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刘震云，河南延津人，当代著名作家。1979年开始登上文坛，创作了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具体有《塔铺》《新兵连》《一地鸡毛》《单位》《手机》《一句顶一万句》等。作家以简练冷峻的叙述风格塑造了一批具有鲜明特点的小人物形象，随着作家创作角度的深入即侧重表现小人物的物质困境转向精神困境，小人物的形象发生着变迁，表现出作家对小人物主体性的尊重和精神上的关怀。
关键词：刘震云 小人物形象 生存困境 价值
小人物承担的社会角色较为广泛，具体有新兵、小职员、小知识分子、乡土农民、和手工业者等。随着作家创作的深入，小人物的形象渐趋丰富，表现为从梦想失落者到精神异化者再到孤独逃避者。
一、小人物形象的变迁
（一）梦想失落者 作家刘震云在创作过程中首先开始关注农村学子、新兵和小职员这些社会角色，描述了这类小人物在追寻梦想过程中存在的生存困境。
《塔铺》讲述的是一群农村复读生聚集在一起复习备战高考的故事。书中的主人公“我”从部队复员回家，在部队里既没有入党也没有提干，那个时候正值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我”带着一百五十元的复员费来镇上的中学复习班。“我”在班里当班长，结交了“王全”“磨桌”“耗子”“李爱莲”这几位好友。王全和“我”是中学同学，已经三十多岁了，在“我”的印象里王全功课做得不好，脑筋也差，如今家庭经济情况糟糕，孩子和老婆不得温饱，经常“断炊”。王全在高考前的一段日子中失眠得厉害，虽然很用功，但精神状态不佳，不久，王全退学了，触发退学的导火索是家里的麦苗无人收割。“磨桌”和“耗子”两个人均成功地进入考场参加考试，但由于平时吊儿郎当，考试结果不尽如人意。此外，还有一个重要人物是李爱莲，家中困难，父亲多病，还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平时通过割草卖钱支撑着学习的费用。李爱莲一心热爱学习并和“我”约定要一起上大学，却在高考前不久，父亲病重，李爱莲为了得到五百元的医药费而将自己嫁给王庄暴发户吕奇为妻，李爱莲的求学希望不得已幻灭，这也直接地造成了“我”和李爱莲的爱情悲剧。
不同于《塔铺》将叙述目光集中于农村学子的短篇小说——《新兵连》，它则讲述了一群来自河南延津农村的农民参军入伍的故事。主要人物有“我”“王滴”“元首”“老肥”“李上进”。新兵们怀着一腔热血来到部队，使出浑身解数拼命竞争，大多数人渐渐地舍弃了农村人固有的善良和朴实，趋炎附势，最终成为利益竞争的牺牲品。王滴原来的预设是获得提干，当个公务员，而在最后，王滴被派遣照顾军长的父亲，为长期瘫痪在床的老人端屎端尿。班副“元首”则是坐着生产地的拉羊粪的卡车兴高采烈地种菜去了。“老肥”因他人的告密而惨遭淘汰、离队回家，最后不堪压力而自杀。最典型的悲剧发生在李上进身上，他一心一意想要入党，为此拼命表现，经历了烧锅炉，代理班长，给副连长擦背等事件后，连里最终却要让他复员不提拔他，李上进在绝望中丧失了理智，开枪击伤了指导员，最后被判了十五年有期徒刑。
在《一地鸡毛》《单位》等短篇小说中，作家把创作目光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展现了城市底层的小职员们因繁忙的琐事和物质上的困窘而陷入绝望的生存图景。小人物都曾有过雄心壮志，然而初具曙光的理想在生存困境的消磨下消失殆尽，带着无尽的叹息卷入到生活大潮中。《一地鸡毛》中的诗人“小李白”原先可以说是个“文人”，在年少时期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诗人，但后来成为卖烤鸭的小暴发户。小说的主人公小林、小林老婆对“小李白”的生活真谛深有同感：“不要异想天开，不要总想着出人头地，就在人堆里混，什么都不想，最舒服。” 《单位》中的大学毕业生小林，起初带着满腔热血和拼搏的热情来到单位，但在无形的规则下发展前景渺茫且耗费了多年光阴，失去了当初毕业时所具有的青春和锐气。其他小人物如老孙、老何、女老乔均变成了生活的奴隶，处于理想失落和尊严部分丧失情况下的麻木状态。
