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金宇澄长篇小说《繁花》运用独特的沪语方言叙事策略，细腻描绘了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上海的市民生活，真实还原的上海建筑、细腻的方位白描为我们在文学世界构建了属于作者的20世纪上海地图。方言、日常生活、空间感三方面，是作者对于上海记忆的描写，字里行间都透露出老上海的味道。这是作者对于那个时代的留恋以及对当今同质化、欲望化现实的抗拒与疏离。
关键词：地方性 方言 日常描写 空间描写
长篇的沪语方言对话、20世纪上海市民生活的细腻描写、老上海空间分布的临摹等是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繁花》的几大特点，并迅速掀起一股“繁花热”。金宇澄被称为“小说界的潜伏者”，他从1988年起历任《上海文学》杂志编辑、编辑部副主任、副主编、编审，后又加入上海作协首届“青创班”。《繁花》首先发表在上海本地网站“弄堂网”上，由于作者创作时的非功利性质，作者与读者处于一个完全平等的地位。就在这样一个发帖人不疾不徐与读者互动讨论的过程中，金宇澄用吃吃谈谈讲故事的方式，用上海话写出了一篇上海人的故事。之后小说被上海文学杂志《收获》看中，经过系统修改后开始正式发表，最后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纸质单行本。金宇澄的成长、工作经历以及《繁花》的创作过程，都离不开“十里洋场”上海的影子，因此整部小说洋溢着浓郁的上海味道。字里行间透露出的老上海回忆，深描出一幅广阔、深厚而独特的上海经验和地方情感，充斥着浓郁的怀旧气息。
一、沪语方言留住上海味道
方言是指通行于一个地区的一种地方性的语言变体。其往往历史悠久，并因此积累了大量生动的描绘事物、动作、性状的词汇，这些词汇为本地人所熟悉并能理解到其中可供想象的表情、会意点等独特审美趣味。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说：“唯实写社会之情状，故能成真正文学。”
但是现在形成一个特别尴尬的现象，上海生活是由上海作家翻译成的普通话来书写的，与真实发生的生活隔着方言的帷幔。 方言作为土生土长的语言，是说话人最自然的情态流露。但现代文学创作，为了便于文学作品的传播与理解，传统方言叙事的生存空间被压缩至最低，普通话写作成为主流。而这种变化，带来的是说话人最真实的语气与情愫的缺失，具体生活情境中的人物事件的原生活力和复杂的审美趣味消失了。《繁花》的沪语方言叙事首先就为它带来了对抗官方白话这种陈词滥调的先锋性和活力。
方言文学的文字叙述，从容地还原了上海市民真实的日常生活与语态节奏。在小说第十一章第一回中，阿宝全家因为“文革”搬到“两万户”过上简朴生活，阿宝大伯过来探亲时发生一段对话。
居委会女干部看看台面说，好的小菜蛮多，今朝庆祝啥呢？国民党生日？阿宝娘说，是我老公的阿哥来了。居委会女干部看工作手册，看看大伯说，叫啥名字。大伯不响……居委会女干部说，哭穷。大伯说，一句不假。
这一段对话，大伯的一次次不响，居委会干部的咄咄逼人，深描出小人物屈从于命运的无奈。大量紧凑的对话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叙事部分被压至最低，对话人成为故事的主角。就像金宇澄自己说的：“我就是一个位置很低的说书人。”方言承担起对话叙事的功能，叙述人的退场，使大伯和居委会女干部成为故事的中心。读者仿佛就游离在提篮桥的筒子楼外面，在看一段真实上演的对话表演。短小精干的对话，一来一回的对话节奏，整个方言叙事策略全部服务于人物形象的构建。
上海人说上海话才是最真实的上海生活。从“十里洋场”到东方明珠，上海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有着浓墨重彩的地位。快速的都市化、国际化的社会变革中，“外乡人”的大量涌入，官方普通话成为主流语言。通用性的普通话消解了各个人身上的地域语言特色，语言层面上普通话同化了全国各地的“外乡人”。而此时，本土话语上海话则成为上海身份的象征，代表的是上海人的成长记忆。金宇澄巧妙地运用沪语方言写作，正是他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最后的坚守与发声。
二、生活描写隐伏历史意识
