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李君
关键词：女作家写史弹词小说比较研究特点
摘要：中国古代传统的历史演义小说，除了少量的优秀作品之外，大部分只是历史的简单记录，没有精神生活，主人公不突出。而《安邦志》、《定国志》、《凤凰山》是清初女性所作的写史弹词小说三部曲，作品以人为核心书写个人的感情，并以人物的命运变迁来反映整个朝代的兴衰及朝代之间的变更。由于弹词小说的作者及读者大多为女性，它们在对女性的书写，推动情节的手法以及叙事风格等方面呈现出写史弹词小说独有的特点。
弹词小说按题材内容一般可分为三类：写史类、英雄传奇类和言情类。《安邦志》、《定国志》、《凤凰山》描写了赵匡胤一家历经唐代兴衰的故事，是情节连贯的写史弹词小说三部曲。学海主人序称颂此书可以“补纲目之遗，修史篇之失。高贤睹之而喷饭，闺媛阅之而解颐”。署名江湖散人者序《凤凰山》说：“兹本推弹词中之矫矫者。”全书共139万余字，112卷。无怪乎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认为它“恐怕算是中国文学里篇幅最浩瀚的一部书了”。
这三部弹词创作于清初，作者无考，但从文本来看，应该是位女性。首先作品以女性为中心，主人公女扮男装，处处为女子张目，这是女性写作弹词的典型特征。而且文中卷一开头说：“但许兰闺消永昼，岂教少女动春思。”卷四诗云：“残唐先宗多佳话，赠与知音淑女听。”作者和其他女作家一样以弹词觅知音，供闺阁淑女们讲唱、阅读和传抄。作者运文有富贵气，好写宫廷繁华生活，词藻华丽，作序者每每指出这一特点，补留生说“词尚扬藻，畅华润”，春晖楼主谓“文词之藻丽”，虞山闺秀姚素圭：“《安邦》一志，颇多浓艳之词，而无污目之字……可为弹词之首领。”而“多浓艳之词，而无污目之字”正是女作家弹词语言上的特点。
受史传文学的影响，中国古代历史演义小说非常发达，但除了少量的优秀作品之外，大部分只是历史的简单记录，没有精神生活，主人公不突出。这些作品主要都是男性作家所写，而女性作家则偏爱弹词，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一书中写道：“弹词为妇女们所最喜爱的东西，故一般长日无事的妇女们，便每以读弹词或听唱弹词为消遣永昼或长夜的方法。”而“渐渐的，有文才的妇女们便得到了一个发泄她们的诗才和牢骚不平的机会了。她们也动手写作自己所要写的弹词。她们把自己的心怀，把自己的困苦，把自己的理想，都寄托在弹词里了。……于是在弹词里，便有一部分是妇女的文学；为妇女们而写作，且是出于妇女们之手”。这种“为妇女而写，且出于妇女们之手”的写史弹词小说不可避免地会与男性所写的历史演义小说在各方面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以几点：
一、对女性的书写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历史演义小说以重建历史秩序的英雄事业为叙述重心，所以对女性的描写相对薄弱。以《三国演义》为例，它突出描写了男人在乱世征战中追逐事业的豪情壮举，对女性的描写虽然从数量上看似乎并不少，大抵无关紧要，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说：
《三国》一书，有笙箫夹鼓、琴瑟间钟之妙。如正叙黄巾扰乱，忽有何后、董后两宫争论一段文字：正叙董卓纵横，忽有貂蝉凤仪亭一段文字……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人但知《三国》之文是叙龙争虎斗之事，而不知为风为鸾、为莺为燕，篇中有应接不暇者，令人于干戈队里时见红裙，旌旗影中常睹粉黛，殆以豪士传与美人传合为一书矣。
