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密 郭佳宏 朱俊丰
摘 要：融合劳动价值论和新熊彼特增长理论，考虑需求结构升级、企业家劳动异质、经济增长导向三大假设，构建多部门新熊彼特增长模型，并运用31个省份1993—2018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脱实向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是：“脱实向虚”引致企业家创新性劳动减少，生产率参数受阻，经济增长率下降。这使得新古典框架下“从资本向全要素生产率升级的创新性劳动偏向型道路”可能转向“从资本向投机演变的投机性交易劳动偏向型道路”，出现供给侧结构性失衡。只有优先解决“脱实向虚”带来的供给侧结构性失衡，才能回归供给侧的正常资源配置结构，因此，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路径不能简单仿效西方进行管制放松或自由化，而应先运用政府之手，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将投机性交易劳动关进“笼子”;进而运用市场之手，优化资源配置，释放创新性劳动的活力。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脱实向虚;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43（2021）01-0092-17
刺激性投资会增加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在总投资中的比例，减少更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设备购置投资”的占比，形成“脱实向虚”的风险[1]。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央对经济形势进行准确研判，形成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发展思路。有效践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新的战略转型命题，亟须经济学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充分支撑。
当前中国学者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了热烈而有益的探讨，明确了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里根经济学”的“中国版”[2]。然而，现有文献对实体经济回报递减下资源配置结构性扭曲仍缺乏机理上的系统分析，这不仅使得到底什么结构是“牛鼻子”并不清晰，而且使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容易被中美贸易摩擦、新冠肺炎疫情等外在冲击干扰。总体来看，在回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底为什么、是什么和怎么办”等问题上，目前尚缺乏逻辑自洽、令人信服的原理性解释;直接照搬西方主流理论所获得的解释又存在着明显与本土实践不符的尴尬。本文尝试通过对西方近20年结构性改革研究中“为什么、是什么和怎么办”的述评，提炼出内生于中国国情的假设条件;将上述新假设纳入多部门新熊彼特模型，从理论与实证角度系统阐释随着“脱实向虚”的产生，供给侧“从资本向全要素生产率升级的创新性劳动偏向型道路”向“从资本向投机演变的投机性交易劳动偏向型道路”偏离，呈现路径选择的“劣驱良”趋势。因此，现阶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中国道路不能简单仿效西方放松政府管制，而必须科学发挥政府的作用。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综述：一个国际比较的视角
除了“撒切尔主义”和“里根主义”之外，2000年以来西方结构性改革研究有了很多新的进展[3]。这里从总体理论内涵和分解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论述，并从西方结构性改革的“为什么、是什么、怎么样”三方面进行述评与延伸，提炼出符合中国国情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大假设。
（一）西方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内涵
