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镜深
关键词：黄峨悲剧人生杨慎
摘要：黄峨因为恃才傲物，性复严，又无出的自身原因，加之封建对女性的要求和议大礼程杨慎遭廷杖，戍滇南自行放浪的外在因子，使黄峨夫妻感情渐渐淡薄、疏远到名存实亡，几乎从二十六岁的青年时期就夫妻分离，活活寡居四十六年之久，铸成了黄峨莫大的悲剧人生。所谓蚌病成珠，她的人生的悲剧又铸就了她文学上的辉煌。
黄峨，字秀眉，四川遂宁人，生于明孝宗弘治十一年(1498)，卒于明穆宗隆庆三年(1569)。父亲黄珂，成化二十年进士，仕至工部尚书，长兄黄峰，荫监生，弟黄华，嘉靖壬辰进士，曾任松江知府。峨二十二岁与状元杨慎婚配，作了首相杨廷和之媳，故世有“尚书女儿知府妹，宰相媳妇状元妻”之说法。
就黄峨的一生，是幸福而光辉的，同时也是悲惨而黯淡的。首先，说她幸福光辉，一是她出身于官宦诗书家庭(生于京师)，具有良好的家庭教养，达礼知书，又特见父兄之宠爱，“自幼博通经史，能诗文，善书札”(谭正璧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所以后来她有诗、词、曲传世，铸就了文学上的辉煌，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堪与李易安、朱淑真比肩的文学家，“夫人才情，不让易安、淑真”(杨禹声刻《乐府词余》五卷序)。在中国散曲史上也占有重要一席(胡传淮、李昌集先生均有论)。二是她得以配状元郎君。杨慎，乃大明第一才子：“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第一，诗文外，杂著至一百余种，并行于世”(《明史·杨慎传》)，天下第一才子何士子不知?何士子不敬?而妻以夫贵、妻以夫荣、妻以夫名。即秀眉乃天下第一才子妻，其谁不知，加之才女配饱学之士，自是琴瑟和鸣、幸福美满。藉此她也能进入名媛之列。
所以新婚之后她也有一段美满和融的幸福生活，夫妇共同游晏于各种友人聚会的场所：“夜游、虎丘，银烛秋光溜。喉歌掌舞醉温柔，风韵前年又。月暗金波，花明红袖，向离筵重劝酒。清讴、散愁，细雨黄昏后”(《嘲天令》)，《南吕一枝花·上元》：“天官赐福辰，月姊邀欢地。碧天开罨画，明月浸玻璃。景物稀奇，一处处堪游戏，一桩桩俱整齐。东皇富贵才开，南部烟花竞集……”然而这些幸福、美满，只是昙花一现而已，很快就是伤离惜别的深悲剧痛向她袭来，使之走上了她悲剧的后半生，几乎活活寡居四十多年，凄切切、孤零零一步步走向生命的终结。
黄峨一生的悲剧归结起来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自身条件与个性修养所造成的悲剧
无论是《新都县志》、《遂宁县志》、《潼川府志》还是《明史·艺文志》、《升庵年谱》、《艺苑卮言》《剑阁方华集》、《闲情集》、《续玉笥诗谈》等都盛赞黄峨“才艺冠女班”、“博通经史、工笔札”、“才情甚富、不让易安淑真”、“夫人篇什、云蒸霞烂”……这些都一一记载到她是一位少有的才女，然而她在早婚成俗的年代，却在闺中待字二十二年。当然也不避免，其一是因为她的才气而心气高傲过了头，或然找不到合适的门当户对的人家。但她作为尚书的令女，嫁与宰相的令郎、状元公子，表面上确实门当户对，但杨慎大她十岁，而且还是继室。两家虽然是世交，虽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时代，但她毕竟是尚书之女，是闺中黄花，她肯委屈自己吗?黄珂愿以黄花闺女作别人的继室吗?(黄峨已是杨慎的第三个妻子)其二，这也是最重要的，《皇华纪闻》卷四，升庵夫人条：朱秉器官蜀臬时，寄梅禹金节云：“升庵先生夫人黄，娴于文词，生平琴瑟颇不谐，先生卒，遗稿有存者，尽付之丙丁。”