他的结论不免言过其实，事实上这些女性都处于陪衬、从属的地位，形象苍白模糊。她们或者隐匿自我，成为男性附庸；或者遵循男性中心的社会秩序，成为忠义的标签；或者被男权政治玩弄于股掌，成为斗争的工具和牺牲品。所以《三国演义》虽然不仅仅是男人的世界，但毛宗岗所说的“殆以豪士传与美人传合为一书矣”显然太夸张了，不符合全书女子被冷落的事实。
明末清初以来社会上兴起女子读书热，当时一些家长认为女子“于妇职余闲，浏览坟索，讽习篇章，也因以多识故典，大启性灵，则于治家相夫课子，皆非无助”。所以鼓励女子读书。这样的读书氛围造就了大量博古通今的弹词女作家，而身困闺阁的现实又迫使她们的胸襟抱负大都只能寄托在创作上。她们出于对女性生存现实的认识和愤懑以及对女性自身价值的关照，塑造了一批女英雄的高大形象，在这些作家笔下，女性形象光辉照人，成为全书真正的第一主角。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安邦志》、《定国志》、《凤凰山》也呈现出为女性唱赞歌的面貌，它是在描写儿女情长的过程中来展开历史叙述的。
在这三部曲中写了很多女子，上至太后，下至婢女，形形色色，各具风采。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冯仙珠自然最为夺目：她才貌双全，而才更是文武之才。冯仙珠的父亲冯云显是一位武将，亲自给她传授韬略。原来“冯云显因为无子，所以将女儿当作儿子养，不让女儿在闺中遵女训，反而将女儿假扮成儿子，成天带在身边，请了一位名师来教她学业，真是无书不读，府中上下都称仙珠为公子，天天在堂前陪伴父亲，文书皆由她来掌管，通三略六韬，善于骑射，文武双全”。男主人公赵少卿，对她一见倾心，“就是死也得图成指腹之盟。”叫旦是冯仙珠母亲赵氏觉得赵少卿年少风流，且功名未就，所以趁冯云显外出打仗时擅自将仙珠再许给首相龙仁杰之子梦金。冯仙珠男装出逃，后投益州节度宋天海军中。接着以军功入朝，深获帝宠。此时赵少卿依然怀才不遇，冯仙珠命人约少卿来京，荐读番文，少卿被诏赐举人，后又应试中状元，为储君平王侍读，之后又在冯仙珠的帮助下平定了钦安王的叛乱，以功封兵部尚书，兼行台部总兵，最后被封为相。
赵少卿虽然文武兼备，才貌双全，但总比女主角略逊一筹，而且他一生的功名事业也是冯仙珠使他成就的。在这里冯仙珠不再是以往才子佳人小说中足不出户的才女形象，也不同于穆桂英、樊梨花等只精通武艺的巾帼英雄形象。她才貌双全，文能盖世，武能安邦，凭自己的能力成就了一番大事业。
女扮男装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渊源，并非弹词女作家的独创，中国文学作品和史传，笔记类著作中，很早便描写或记录过女扮男装。女性之所以将自己打扮成男性，是因为要参与与其性别、身份不相应的社会活动，而这些活动在封建社会通常情况下都是由男性统揽的。这种统揽，既是官方赋予男性的权利，也是社会分工和约定俗成的社会观念制约的结果。女性若不从外表上改换其性别身份，将有可能面临巨大的困难和危险，所以女性改换身份是一种迫不得已之举。在男作家笔下的女扮男装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方便故事情节的展开，追求新奇效果的手段，当中虽有赞赏与同情，却始终以自娱及娱人为主，无法真正涉及女性社会生活的实质。而到了女性弹词作家笔下，女扮男装才真正展现出古代女子的现实状态与精神理想。女作家们渴望与男性一样施展才华、建功立业、传名千秋。但现实使她们只能通过作品中女扮男装的人物来实现自己的梦想。只是女扮男装虽然使一切成为可能，但不管这些女子才能如
