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震耳欲聋的时代大背景中透漏出的是作者的情结，也使得毕飞宇这位年轻的作家私人韵味更加容易辨识和有活力。从这个层面来讲，包含了作者对这一历史进程的巨大理解，也包含了“鲁迅式”的对国民性的深入挖掘。
关键词：空间叙事 人情 困境
从某种角度来讲，毕飞宇应该是一个具有诗人气质的小说家。他既没有80年代先锋作家具有的实验性，也没有清晰度高的“发展”。他就是这么简单的“发生”的小说家，他带着一种独特的语言措辞和他对北方乡村最独特的感受力来到文学界。
一
从《玉米》到《玉秀》《玉秧》，一出场“装备齐全”，不与任何人有相似之处。更具有特殊意味的是，1971年到1982年，这个时间点内的其他作品，最多的是彼此相近，而不是与《玉米》相近。
这说明《玉米》的语言，是一种更加接近内心声音的产物，也能更“干净、利落”地把作者情感和语言“本体”融和。
作者情感的“自我”部分和作品中同样隐藏起来的其他部分不见痕迹地糅合在精练而回味悠长的语言中。在施桂芳生下了老八之后，也是王连方唯一的男丁之后，“身上有了气焰”；这种气焰是获得了地位和尊严的体现（至少施桂芳自己认为）。施桂芳的追求和自我满足始终在世俗人情的笼罩下，在我们看不见的背后，对血缘传统的坚持也许是在迷离和漂泊中最本能的回归。尽管这种“本能”成了“支部书记式的”。
他的语句简单，没有华丽的装扮，事实上，他的句子简朴得像英语。从头到尾，直到《玉秧》，他总是非常清晰和连贯。
也许是深谙时代浮躁的心理因素，毕飞宇在一个小说技术实验如此普遍的年代，以类似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先锋派小说的风格 ，干脆保持着简洁幽默的语言外形，让直抒胸臆的表达更加流畅，而不是云山雾罩或者创造规则。这应该是他的刻意为之。这种风格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让人读者有欲罢不能的舒适感。
这种行云流水式的抒发感情方式往往能带动读者从直面现实的负面体验中脱离开来，从施家庄到王家庄，二十年的时间内，施桂芳只是生育，作者用“虚设往事般的”侥幸，来描绘当事人的体验和记忆，避开了因“生育”而产生的巨大沉重，却又克制而轻盈地标出了人物思想的坐标。
第三人称很是考验作家的写作功力了。要让写出的语句看上去不落俗套而又不让读者因误会而产生滑稽感，这是十分考验人的高难度写作技术。脱离平庸化叙述的最好方式，就是不断饱和语句的细节，使叙述内容和角度更加多样化。毕飞宇常常在一个段落内就覆盖各种叙述“主语”。
在小八子出生的重要时刻，王连方在检查春节（政治和传统的幽默结合），广播作为村子里权力的声音很容易地将几个场面的人物聚合在一个叙述画面中：王连方、王家庄的男人们、有庆家的、王连方母亲、村里的空气……各有各的特点。在第三人称的语境中，因为事件人物的多样性，对作品的叙述可以演变为隶属于各个叙述主语之间的落差，或者更明确地说，是由作者的“自我” 部分连缀的。“自我”部分用可以听到的内部节奏将这些叙述主体的相近性流畅地表达出来，营造出“横看成岭侧成峰”连绵不断的气势；那个“自我”的外部用有利的高度慢慢审视着这种语言的起伏。
如此，毕飞宇的语言才如此的干净高贵。他的节奏并不强硬，能给读者一种可能，一种在跌宕起伏中跳跃的快感。他像一位高超的指挥家，将各个“音符”在他的语境中撮合起来。有时候他在一段文字中会故意多出很多情节，环环相扣，以便制造“错落有致”的阅读效果，或制造由情绪亢奋引起的不自觉的幽默效果。但最远也就止步于此，因为他在处理人物与情节的关系的得心应手，表明他的深刻和启示都不需要过于异类的形式处理，也表明他对传统文学写作规范的坚持。
二
无论出于对写作题材“陈词滥调”的规避，抑或是对过去的融会贯通，他都必须去表现出出色的“克制和高贵”。因此，不管一个作家想说什么，在写作的当下，他永远知道他的主题。如伟大作品《红楼梦》不仅通过其文学品质，而且还通过其主题让读者保持尊敬与谦虚。一个作家在表达悲剧性困境时表现得很克制，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是，就悲剧而言，他就像永远分裂的魏晋文人。从这个角度来说，毕飞宇的作品本身就有中国传统文学的基因，这个传统的奠基者本身有中华文明的庞大源头作后盾。
如果说，毕飞宇的作品是有节制的，至少可以看出他把文学前辈的传统带进了自己的作品。“玉米掌权，在饭桌上”，和“杯酒释兵权”的柔和不同，一用劲就是“一只拳头”，充满了威慑，却没有张扬这种恣意，他用这种克制来显示着他的深刻和启示，将自己隐藏在“自我”的背后，忠实地记录着生活。他们的生活是悲剧的，他们的信仰也是。如果这种纪录看上去很严肃或者负面，那是因为这种生活被全面地吸取了。如果说，他不大吼大叫或扮演成“丑角”的样子，那也是因为他自己不愿意这样做。