这说明婚后，他们夫妇感情，夫妻关系不好。为什么夫妻关系不好呢?这个问题从两个方面可以回答：一方面，黄峨之嫁杨慎，有可能是黄峨慕杨慎其名其才，更可能是杨慎之慕黄峨其才。虽然，杨慎在《黄母墓志铭》中说：“先君与简肃公，少为道义交，慎早忝通家之子，中年辱授室焉。”这只能说明杨慎早已知道黄峨之才，仰慕其才而已，如后来杨慎不是有诗说“易求海上琼枝树，难得闺中锦字书”，不然怎么杨慎不偕父到黄府求其婚，而是“珂以夫人归慎于京师”?另一方面《闲情集》曰：“安人博通经史，工笔札。闺门肃穆，用修亦严惮之”；《续玉笥诗谈》：“娴于女道，性复严整，闺门肃然，虽先生亦敬惮之。”这说明杨慎也有些怕她，丈夫怕妻子，夫妻关系还很和谐吗?那为什么杨慎要怕她呢?这是因为，黄峨的恃才傲物的骄气和大家闺秀的严肃施于家中所致，她自幼聪颖好学，秉承家学，同时也通妇道，这就使她有了恃才傲物的傲气，而缺乏一般女性的温柔顺从。也因了她的才气和所受的教养，使她具有丈夫般的干练、果断，而缺乏一般女性的淑雅柔和。《四川省志》、《潼川府志》，遂宁、新都县志都载有黄峨力排众议，藁葬其舅翁(廷和)，世宗开棺验视，终得免祸，(也有传是藁葬杨慎)，这就足以证明黄峨具有干练、果断的远识，这种女性一般是不温柔、淑雅的。另外，由于她接受的是大家的闺秀教育，所以时时都很严肃，在家庭中、夫妻关系上也是那样严肃而缺乏随和性。要之，夫妻间缺乏应有的随和，只能是敬而惮之，那这自然就无和美之言了。黄峨除了达礼知书以外，她也有一般妇女的泼辣与娇嗔，她自己本就是才女，嫁了一位比自己大十岁的丈夫，而且还是继室，她自是觉得冤与委屈，一腔不平之气发之于行为，就是娇嗔不柔顺，时时处处都有自己的主见和以自己为中心的意识；发之于笔端，则是酣畅泼辣、直率大胆，正如刘大杰先生说：“黄峨散曲，酣畅泼剌处，胜于杨慎。”《艺苑卮言》说其作品“间杂淫亵，倡条冶叶之气，大家非宜”，其实正是她直率大胆的明证。综合这些方面即可说明，南宋李易安再适张汝舟与黄峨嫁与杨用修有些共通性。
综上所述，黄峨因为秉承了家学，成为了才女，使她具有干练恃才要强的个性，乃至于夫妻感情不和谐，使她只有晚婚，浪费青春好时光，这自然是她的悲剧之一。
二、封建伦常、嗣承观催发了黄峨的悲剧人生
封建伦常条文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种不良影响至今都还流毒不浅。这就使得人们希望多生儿子，接续香火，一个人只有儿孙齐满才算完美人生。由此，使许多妇女对多生孩子，特别是多生儿子趋之若鹜，诗经《苤苡》反映的就是妇女为求得多生儿子而抢采据说能医治妇女不孕之症的车前子的场面，奴隶社会尚如此，封建社会更严重，也使得许多封建妇女由于不生儿子，而一生遭凌辱、歧视。
杨慎是受过封建正统教育的，他也深谙其中道理，他也热切希望自己有儿子可传业。而且之前杨慎已有二子，均已殇亡。程封《升庵年谱》丙子下增补“生子耕耕殇，副室生恩恩”；又《亡妻王安人墓志铭》“服除北上，因子耕耕殇，哀丧成疾。安人数孕不育，恩恩者，副室子也，弥月母亡，安人以为己子”；又杨慎《八月十三夜梦亡室》“稚子今朝是两周”(该诗作于明正德戊寅年，恩恩生于丙子)，由这些可以看出，升庵非常希望有儿子，而且很喜欢儿子，为大儿子耕耕的夭折，哀伤过度而病。王安人后来不孕，所以又
纳副室，目的就是与封建时代的男子三妻四妾一样，生子传业。副室确实也生下了恩恩，连王安人都视之为己子，但很遗憾，杨慎两个儿子都相继夭亡。后来在杨慎三十一岁时连相濡以沫十年的妻子也撒手人寰。所以笔者以为杨慎娶黄峨为妻还有一个缘由就是生子传宗，乃至于黄峨“性复严整，慎亦惮之”，在这种情况下，杨慎仍然对之恩爱、迁就有加，常伴其徜徉于京都、家园、湖滨；游宴于京城灯市、茶坊；甚至于谪戍以后仍携眷至滇，游山赏景，都是希望黄峨能产下一男半子以嗣香火，然而，不知怎的天意好像有意要折磨人，黄峨多年来就是不孕，婚后五年夫妻共衾枕的机会可是不少，可就是肚子不争气。