何卓著，取得的地位如何显赫，一旦复装则又一无所有，种种的热闹不过是邯郸一梦。在这一抒写过程中，弹词女作家们用自己的方式关注着女性的婚姻、家庭以及女性与伦理、政治的关系。
二、叙述重点及推动情节的手法各有不同
传统的历史演义小说主要是历史事件的描绘，以政治、军事斗争来推动情节的发展。缺少主要人物的刻画，人物总是随着事件的产生而出现，随着事件的结束而消失。这是历史演义小说的一个特点，就连描写人物非常成功的《三国演义》也不例外。在这部书中，我们发现，描写战争的情节与描写政治的情节总是相辅相成。一次战争前，通常会有几个有关政治的情节出现。如“曹操平定汉中地”之前有“伏皇后为国捐生”；“云长攻拔襄阳郡”之前有“玄德进位汉中王”；“战长江孙氏报仇”之前则有“孙权招贤”、“徐氏报仇”作为小引。而大的战争更是如此。总之《三国演义》一向以政治与军事斗争推动着全书的情节发展。
由于女性与男性在审美和思维上的差别，使得她们的小说与男性所写的历史演义小说在情节推动的手法上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在《安邦志》、《定国志》、《凤凰山》之中，也有政治与战争场面的描写，但主要是通过一家一姓的兴衰荣辱来反映朝代的更替，以婚姻和家庭生活为重点来推动情节。作品以赵匡胤一家为主线，从唐昭宗开始，经五代，到宋太宗结束，以他们一家的兴衰荣辱，来叙述宋朝开国的由来，以及唐朝等失国的原因。
全书从赵匡胤的祖父赵少卿及祖母冯仙珠的故事写起即《安邦志》，这里冯仙珠女扮男装立有军功，并得到皇帝的宠爱，后荐赵少卿读番文，使其诏赐举人后又应试中状元。最后冯仙珠的身份被识破，与赵少卿奉旨完婚。《安邦志》是赵家显贵的开始。在《定国志》中，赵少卿已有七子八女，冯仙珠病重而亡留下一子赵洪宏。赵少卿成为全书叙事的中心，他以功封云贵王，赐云南为封地，子女也都有封赠，其中一个女儿更成为皇后。赵洪宏在京，为左相宗人令，妻杜夫人于天复元年生一子，名香孩儿，即后来的宋太祖赵匡胤。至此赵家功高盖主，受到皇帝的猜忌。《凤凰山》的前半部分用大量笔墨描写了赵少卿的家庭生活，在后半部书中，作者用凝炼生动的笔墨描写了五代的风起云涌。自朱温废昭宣帝自立为帝后，天下大乱，赵家失势，子孙流散各处。作品不受史实的拘束，以多线索并进的写法，描写了残唐五代群雄竞起、战乱频仍的局面。最后赵匡胤辅佐柴荣，平定各路兵乱。后经陈桥兵变，赵匡胤即帝位，自此天下一统，太祖同诸伯叔以祖父母柩合葬云贵。
与历史演义小说主要写英雄事业为主不同，写史弹词小说在大的历史演变框架下，更多的是对家庭生活的描写。如陶贞怀所写的《天雨花》是一部反映明末政治风云的写史弹词小说，它以明末宫廷的三大悬案串联故事情节。但叙事的重点并非这三大历史案件，而是主人公左维明、左仪贞父女的家庭生活、政治活动。更有甚者，有些弹词名义上是写史弹词小说，但完全摆脱了对具体的历史事件的依赖，只是借助某个历史背景以及某些历史人物展开叙事，如乾隆年间的《辍龙镜》，写宋徽宗时尚书崔韶之孙女龙珠以辍龙镜为聘许为康王妃。后因宫廷倾轧，与康王出逃，女扮男装，化名韩廷美，与女将玉鸾英共掌帅印，大败金兵，迎回二帝。男主人公康王反而女装，做女仆，处于被动的位置。家庭生活以及为女子张目依然是此书描绘的重点。这一特点与弹词小说的作者及读者几乎都是女性有关，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女作家们大部分深处内闺，导致她们对男子社交、生活方式的陌生，使她们只能扬长避短，多写她们所熟悉的人情事理，家庭生活。而这也正是大部分水平一般的女性读者所感兴趣的。
三、女性弹词小说独特的书写方式及其风格