（二）精神异化者 小人物从农村来到了城市，无论是《一地鸡毛》《单位》中的小林，还是《手机》的严守一，一方面他们想逃离故乡，拒绝回到乡村，认为那是破坏理想的地方，同时他们又排斥着城市里的各种潜规则，在进退两难的境遇之中，小人物的精神状况发生着异化。
首先，社会上的潜规则加剧了小人物精神上的分裂和痛苦感，渐渐模糊其道德意识。小人物一开始明白潜规则的不正当性，《一地鸡毛》中的小林起初会谴责老婆夜里偷水的不道德，后因别人送的大礼而假公济私。小林刚开始会因对老师的招待不周而感到内疚，为老师的逝世而伤心自责，可后来坐上班车，想起家里的大白菜还没有拆堆散热，就把老师的事放到一边了。《单位》中的小林、老孙、女老乔等小人物为了提升自身的地位，利用着社会上有形或无形的规则来为自身谋利益，渐渐地失去最初的正义感并且产生了否定自我的价值观。这些无休无止的琐事和潜规则的纠缠以其巨大的销蚀性磨损了小人物个性中的棱角，磨损其道德意识和理想追求。
其次，当遵循潜规则并进行长时间的努力而没有达到理想效果时，小人物会产生绝望的情绪，在挫折的刺激下自暴自弃。《单位》中的女老乔就是这类可怜人的代表，一生大部分的时间用在了钩心斗角上，她已经五十多岁了，觉得自己是个普通的科员而精神崩潰。小林见风使舵，巴结一个却又得罪另一个，白费苦心。在理想失落和尊严遗失的状态下，小林对自己逆来顺受的平庸生活感到心满意足。老孙得知新任处长是老张时，愤愤不平，急火攻心，得了肝病，住进了医院，出院后精神状态也一直很差，已不再关心工作。
最后，精神家园的丧失加剧了小人物精神的异化，《手机》表现了乡村游子在欲望的腐蚀下异化了的精神状态。严守一是一个节目主持人，表面上光彩夺目，实质上却是权力和金钱操纵下的玩偶，表里不一、道貌岸然。他的生活杂乱无章，围绕着手机编织着各式各样的丰富的谎言来掩盖真相，不仅伤害了他人也埋葬了真实的自我。像严守一这类漂泊在城市的小人物，找不到链接城市和乡村之间的道路，在追名逐利的同时无法安置他们的灵魂，缓和内心的焦虑，遭受着乡村和都市对他们的双重放逐，他们既选择不了前进的路，也找不到回家的路。
（三）孤独逃避者 刘震云在《一句顶一万句》中塑造了不同行当、性格鲜明、处于社会底层的深受孤独折磨的小人物，有赶车的老马、传教士老詹、先从事贩驴后剃头的老裴、开染坊的老蒋、县长小韩、老史、传教士老詹、杀猪的老曾、喊丧又做醋的罗长礼、卖馒头的吴香香、弹棉花的老姜等，对小人物的生存困境进行了深层次的追问。
小说以杨百顺的出走和牛爱国的寻找为上下两半部的主要线索，主人公杨百顺的成长环境里充斥着父亲的冷漠和手足之间的猜忌，离家出走后投靠了杀猪师父向其拜师学艺，因给老贺家杀猪的时候抱怨了几句师娘的吝啬，话经过了几个人也就变了味，得了个忘恩负义的罪名，师徒情分破裂。杨百顺在流浪中跟随了传教士老詹改名为“杨摩西”，之后嫁给了吴香香成为“吴摩西”。好景不长，吴香香跟着他人私奔，为顾面子的吴摩西走出延津假意寻找吴香香，在路上又丢失了唯一可以说得上话的养女。对于杨百顺来说，血缘关系不可靠，朋友和夫妻之间无话可说，无处诉说的现实带给杨百顺无尽的孤独感，加上信仰的缺乏，杨百顺陷入孤独的困境，渐渐“失言”，企图以沉默来阻断语言交流带来的误解和纠纷，孤独郁结的杨百顺十分羡慕好友罗长礼，因罗长礼可以百无顾忌以喊丧的方式与外界进行交流。杨百顺经过一次次改名，最后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杨长礼，这蕴含了杨百顺浓烈的孤独感，表达出杨百顺孤独感自我排解的一個方式。