加之杨慎又望子心切，特别是遭永远贬谪之后，子孙可替役，他有子之心更迫切了，是可想而知的，黄峨无出，杨慎是多么失望，夫妻情感自然要大打折扣。封建时代，妇女无出本就位低三分，更何况封建妇女“七出”条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无出”。而黄峨“无出”，杨慎没有休弃她，杨慎是由满怀希望而渐渐失望落空，慢慢冷淡，到最后不相见不相会，(笔者统计，杨慎遭贬谪后，七次返川，但要么就居于泸州，要么就在成都，很少返新都，除非迫不得已)彻底冷落，这也算是对黄峨的有情有义的做法了，既有他自己的体面，又给黄峨及其家人保了面子。这样黄峨就活活寡居了四十多年，特别是，从青年时代寡居，可以想象得出其中的孤苦艰辛的，这无疑是一个女人的莫大悲哀，造成黄峨的这种悲剧结局的根源就在于封建宗亲的伦常嗣承观。
三、甲申庭杖，棒打鸳鸯
简绍芳《升庵年谱》云：“甲申七月，两上议大礼疏，嗣复跪门哭谏，中元日下狱，十七日庭杖之，二十七日复杖之，毙而复苏，谪戍云南永昌卫(今云南保山)……挽舟由潞河而南，值先年被革挟怨诸人，募恶少随以侍害，公知而备之，至临清始散去。”杨慎庭杖遭贬出京由潞河而南，溯江西上至江陵，历湘黔入滇，黄峨送夫一直抵达江陵，杨慎有《江陵别内》诗。
按当时的规定，遭贬谪的罪犯是不得携家眷至戍所，所以他们虽然是一对相爱的夫妻，也在江陵的最后一程被活活拆散。从此，夫妻天涯各别。黄峨孤舟上三峡，年底至家，勤心事公姥，寡处纪家务；杨慎则带病被解押，第二年春上才到达戍所。我们姑且不说明武宗的荒淫，明世宗的贪婪与杨慎父子的原则、正直而引发了“议大礼”这种带有党锢之祸的一次政治权力的党派较量。但杨慎的两次被“庭杖”，终被发配充军至云南。这无疑是一阵无情棒，打得鸳鸯各一方。从此黄峨有纪纲家务的劳心劳力，侍奉公姥的谨慎小心，独守空闺的孤苦、寂寞，千里相思的牵挂与担心，所有这些一并向黄峨袭来，一个柔弱女子，如何担当得起?她只得“珠泪纷纷滴砚池，断肠忍写断肠诗”，确实是“无药可疗长夜恨”只能哀叹“三春花柳妾薄命”。这一棒强加给黄峨的怎一个“悲苦”了得。
四、杨慎滇南消磨，时移情转
大凡人之常情，遭受重大挫折与打击之后，一种是逆境奋起，一种就是一蹶不振，再一种就是放浪行骸自行消磨以掩饰其胸中之大懑，而杨慎就属于第三种。杨慎充军是“永远”充军云南，他在《与同年书》中有“走发戍明旨，有永远字样”句，这说明他是明白的，同时，他更明白“凡军政条例，年六十者许子侄替役”，这些都是解读杨慎的机关。所以他到了滇南后，自知回归无望，特别是几次大赦虽然也有一些老臣旧友在各方面为他周旋，但他都不在被赦之列，而子孙虽可替役，偏偏他又没有可以为之替役的子孙，他就只得自行消磨放浪。简绍芳《升庵年谱》谓其谪戍以来“陶情乎艳词，寓意乎声伎，落魄不羁”。当时重庆府守备刘绘也曾写信劝杨慎说：“独于脱略礼度，放浪形骸，陶情乎艳曲，耽意乎美色，乐疏旷而惮拘检。此天下后生，往往惑之。抱尺寸者，又从而讥讪，以为困踬夷险，降志辱身，厌溺嗜欲，而不超玄远，其略知足下者，又为足下之才之惜”；杨慎在回书中说他纵酒赏物是“亦聊以耗壮心、遣余年。若所谓老颠欲装风景，不自洗磨者，良亦有之”；《艺苑卮言》也引述到杨慎在滇中，在泸州纵酒狎妓之事。杨慎放浪落魄的原因，当然是为了避祸。《明史》、《明史稿》都记有：“用修在滇，世庙意不能忘，每问杨慎云何?阁臣以老病对，乃稍解。用修闻之，亦自放。”不管他是出于何目的，杨慎在滇中纵酒狎妓这是事实。这就会在乐融融之中忘却了新都的断肠人。她那里枉劳牵挂，他这里乐不思家。丢下个正值青春的黄秀眉“相怜空有刀环约”，“不见他一纸来书”，“到如今、守窗无语恨长更”，她只好苦劝并希望郎君有回转意：“便有天子呼来不上船，把我熬煎，待教我冷气虚心，将他顾恋。觑一觑要饭吃，搂一搂要衣穿。”(《仙吕点绛唇》)然而“郎君自是无归计”。所以她也只有长叹在月复一月的苦悲中青春就这样耗尽，“月缺又重圆，人老何曾再少年”；“赢得腹中愁，不称心头愿。大都来时乖命。”(《仙吕点降唇》)黄峨悲叹自己，也明白原因是“金杯美酒苦留他，锦帐罗帷不恋咱”(《一半儿》)。杨慎的纵酒狎妓冷落了伴孤灯，守活寡的黄峨。