结构性改革最初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提供的扶贫贷款和救助性项目中所附加的结构性调整项目，旨在推动发展中国家走向“华盛顿共识”，主要措施包括构建自由市场制度、解除政府规制、推动私有化、减少贸易壁垒等。此后，随着全球各国经济增长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或放缓，在应对特定危机的短期政策基础上，很多国家意识到危机过后需要通过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才能实现经济增长的长期提振。因此，西方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内涵是指当投资、就业、生产率及产出等微观配置结构出现负面情况时，以提升潜在经济增长为目标所采用的系列应对政策组合[4]。
结构性改革的目标是经济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结构性改革政策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并称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5]。2016年二十国集团深化结构性改革议程开篇提到：结构性改革是二十国集团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目标的关键之一。OECD将结构性改革称为“迈向增长”或“增长推动型”结构性改革。
（二）西方结构性改革中的“为什么”：“供给侧”的形成动力
西方结构性改革在供给侧的形成动力主要由危机引致[6]。当出现经济衰退或重大外部冲击等危机局面时，西方政策制定者将考虑采取结构性改革，例如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危机、20世纪80年的荷兰和新西兰危机、20世纪90年代的意大利危机以及2009年的欧债危机等情况下，各国均实施了结构性改革。Duval & Elmeskov发现，产出缺口在4%以下时，产品和劳动力市场上至少有一个重大结构性改革的可能性增加了近1/3[7]。除了外在危机引致外，结构性改革的具体形成动力在各国存在一定差异，总体来看分为如下几类：外债、金融危机等外部冲击是实施金融和银行结构性改革的动力;周期性通胀和银行业危机是实施外部资本账户改革的动力;经济增长或收入下降是贸易和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动力[8]。
（三）西方结构性改革中的“是什么”：“结构性”的内容重点
西方结构性改革研究的结构主要是两类：一类是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单部门模型为基础，强调投资、就业、生产率及产出等微观资源配置结构。如Egert & Gal以资本密度、就业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等微观资源配置结构为核心，描述并探讨了新的结构性改革框架，量化了结构性改革对于OECD国家的总体影响[9]。另一类是以多市场平衡为基础，强调金融、外贸、劳动力、产品等多个部门（或市場）间结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结构分为金融、劳动力、资本账户、产品、贸易、制度等多个部门（或市场）层面[10]。欧盟将结构分为财政、劳动力、社会、环境、金融等不同政策领域[11]。在现有理论研究中，新古典框架下的微观资源配置结构仍占主导，多部门结构研究逐渐增多，然而对于到底是选择微观资源配置结构还是多部门结构这一问题，并没有系统论述和共识。在多部门（或市场）结构的实践推进中，不同国家通常依据关键结构性问题的不同，采用不同的结构性改革实施重点和实施顺序，比如发达国家的结构性问题通常由金融部门或外部资本账户的风险引发，因此，发达国家中金融市场、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等部门的改革优先于产品市场改革[12]。拉美国家中巴西等国在面临财政赤字和外债压力时，优先从金融、资本等结构开始自由化，以致引发了严重的脱实向虚风险[13]，而智利从控制财政入手的结构性改革则相对成功。
（四）西方结构性改革中的“怎么办”：“改革”的政策措施
西方结构性改革政策具有“市场崇拜型”特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加强以自由化为主的竞争促进政策，主要包括：企业的进入和退出，企业和大学的合作，企业与风险资本的接触，促进劳动力流动、劳动者技能和工作任务之间更好地匹配，等等[14];另一方面，以放松主要领域监管为主，涉及公共财政运作、国有企业治理、金融部门监管等。IMF根据各国结构性改革的情况，将结构性改革视为一系列具体市场的“改革包”，具体政策内容如表1所示。
（五）简要评论