《繁花》平静地叙述了阿宝、沪生、小毛等以及围绕在他们身边出现的形形色色的人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故事。这一时期正是中国风云变幻的一段日子。沪生们从十岁开始登场，至人到中年的小毛的死去而谢幕，这三十年的时间里，《繁花》选择双线叙事，一为悲剧，一为闹剧。不同于对时代背景描写的宏大叙事，《繁花》专注于上海市民生活的日常描写。
沪生似乎是《繁花》的主人公，但他又像是一个旁观者，或者说是领路人，带着读者跟着他的视角看遍20世纪上海滩的风云变化和悲欢离合。时代的背景被刻意忽略，但沪生们日常生活的变化却隐喻着时代的变化。沪生们孩童时期喜欢看电影、集邮、做航模；到青年时期上山下乡的独特记忆；再至改革开放后被欲望所裹挟的沪生们……不同的历史时期，分别上演着不同的人生悲喜剧。人物的命运在历史的洪流中如一叶扁舟一般无可奈何，但是金宇澄并没有直接针对特定时期的历史、文化、政治進行反思和批判，而是有意克制住了这种“直抒胸臆”的表达，将关注点放在了个人的情感、成长等问题上面。
这种对于日常生活的逼真描写，消解了时代描写的宏大叙事，将目光转移到一人一物上，逼真的细节描写正是高度的历史重述。上一节列举的阿宝大伯到曹杨新村探亲，被居委会女干部质问的片段，原本是资产阶级的阿宝家在“文革”时期遭遇变故，身份地位直转而下，日子过得仅够温饱。从大伯苦难的生活以及与小姨的对话，可以看出当时人均收入的差距以及某些当权者趾高气扬的嘴脸。作者通过这种生活细节的描绘，为我们展现了“文革”时期的社会现实，这种生活叙事背后是作者为我们揭开特定历史时期的冷峻目光。
历史纵有万般无奈，但终究属于“沪生”们、金宇澄们成长的记忆。20世纪的社会风气带来了诸多悲欢离合，但也给上海人留下了多姿多彩的往昔经历。写的是市民生活，说的是上海方言，留下的是对过往的眷恋。
三、空间描写构建上海地图
文学中“空间”概念的出现，是西方现代叙事学建立之后的产物。约瑟夫·弗兰肯于 1945 年首先提出，其将现代小说分为语言的空间形式、故事的物理空间和读者的心理空间三个方面，并强调“空间”是现代主义文学的特征，时间的顺序被空间的并置所替代。由此开启了人们对文学作品中空间形式的研究。
《繁花》中有很多涉及老上海地名的词汇：“国泰电影院”“大自鸣钟”“淮海路国营旧货商店”“兰心大剧院”“石库门”“上只角（上海经济发达的地区）”等，这些老上海的地标性建筑物反复出现，金宇澄在读者心中构建出了老上海的地图景象。通过这种方式，他很好地保存了属于他那个年代的上海市民生活的原生态面貌。例如第一章第二回：
沪生家的地点是茂名路洋房，父母是空军干部，积极响应社会新生事物——民办小学，为沪生报了名。因此沪生小学六年上课地点分布于复兴中路的统间，瑞金路石库门客堂，茂名南路洋房客厅，长乐路厢房，长乐屯居委会仓库，南昌路某弄洋房汽车间，中国乒乓球摇篮，巨鹿路第一小学对面老式弄堂的后间。
这一段白描交代了故事主人公沪生上学的范围，构建出沪生的活动地图范围。通过这一活动范围，沪生与阿宝的活动范围有了重合，二人于是有了相识的可能。
大量空间建筑方位、道路走向的描写，为我们构建了文学中属于金宇澄记忆的上海地图。在叙述中，不仅展开了人物的行动，也精确地描述了方向和路线，还原了一个充满质感的真实的“上海”，融注了金宇澄本人的上海认知与体验。他似乎不是在给读者讲故事，而是带着读者逛上海。20世纪的老上海有着那么多有意思的弄堂、建筑，承载着一代人的成长回忆。如今灯红酒绿的上海，有的是高楼大厦和纸醉金迷，却唯独缺少能够承载人独特情感与回忆的地方。金宇澄只能通过写那些消失的老建筑，才能寻找到一点寄托。
《繁花》对上海方言、市民生活、生存空间的描写，充满老上海的记忆。这种“上海叙事”带来的上海地方性特色，是作者对于老上海生活的留恋以及对迅速都市化生活的焦虑。城市的出现就是现代性的一个标志产物，整齐有序的规划布局、统一刻板的建筑风格、快节奏的生活方式等带来全球城市的千篇一律化，也带来了地方性特色的消失。金宇澄用上海话讲上海人的上海故事，所要保存的恐怕不只是方言，更是上海的“地方性”特色，是对过去生活的留恋以及对当今同质化、欲望化现实社會的抗拒与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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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陈阳，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文艺与新传媒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
编辑：康慧E-mail：kanghuixx@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