杨百顺的弟弟杨百利和老万在一起喜欢“喷空”，“喷空”就是用有影的事和无影的事，你一言，我一语地搭建起一个事件的大厦来；县衙里的老史与小旦苏小宝喜欢“手谈”，两个人可以谈到泣泪地步；竹叶社的老鲁喜欢在心里“走戏”，自说自看；老蒋不喜欢与人交流，只是盯着人看；老秦遵循“无声胜有声”的原则，在与人争辩时不喜欢主动地说，而是被动地听别人讲，然后抓住对方话里的漏洞，反败为胜；教书先生老汪与东家老范对一些事物持相同的观点，老汪不禁感叹“有朋自远方来”，但老汪更喜欢每月两次在小路上不说话静静地行走，他认为“说得着”这个缘分会变；《一句顶一万句》中的传教士老詹是个例外，他是整部小说中内心最充实的人，老詹在内心里跟上帝诉说，在异乡兢兢业业地履行着宣传宗教的职责，虽然他一辈子在延津只发展了八个教徒，但其内心平和，精神饱满。概而言之，小说中所有以杨百顺为代表的小人物大多为孤独逃避者，有的自我麻痹，有的自我安慰，有的自欺欺人，有的不停地出走等以期获得内心的宁静。
二、小人物形象塑造的价值
（一）对小人物生存困境的关注 刘震云倾心于从民间立场出发，关注着生存在社会底层、身份卑微、无力改变自己命运的人，并借助白描的手法和隐藏叙述情感的方式再现了“小人物”的生活轨迹，通过琐碎的生活现象剖析小人物的生存状态和人生百味。
《塔铺》《新兵连》中的小人物为了改变严峻贫困的生活环境，选择求学、当兵来摆脱贫困不堪的境遇。《一地鸡毛》将处于世俗洪流之中的小人物的真实状态描绘出来，真切地表现了小林夫妻在世俗困境中的尴尬与无可奈何，不仅丧失了自己的部分尊严，人的感情也逐渐地麻木。《单位》展现了小人物在单位生活中的精神面貌，大学毕业生小林刚到单位时血气方刚、充满着热情抱负，但几年之后变得圆滑世故，做了别人认为是拍马屁且自己也觉得难为情的事。《手机》表现了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困惑，真话与假话相互博弈，手机的出现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信息沟通变得相对便捷，但人和人之间的心灵距离并没有因此缩短。《一句顶一万句》这部小说涉及的人物众多，年龄参差不齐，性格各异，但他们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即在人群中的孤单、精神上的孤单。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抗拒着孤独的侵袭，缓解着因孤独所带来的不安感。
（二）对小人物主体性的尊重 刘震云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作家，对农民的生存状态比较熟悉，对“小人物”疲惫却无奈的人生有着深刻的体会或认知。《塔铺》与《新兵连》表现了农村学子和新兵为了追求名利摆脱贫困的现状而做出的努力；《一地鸡毛》《单位》《手机》表现了小人物远离乡土，投向城市的奋斗史；《手机》《一句顶一万句》等作品探究了小人物的精神的孤独感。当代评论家洪治纲说：“在强调底层关怀的同时，如何表达底层生活或许是一个更重要的命题，因为它潜示了一个作家的全部情感和全部心智是否真正抵达了那些默默无闻的弱者，是否真切地融入到他们的精神内部，是否成功地唤醒了每一个生命的灵性，并让我们在复杂的审美体验中，受到了艺术启迪或灵魂的洗礼。” 作家刘震云充分理解笔下的任何一个小人物，且带着一种同情的批判进行创作，不仅表现了底层人民物质上的捉襟见肘，还表达了他们对于知己的渴望和精神自由的追求，较为完整地将底层小人物的朴实善良、积极上进、务实忙碌、庸俗世故、自私自利和孤独焦虑的性格特征和缓解孤独的情感需求真实地表现出来，让人感受到作家对底层人民贴心的理解、真诚的尊重与博大的关爱，体现了文学上的浓厚的人文关怀，也具有了不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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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飞英，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学科教学17级研究生。
编辑：李珂E-mail：mzxslk@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