西方结构性改革的文献研究为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与借鉴。西方结构性改革内容均内生于西方的历史阶段和现实条件，是市场关系运行的结果和内在机理的外在表征。只有从中国现阶段的现实条件与关键问题出发，遵循经济运行的基本原理和部门关系，理清传导过程和影响机理，才能摆脱“就现象说现象”的局限，获得符合中国本土特点的解决方案。本文认为在“供给侧的动力”“结构性的内容”“改革的政策”三个方面，中国的现实条件与本土国情需要充分考虑。
第一，“供给侧”的形成动力为“需求结构升级”。西方结构性改革的危机引致型特征是表象，背后深层原因是需求結构的变化。克鲁格曼认为，当经济困境源于总需求规模的周期性变化时，需求侧管理政策更为有效①，但当经济困境源于需求结构变化时，经济困境将更加持久，此时就需要结构性改革政策。中国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直接动因是中国式产能过剩，是由需求结构升级引致的。本文增加包含需求结构的家庭部门，将传统的三部门新熊彼特增长模型拓展为四部门模型，强调需求结构升级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形成动力。
第二，“结构性”的内容重点强调“企业家劳动异质”。西方的结构性改革在理论层面更强调微观资源配置结构;在实践层面强调不同部门之间的结构，并侧重制约本国关键结构性问题所对应的市场或部门。中国的产能过剩主要发生在产品市场②，因此当前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切入点是产品市场，急需明确产品市场的制约条件与传导机理[24]。在产品部门中，虚体经济膨胀之后资金流向是表象，而资金的变化由人来主导，其背后是以人为主体的劳动关系变化，即创新部门企业家劳动取向从研发领域转向金融、住房等投机性领域。本模型将对创新部门的企业家劳动进行细分，深入考察“脱实向虚”引发的企业家投机性交易劳动对创新性劳动的挤出，进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
第三，“改革”的政策措施侧重“经济增长导向”。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的重要背景是经济增长出现了“四降一升”的矛盾③，因此，与西方结构性改革一致，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是促进供给侧的潜在经济增长。不同于西方结构性改革中的“市场崇拜型”政策，在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市场只是手段。在外部制度约束不完善的情况下，应优先围绕增长目标，有效利用和充分发挥政府与市场的作用。因此本文模型设计将紧紧围绕提升供给侧潜在经济增长的目标来制定政策措施，而不是围绕市场化或自由化等手段来制定政策措施。
二、理论模型的构建
在此，纳入“需求结构升级、企业家劳动异质、经济增长导向”三大假设，构建四部门新熊彼特增长模型，探讨现阶段“脱实向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
（一）理论模型的基本框架
1.家庭部门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需求结构呈现从吃、穿、用等基本需求向财富、投资、社交、美好生活等非基本需求升级。传统经济理论重点刻画了需求规模扩大占主导的特征事实，因此传统增长理论中家庭部门的效用函数多与消费需求的规模密切相关。近年来，不同学者对传统效用函数进行了多种拓展，如：邹恒甫将财富积累纳入效用函数[25];严成樑将社会资本纳入效用函数[26];周密等将消费需求结构纳入效用函数[27]。本文根据中国从需求规模扩大向需求结构升级这一阶段性转变的特征事实，假定有代表性经济主体的效用既是消费规模的函数u（c），又是消费结构的函数u（D2/D1）：
其中，参数ζ、θ>0，c表示消费需求规模。D1为基本消费需求，D2为非基本消费需求，D2/D1表示消费需求结构。进一步假设家庭的基本消费需求与家庭的财富呈一定比例的关系，即D1=η（a）×a，D2=a-η（a）×a。其中，a代表家庭财富，因此，需求结构为H=D2/D1=（1-η）/η。系数η会随着财富a的增加而下降，在本文中，假定η（a）'=κ。
令ρ为主观贴现因子，那么有代表性经济主体的总效用函数为：
假定居民的工资给定为w，劳动市场出清且居民获得其劳动就业量，r是利率，那么居民的预算约束为：
2.最终产品部门
根据Howitt & Mayer-Foulkes等研究者的思想[28]，作出如下假定：经济个体只消费一种产品，即最终产品;最终产品由完全竞争性的企业使用生产性劳动和中间产品两种投入生产出来;中间产品的种类是在[0，1]区间内的集合。那么，最终产品生产函数为：