当然杨慎的这种移情别恋，毕竟是自行耗磨，随着年龄的增长，还有叶落归根的期盼，还有六十归休的团圆之望，至少老来夫妻可相守，青灯前，还可相顾无言。但要命的是连这最低的希望都破灭了，那就是杨慎知道纵酒狎伎终非长远之计，于是在明世宗嘉靖十三年(1534)在好友王廷表帮助下纳娶少室喻人周氏。第二年六月周氏生下杨慎的第三子同仁。又在明世宗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八月在戍所安宁纳少室北京人曹氏，第二年曹氏又生下杨慎的第四个儿子宁仁，从此有两位年少于黄峨的美貌女子厮守于杨慎身边，足可以慰藉杨慎的孤苦，足可以满足他的需求了，蜀中老妻黄峨的有无、存亡对杨慎来说是毫无关系了。更何况，周、曹二妾都生下了儿子，这给杨慎带来了莫大的惊喜，又激活了宏远的希望，喜的是从此香火有传承；希望在于儿子长大可替役，至少以后可以在死前洗刷掉罪犯、配军的污名，可以不把罪囚之名背到死，就连常人都不愿以恶罪之名下见宗祖阴魂，更何况杨慎。由这些可以看出现在的杨慎，除开脱罪囚之外，有美丽年轻的妻子，有美满幸福的家庭，又有寄予厚望的儿子，他会把所有的情用在两位给他生下儿子、为杨家立下了大功劳的娇妻身上，把所有的精力用在经营新的家庭之上，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远在新都的黄峨自然是淡乎寡味了，自然就渐淡忘却，甚至想来还生厌，既威严，还无出，索性当她不存在的好。所以杨慎自纳周氏后，虽然曾五次返蜀，但到过新都只有两次而且都是便道还乡，片刻即走，更多的是寓居成都、泸州。特别是他六十六岁时，虽已多病还是携一妾二子侨寓泸州(当时一妾已亡故)。由此可以看出杨慎自杨廷和去世后与黄峨的感情渐渐疏淡，自纳妾生子后，全然转移毫不念顾。黄峨又有什么办法呢?她也有普通女性的爱与恨。她也只能恨那些夺走她丈夫的女人，“谁承望忽剌刺金弹打鸳鸯，支楞楞瑶琴别凤凰。我这里冷清清独守莺花寨，他那里笑吟吟相和鱼水乡。难当小贱才假莺莺的娇模样，休忙，老虔婆恶狠狠做一场。”(《雁儿落带过得胜令》)她也怪丈夫负心不念她凄苦与艰辛，“寄与他三负心那个乔人，不念我病榻连宵，不念我瘴海愁春，不念我剩枕闲衾，不念我乱山空馆，不念我寡宿孤辰。茶不茶，饭不饭，全无风韵，死不死，活不活，有甚精神?阻隔音尘，哪个缘因?好事多磨，天也生嗔。”(《折桂令》)她恨也好，怪也好，都无济于事，但她还得虚饰大家闺女的体面与大度，“水边杨柳路边花，也照污泥也照沙。合作风流一伙家，说情杂，一半儿装聋一半儿哑。”(《一半儿》)掩饰了的悲苦更悲苦，强忍住的哀愁更哀愁。
另外，王文才先生在《杨慎学谱》中引述：“慎久戍滇南，不得遇赦，夫人黄氏无出，欲得嗣子顶替军籍，故纳妾于滇阿迷之行，道经临安既先娶周”(时杨慎三十七岁)，按此说杨慎纳妾是为了得子替役，而纳周第二年即得子同仁，慎该悉心扶教之，为何五十五岁时又纳妾曹氏?此正说明，英雄爱美人，杨慎已移情，旧有之说亦为不污状元耳。
综上所述，黄峨可能因为恃才傲物，性复严，又无出的自身原因，加之封建礼教对女性的要求和议大礼程杨慎遭廷杖，戍滇南自行放浪的外在因子，使黄峨夫妻感情渐渐淡薄、疏远到名存实亡，几乎从二十六岁的青年时期就夫妻分离活活寡居四十六年之久，铸成了黄峨莫大的悲剧人生。所谓蚌病成珠，正因了她的人生的悲剧又铸就了她文学上的辉煌。
责任编辑原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