作者曾经说过：“小说不是逻辑，但是，小说与小说的关系里头有逻辑，它可以清晰地呈现出一个作家精神上的走向。”一般来讲，对一个作家作品的认识，应该是最后的考虑，因为那也是作者最后的考虑。《玉米》是1971年，《平原》是1976年，震耳欲聋的时代大背景中透漏出的就是作者的情结，也使得这位年轻的作家私人韵味更加容易辨识和有活力。从这个层面来讲，包含了作者对这一历史进程的巨大理解，也包含了“鲁迅式”的对国民性的深入挖掘。使这种表达更加有意义的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来说，对特殊时代的理解掺杂了更多的无意义的话语，而毕飞宇却毅然针对这种无理语境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玉米》对处理悲剧性的爱情和权力有着成功的方法。包括《玉秀》《玉秧》都有一种日记式的直接性和亲密性。不过，吸引读者的既不是这些语句的浓缩，也不是题材使读者的体验想过于亲近；这些书写方式对有经验的读者来说都是十分熟悉的。对读者来说，毕飞宇用一种与众不同的感受力来将“文革”“乡土”融入对主题的处理中。作品中的女性被权力的阴影笼罩和扭曲所折磨，她们诉说的更多的是宽恕而不是指责，尤其是“有庆家的”，这个女性表现出对玉米失恋后的同情及帮助，形象顿显光辉。毕飞宇展示的是那个时代乡村文化所特有的人情世故和心理复杂性，以及在时代中沉浮的女性对自由和尊严的追求。除此之外，大量的幽默和饱满的人性，完全是作者形而上学的表现而非反讽和无奈的情緒。
對读者而言，这是一种优雅的享受，这些艺术表现的信手拈来而又非常合适。小说本身的艺术焦点，就在于对人性情感的关注，而熟读《玉米》后，读者能够在时代汹涌的浪潮下抚慰心灵。对个人命运形而上学的理解，增加了我们在精神层面度过历史难关的机会。也正因为如此，读者才特别着迷于“亦正亦邪”的美和“点到为止”的精致。
当彭国梁来相亲时，那种自带的军人风范，使得王连方十分喜欢，用王连方的话来说，就是“威武之气”，所以，这个时候，王连方用“形而上学”来训斥施桂芳，暗合作者观照人情世故的微妙心理。
毕飞宇清晰地将时代的声音敲响。《玉米》中渗入骨髓的幽默注定成为个人标记的音调：一种受控但是超脱的音调。这个机制，是为了营造一种浪漫的情绪，该情感一旦应用于世俗人情下悲剧语境的桎梏，效果同样明显。两者在作品中愈来愈交织在一起，直到最后变成一种情感上的纠缠反复。这种情绪随着《玉米》开始，一直延续到《平原》。
至少可以看出，毕飞宇似乎更有兴趣来描述一个“人性”的时代。他没有赞美或谴责。他也不愿意屈从与把社会权力的改变（王连方被免职）当作作品叙述的主旋律。他依然忠实于自己的内心，忠实于自己语境，忠实于通过个人的人情冷暖来映射生活。
还是玉米相亲，王连方像一个真正的男人那样高兴，以至于高兴地忘记了“阶级”，他把“香烟夹到他的耳朵上，说：‘带回去给你老子抽”。最温暖的一笔，散发出了浓浓的人情味，“门口响起了一阵大笑”。人情超过了阶级斗争。细节的选择让注意力从一个充满权力阴影的环境中移开，而这种方法的频繁使用使得受人关注的权力阶级问题本身显得不是那么重要。
用顽强抵抗来形容毕飞宇并不合适。如今时代的语境内化了他，他只是还原其原来的模样：一场规模宏大的时代事件，它意味着每个裹挟在这场洪流中的人的悲伤大大增加。他理解这个时代，并且通过自己的语言艺术来理解。在世俗人情困境下，权力才会如此深刻地扎根于乡村生活。毕飞宇的努力使人更全面地认同人性：只要认出悲伤就够了。
对于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也许只有小说有足够的空间来处理现实。用宽容的视角，从世俗意义上来阐释生存困境。毕飞宇展示了这种演变。
参考文献：
[1]尹国均.先锋实验——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先锋文化[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
[2]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孟湄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
作者：问少军，吕梁学院离石师范分校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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