其中，时间t=1，2，3...;0<α<1;Ly是生产性劳动投入;Ait是反映中间产品质量的生产率参数，在任一时点生产率参数依据中间产品的不同而不同;xit为中间产品i在t时刻的流量。公式（4）的经济学含义是：最终产品在一定质量的中间产品基础上由生产性劳动生产出来。由中间产品生产的最终产品的产出决定方程为：
3.中间产品部门
假定各中间产品均有其垄断者，那么中间产品价格等于其在最终产品生产部门的边际产量：
假定最终产品市场为完全竞争市场，中间产品平均成本为1，那么中间产品生产部门的利润最大化问题为：
max{∏it=pitxit-xit}（7）
可进一步得到均衡利润：
t期的生产率参数为At，表现为：
那么，中间产品部门的总利润为：
4.创新部门
假设r是t和s之间的平均利率，则创新部门在时间t获得的期望现值E（Vt）为：
本文回归劳动价值论，认为创新作为技术的首次商业化应用，是企业家创新性劳动精准认知市场的结果，创新成功的概率μ是创新性劳动投入的线性函数[29]：
其中，δ为参数，弹性介于0和1之间，因此从事创新活动的边际产品为正且递减。本文运用垂直创新的思想[30]，假定在每一期中，创新是一项存在不确定性的活动。如果企业家创新成功，那么本期的中间产品生产率将由上一期的At-1提高至At=At-1;如果企业家失败了，则t期无创新，At=At-1。
At=μt？谆At-1+（1-μt）At-1（14）
首先，企业家劳动是创新的关键，且这种劳动存在异质性。企业家的劳动并不必然产生创新。当企业家投入创新性劳动Lr时，将形成创新型企业家;当企业家投入投机性交易劳动Lu①时，将形成套利型企业家[31]。不妨设总人口为L，那么L由生产性劳动Ly、创新性劳动Lr和投机性交易劳动Lu三部分构成②：
L=Ly+Lr+Lu（15）
其次，企業家异质性劳动体现在不同领域的活动之中。近年来，企业从房地产、金融等非生产领域的套利交易活动中的获利不断增多，引发了明显的产能过剩。
最后，企业家对劳动投入方向进行市场选择。以往企业家劳动配置主要受寻租等因素影响[32]。中国最新实践显示，大量资金根据市场逐利原则，在股市、债市、房地产等领域流动，金融风险不断积聚，而实体经济出现“融资贵”“融资难”等问题[33]。本文认为，“脱实向虚”是住房、金融等虚体经济领域增加值相对于实体经济领域的膨胀现象。这里引入T来表示经济“脱实向虚”的程度，经济“脱实向虚”的程度越高，将有越多的创新型企业家转向投机性交易劳动，减少创新性劳动：
各企业家的创新收益函数已知为V，当企业家将禀赋用于投机性交易劳动时，用于创新的创新性劳动将无法获得创新的全部收益，创新性劳动将减少。创新性劳动的损失包含两部分：一是直接被套利型企业家占有的收益，取决于投机性交易劳动对创新性劳动挤出的概率，假定等于企业家中套利型企业家的比例;二是当套利行为发生时，套利型企业家侵占创新型企业家财富的比例，假设比例给定为β，那么创新型企业家的期望净收益为：
假定经济体中套利型企业家从创新型企业家那里获得的收益为R，那么套利型企业家的期望收益为：
创新型企业家与套利型企业家会寻求相同的期望收益：
E（Vr）=E（Vu）（19）
市场利率水平r为：
（二）均衡求解
在长期内，有代表性经济主体需要在方程（3）的预算约束下，极大化方程（2）的效用。构造一个现值的汉密尔顿函数：
在平衡增长路径下，经济的增长率与消费的增长率相同：
（三）进一步理论分析
1.理论模型的设计思路
理论模型的设计思路为：第一步，随着收入的提高与财富的增长，家庭部门在消费规模扩大基础上实现消费需求结构升级，满足基本消费需求后居民更加倾向于财富增值等非基本需求，这将影响总效用函数U。第二步，供给侧的创新部门、产品部门将对家庭部门的需求进行适应，其中随着消费需求结构升级后出现经济“脱实向虚”T，供给侧创新部门的核心要素——企业家捕捉到“脱实向虚”后的收益变化，根据市场选择，偏向房地产、金融领域等财富增值的投机性交易劳动，而挤出创新性劳动，创新部门企业家创新性劳动Lr减少。第三步，企业家创新性劳动减少将降低创新成功的概率，导致生产率参数A降低，阻碍中间产品部门生产。第四步，供给侧最终产品部门产出下降，制约经济增长率g提升。
2.关键影响变量分析
从经济增长率的决定公式（25）中可以看出，除了基本参数之外，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消费结构H、生产率参数A以及“脱实向虚”变量T。
（1）消费需求结构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对H求一阶导数，得到：
在经济发展初期，消费需求结构以基本消费为主时，消费需求结构的提升对经济增长率产生促进作用，但随着非基本需求逐渐增大，消费需求结构的提升将使经济增长率趋缓。总体而言，消费需求结构对经济增长表现出倒U型的影响趋势。
（2）生产率参数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对现期生产率参数At求一阶导数，得到：
现期的生产率参数At与经济增长率g之间正相关。这与新古典模型和熊彼特创新模型的基本结论一致，即生产率参数是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3）“脱实向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T求一阶导数，得到：
