至书为至论。”{22}鱼有凤《题二家诗选后》：“夫朱夫子诗，君子固当讽玩而终身。”可见朱熹的诗论对朝鲜文人产生了重要影响。鱼有凤《题二家诗选后》：“乐天诗近道。读之使人悠然自得，世间悲愁忧恼都忘了。”将白居易与朱熹的诗合选，对其推崇也是因为他的诗有修身养性的作用，让人宠辱偕忘，悠然自得，体现出理学对诗论主张的深刻影响。
三、朝鲜王朝后期文学艺术标准的转向
朝鲜王朝后期文人在思想多元化的大背景下，转而从艺术、美学的角度来宽泛地看待诗歌。张混《唐律集英序》：“朝廷有赓载之什，朋友有赠投之诗。大而山川楼台，寓游观也，细而月露花鸟，寫情境也。耕渔闲适，仙佛诡幻，与夫羁旅行役离别之作，皆所以感发人意。其情切，其体完。粲粲焉锦绣，铿铿然金石。”由此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朝鲜文人已十分重视诗歌创作的艺术美感，强调兴发感动的重要性。
在此基础上，朝鲜王朝后期文人们将评价标准转向“天机”与质、真。复古思潮是贯穿整个明代文学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诗坛领域从“茶陵派”到“前后七子”，再到明末的复社、几社，都以复古相标榜。然而在朝鲜王朝后期，随着民族意识的崛起，文学上人们也逐渐认识到明代崇古复古思潮的种种弊端，进而提出了新的评价标准，即重真情，反模拟。因此，他们更加注重作品的“质”与“真”，认为诗益多而真益离，伪日滋，所以他们偏爱感情真挚的诗歌。如李宜显《历代律选跋》：“于是李、何诸子起而力振之，其意非不美矣。摹拟之甚，殆同优人假面，无复天真之可见。”{23}指出模拟过甚导致不能充分展现性情。南有容《汉魏晋诗选序》：“子其茂学以充其质，使物之感于外者，无足轻动吾心焉可也。古者舜与咎繇相和而歌，则数言而已矣。殷人之尚质也，其为颂十二篇而已矣。成周之际，诗乃大显，删之而为三百篇。孔子之前，又不知其几篇焉，何其多也。支离于汉魏，淫于晋。自是以降者，其诗益多而其真益离，其伪日滋。”{24}吴载纯《诗选跋》：“于是上下数千年之间，自天子以至于公卿大夫贤人处士之所咏叹，发于其欢愉忧思感愤之真者，无不考论音调、寻索兴想而去取之。”{25}二者均明确指出诗歌创作应尚“质”尚“真”。
同时朝鲜文人也提出了机神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性。丁范祖《宋金元诗永抄序》：“明人之言曰：‘古诗准汉魏，近体准三唐，下此则无诗。谬矣。”“善诗者，元会以前无非诗，而诗不可以矩度拘也。”{26}他尖锐批判复古，提出了诗歌一味复古只会导致诗“为矩度拒”而无机神的观点：“诗有矩度焉，有机神焉。矩度，随世而无定。机神，应物而弗穷。然则矩度末必皆同，而机神不期同而同焉耳。”提出机神的重要性远大于规矩法度。
以上中国诗歌选本的编纂情况反映出古代朝鲜诗学发展的进程与状态，可以看出中国诗歌的深远影响力以及中国文化域外传播的形态。对朝鲜汉诗的研究也可以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研究的参照，为研究中国古典诗歌提供新的思路与佐证。
{1} 徐元诰：《国语·周语》，《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5页。
{2}{22}{23} 〔朝〕李宜显《陶谷集》卷二十六《历代律选跋》。
{3}{25} 〔朝〕吴载纯《醇庵集》卷六。
{4} 〔朝〕朴承任《啸皋先生文集》卷三。
{5} 〔朝〕曹伟《梅溪集》卷四。
{6} 朱熹：《论语集注·为政篇》，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90页。
{7} 杨胜宽：《苏轼与理学家的性情之争》，《四川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第43—49页。
{8} 〔朝〕鱼有凤《杞园集》卷十九。
{9} 《礼记·乐记》：“大飨之礼，尚玄酒而俎腥鱼，大羹不和，有遗味者矣。”
{10} 〔朝〕申叔舟《保闲斋集》卷十五。
{11} 〔朝〕朴胤源《近斋集》卷二十一。
{12} 〔朝〕金《潜谷先生遗稿》卷九。
{13}{17}{18} 〔朝〕黄德吉《下庐先生文集》卷十。
{14} 〔朝〕许筠《惺所覆瓿稿》卷五《文部二》。
{15} 〔朝〕申维翰《青泉先生续集》卷二。
{16} 〔朝〕成大中《青城集》卷五。
{19} 〔朝〕鱼有凤《杞园集》卷二十一。
{20} 〔朝〕黄渭周：《关于韩国编纂的中国诗选集的研究》，《中国诗歌研究》2003年第2辑，第244页。
{21} 〔朝〕宋时烈《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八。
{24} 〔朝〕南有容《雷渊集》卷十二。
{26} 〔朝〕丁范祖《海左先生文集》卷十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