《安邦志》、《定国志》、《凤凰山》是韵散结合的写史弹词小说，它以七言韵文为主，但中间杂以散文。文中赵匡胤因为父亲早逝，所以住在四叔赵洪声家中，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时常受堂兄赵匡庚的欺负。一日赵匡胤的小伶无意踢了赵匡庚心爱的金丝小犬一脚，便引来了杀身之祸，这段文字就是用散文写成的：
小伶正在廊间，犬咬其足。小伶无意踢了一脚，匡庚大怒，遂把小伶痛打。王孙闻声出视，见匡庚打奴，知为犬起。大怒夺杖。小伶得空逃回书室。匡庚大怒，王孙不服还手，二人扭结不放，大闹廊间。此时洪声进香未归，有人报之三伯。洪文出来喝住。王孙见伯父声威，连忙放手，遂将为犬笞奴禀于三伯。匡庚诈称王孙行凶。三伯素知匡庚乃四弟夫妻爱子，不教责罚。即便两面劝开。匡庚舍怒不言，径至后堂哭诉其母，诈云：“主仆拦路不免，三伯庇之，孤儿不治。”夫人大怒曰：“弟打兄已在不法，况是奴乎?若不处小伶，难为人也。”随即使家人吊小伶面处，声威闻于书室。王孙匿小伶卧榻之下。家人奉夫人之命，即来拿小伶。王孙道：“不在。”奴仆只知有主母，那有王孙在眼，满室搜寻，得之榻下，倒拖而去。王孙知伯母在堂，不得抢夺，气得失色，立听如何处治。拿到堂前，不由分说，叫重打，左右即行刑。可怜年十二岁幼童，那里经得重刑，不多几下死于杖下。刑手上禀夫人。夫人全不后悔，使令拖尸弃野，自归内府。匡庚知之大快。
此段文字笔墨凝炼，将赵匡庚与其母的跋扈、赵匡胤寄人篱下的无奈、赵洪文的处世圆滑、奴仆的仗势欺人、小伶的命运不由己的悲惨生活写得跃然纸上。由此可见，女作家有驾驭这一文体的能力，可她们却不约而同地选择弹词体来作为叙事文体。这是为什么呢?首先，弹词受广大女性的喜欢，在闺阁中广为流传，这无疑是女作家进行创作的最直接的原因。其次，谭正璧认为中国女性作家偏富于艺术性、音乐性，诗体也许就是她们的思无障碍和最适性的书写方式。除此之外，文本的独立意识也影响到女作家的创作。嘉道时期的女作家郑澹若在其作品《梦影缘》卷首云：“传奇半出名人手，难于争先着祖鞭。小说亦逢才子作，安能下笔斗其才。鸡口牛后须斟酌，倒不如，扫尽南词独写怀。”这也道出了女作家写作弹词的普遍心理：宁为鸡首，不为牛后，不愿染指男性占先和擅长的体裁。
与传统历史演义小说的豪迈悲壮不同，女作家写史弹词小说的叙事风格是“描状细物琐情无微不至”，特别擅长心理描写及人物对话。如文中唐昭宣帝被毒杀一段，就是通过人物语言以及人物的心理变化来展开的：
昭宣听说心中苦，欲接金瓶却又停。便说我娘身有病，容我床前别一声，武士便云迟不得，我王立等在宫门。昭宣被逼心中苦，放声大哭接金瓶。口喊父王天复帝，不听忠言害了孙。阴灵若有三分晓，为儿当做报仇人。说罢捧瓶干了酒，掷下金瓶恨一声：愿为乡间村俗子，莫作收梢末帝君。回头再向钦差道：酒已干时命也倾，有母在床容一见，料然无路可逃生。武士当时听此语，微微点首顺他行。昭宣方欲回身转，酒毒谁知性已萌。摔交跌倒难开口，两眼观天手捧心。武士见之都不忍，掩泪摧残要命门。可痛昭宣廿一帝，今朝数尽遇灾星。三年襁褓为天子，遇弑年方十二春。五栽余生今结果，潼关枉杀苦征人。刻时可怜崩了驾，杨妃官内亦知闻。披衣扶病踉跄至，一见王儿也丧身。结抱尸身高声哭，九泉死去不还魂。余奴剩婢都伤感，武士观之也惨心。江山草木皆含泪，愁云惨雾大春门。
昭宣帝与武士的对话，是他当时心理活动的反映，体现了昭宣帝的无限恨意与不甘以及生在帝王之家的无奈。同时人物语言的叙述也烘托出生离死别的情景。写史弹词小说大量采用韵文叙事，这也使它表现出不同于其他叙事文类的独特的叙述风格。
责任编辑古卫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