鉴于参数的复杂性，从均衡增长率的结果很难推断“脱实向虚”对经济增长的综合影响。根据理论分析，随着经济的“脱实向虚”，创新型企业家创新性劳动的期望净收益减少，企业家开始偏向投机性交易劳动，减少创新性劳动，出现企业家劳动的结构性失衡。
三、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31个省份作为研究样本，数据时间选择在1993—2018年①。本文在时间的选择上有两个重要节点：第一，以1993年为研究起点的原因在于，1992年的南方谈话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篇章，中国正式开始采用需求侧管理政策，且逐渐进入以满足基本消费需求为主的高速增长阶段。第二，以2010年为时间序列分界点。2010年左右基本消费品的需求收入弹性普遍下降至0.5以下，需求结构显著升级。
1.被解释变量
实际产出的增长率通过各省份实际产出水平计算得到，各省份实际产出水平采用各省份实际GDP进行衡量，数据源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2.核心解释变量
（1）生产率参数A。在经验研究中，生产率参数通常以知识存量衡量。本文中的生产率参数以各省份的专利申请量通过永续盘存法计算得到，数据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知识同物质一样，同样是一种资本，知识资本存量是知识生产的主要决定因素之一，然而知识资本的折旧呈现与物质资本不一样的特点，本文采取Kang & Dall最新印证过的观点[34]，以15%作为知识存量的年折旧率②。此外，在知识的衡量指标上本文遵循国际惯例，采取专利申请量。
（2）经济“脱实向虚”程度T。“脱实向虚”有不同的指标，如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的下滑、个人房贷的快速增长、保险资本的运作等。中国服务业中的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容易形成经济泡沫，吸引大量资源进入，削弱创新发展的能力，甚至导致金融和经济大幅波动。根据中国的实践，本文将“脱实向虚”理解为住房、金融等领域增加值相对于实体经济领域的膨胀现象，采用房地产业与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进行衡量。
3.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理论模型部分的具体变量以及经典增长回归模型中用于控制的变量。
（1）最终产品生产部门的劳动投入。通过从业人员数减去R&D人员数可计算得到。其中，R&D人员数代表创新性劳动投入Lr，以研究与发展人员全时当量③表示，用从业人员数减去R&D人员数可计算得到最终产品生产部门的劳动投入Ly。
（2）消费需求结构。本文选取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来衡量基本需求系数η，数据来源于各省份统计年鉴，并进而得到农村居民家庭的消费需求结构H。本文的消费需求结构为非基本消费与基本消费的比值H=D2/D1=（1-η）/η，因此，基本需求系数η越低，需求结构H越高。
（3）物质资本K。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采用由经合组织、美国劳工统计局和澳大利亚统计局提出的最新方法测算得到[35]。
（4）对外开放度。用进出口总额占地区GDP的比重表示，数据来源于EPS数据平台。
（5）政府支出规模。用一般预算支出占地区GDP的比重来衡量，数据来源于EPS数据平台。
（6）税收。用政府税收占地区GDP的比重来衡量，数据来源于EPS数据平台。
表2（下页）为本文主要变量的定义性描述与统计特性。
（二）基准模型设定与估计结果
基于Barro和Salai的增长回归模型经典范式[36]，并融合本文的理论建模结果，本文以t-1期到t期实际产出的增长率作为被解释变量，以生产率参数、“脱实向虚”作为解释变量，并加入二者的交互项以及其他控制变量，建立基准模型如下：
其中：i表示省份，t表示年份。yi，t是省份i在时期t的实际产出，logyi，t-logyi，t-1是t-1期到t期实际产出的增长率，logyi，t-1是初始实际产出的对数;logAit、logTit是本文重点考察的生产率参数与“脱实向虚”变量，以对数形式进入回归方程;logTit×logAit是交互项，交互项体现的思想为：“脱实向虚”影响当期的生产率参数，进而影响供给侧的经济增长率;t是时间虚拟变量，ηi是地区固定效应，εit表示干扰项。
由于初始的生产率参数会影响后续经济增长，因而本文采用有助于克服解释变量内生性问题的GMM方法估计。同时，由于DIF-GMM较易受小样本偏误与弱工具变量的影响，本文运用SYS-GMM方法估計增长模型。在有限样本条件下，两步系统GMM（Two-step SYS-GMM）估计量的渐近标准误会严重下偏，从而影响统计推断，本文主要基于一步系统GMM（One-step SYS-GMM）估计结果进行分析。
利用一步系统GMM估计方法，采用逐步添加控制变量的方式对回归结果进行呈现，相关结果如表3（下页）所示。
模型（1）、（4）、（7）给出了遵循经典的增长回归模型，将被解释变量一阶滞后、“脱实向虚”、生产率参数及其交互项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并引入一定控制变量后的估计结果。模型（2）、（5）、（8）与模型（3）、（6）、（9）分别给出了逐步对宏观经济变量政府支出、宏观税负进行控制后的回归分析结果。可以发现，当逐步加入控制变量时，回归结果在小范围内波动，但总体上依然一致。各模型估计结果满足一阶、二阶自相关检验以及Hansen检验。初始产出水平的系数为负且在统计上显著异于零，表明省际经济增长存在收敛迹象。
生产率参数的系数显著为正，分时段回归估计结果表明现阶段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越来越强。“脱实向虚”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金融、房地产等行业的适度发展会促进资金的有效融通，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脱实向虚”与生产率参数的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系数值稳定在-0.005至-0.021的范围内，表明“脱实向虚”与生产率参数的交互作用非常显著，“脱实向虚”会抑制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此外，就控制变量而言，消费需求结构系数显著为负，且在经济增长后期消费需求结构对经济增长率的抑制作用越来越强。这说明，当需求结构升级后，经济增长速度会变缓，这与本文的理论和中国实践发展较为一致。对外开放度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对外开放有助于经济增长;政府支出系数前期为正、后期为负，表明当达到一定程度后，政府支出的作用逐渐减弱，这与当前中国需求侧管理政策失效的实践一致。税收规模系数普遍为负，高税收规模显然难以促进经济增长。此外，物质资本总体影响为正，而生产性劳动力系数并不显著，在本文中仅作为控制变量。
实证结果印证了本文的一个核心观点：经济“脱实向虚”本身并不会抑制经济增长，但经济“脱实向虚”会通过抑制生产率参数，进而降低生产率参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结合中国的具体现实，金融、房地产等行业的繁荣有助于经济增长，然而当更多资金进入这两个行业，没有为实体经济服务时，比如资金进入房地产行业，不是立足于消费需求，而是炒房等投机需求时，就会通过生产率参数的传导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三）扩展模型设定与估计结果
基准模型验证的是“脱实向虚”→生产率参数→经济增长的总体影响机理。本文进一步认为：生产率参数增长受到抑制的关键是当经济“脱实向虚”时，将引发创新部门的创新性劳动Lr被挤出。为验证这一逻辑的正确性，建立扩展模型如下①：
其中，生产率参数的增长△Ait以当期与滞后一期生产率参数的差值表示，创新性劳动投入Lr以研究和发展人员全时当量表示。罗默认为，社会总资本是以一定的比例投入研发部门，据此，以社会总资本反映研发部门资本投入Kr。各变量均以对数形式进入回归方程，为使变量容易识别，不再标注对数符号。鉴于初始生产率参数水平会对后期生产率参数增长产生影响，采用有助于克服解释变量内生性的GMM方法估计，系统GMM分时段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
模型（10）、（13）、（16）是生产率参数增长的基本模型，一步系统GMM估计结果表明：当期生产率参数、创新性劳动与“脱实向虚”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说明，当期生产率参数、创新性劳动与“脱实向虚”对生产率参数增长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脱实向虚”与创新性劳动的交互项显著为负，其系数在0.5～1.0的范围内波动。这表明“脱实向虚”显著降低了创新性劳动对生产率参数增长的促进作用，验证了“脱实向虚”通过减少创新性劳动，进而影响生产率参数的逻辑。从分时段估计结果来看，当需求结构显著升级时（2010—2018），“脱实向虚”通过创新性劳动降低对生产率参数正向作用的影响程度更高。
模型（11）、（14）、（17）是在生产率参数增长的基本模型基础上引入研发资本水平作为控制变量，采用一步系统GMM的估计结果。模型（12）、（15）、（18）是采用两步系统SYS-GMM的估计结果。结果表明，当控制研发资本水平时，各关键解释变量的系数在方向与大小上依然符合预期。此外，各模型估计结果满足一阶、二阶自相关检验以及Hansen检验。可以认为，各关键变量的估计结果是相当稳健的。上述实证结果反映了本文的一个核心观点：住房和金融领域的“脱实向虚”会抑制企业家的创新性劳动，降低生产率参数的增长。
（四）稳健性检验
鉴于扩展模型估计结果中已包含稳健性检验的内容，这里重点对基准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见表5，下页）。基准模型考虑的分时段研究，只观察以农村需求为标尺的需求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没有考虑城市的需求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模型（19）、（22）、（25）用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计算的消费需求结构来替代以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计算的消费需求结构，采取一步系统GMM的估计方法，检验实证结果的稳健性。可以发现，各关键解释变量的相关系数在方向与显著水平上较为一致。
增长回归模型中实际总产出与实际人均产出均可以表述经济增长这一概念，常用来交替使用以验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模型（20）、（23）、（26）以人均实际产出变量替换实际总产出变量，采取一步系统GMM的估计方法，检验实证结果的稳健性。当采用人均实际产出变量时，可以发现各解释变量的相关系数均稍有增大，但在方向与显著水平上近乎完全一致。
在有限样本条件下，虽然一步系统GMM的估计结果要优于两步系统GMM的估计结果，但是两步系统GMM可以作为结果稳健性的测试方法。模型（21）、（24）、（27）便是采取两步系统GMM的方法，对实证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可以发现，一步与两步系统GMM的估计结果无论是在相关系数方向还是在显著性上近乎完全一致。这均证明实证部分的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逻辑：双重路径
这里从经济学理论角度提炼“脱实向虚”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路径选择的经济学意义。当前结构性改革的主流范式以新古典的单部门模型Y=F（L、K、A）为框架，如图1上端所示的单一路径。在这一框架下，经济增长的逻辑为：供给侧从劳动力要素驱动为主的AB结构，向资本要素驱动为主的BC结构，进而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为主的CD结构不断顺次升级的过程。
本文納入可能出现负面作用的“脱实向虚”变量 T，解释性框架为：Y=F（L、K、T、A）。与西方新古典框架的单一路径相比，本文框架下中国供给侧的发展呈现双重路径（见图1）：如果实行自由化，放松对T的政府监管，那么经济增长可能走向CE阶段以投机为主的投机性交易劳动偏向型道路;如果加强政府管制，未来经济增长将可能走向 CD阶段的创新性劳动偏向型道路。
在AB阶段，经济增长率极低，社会处于以劳动驱动为主的马尔萨斯贫困陷阱阶段;在BC阶段，经济逐步通过低成本劳动与资本的结合，进入二元经济阶段;经济进入C点，即刘易斯转折点。当进入C点时，伴随着创新部门企业家劳动结构的失衡和调整，经济阶段可能呈现两种截然不同的走向：一是放松政府监管下的投机性交易劳动偏向型道路。如果按照新古典框架，继续放松政府监管或自由化，任由企业家根据市场逐利原则进行选择，那么由于创新性劳动的期望净收益减少，而投机性交易劳动的期望净收益增加，企业家主导的资金不会进入创新部门，而是流向投机部门，创新性劳动减少。“劣驱良”的结果是资本驱动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的资源配置结构无法顺利升级，那么经济将进入CE阶段的投机性交易劳动偏向型路径，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二是加强政府监管下的创新性劳动偏向型道路。如果正确发挥政府作用，加强投机性交易劳动的制度约束和科学实施部门间结构平衡，使得投机性交易劳动产生的套利性活动成本较高或者创新性劳动向投机性交易劳动转换的门槛提高，“脱实向虚”下的结构性失衡将得到矫正，那么经济将进入CD阶段，即沿着新古典全要素生产率驱动阶段，实现从K向A的升级。
西方放松政府监管的道路不适合中国。如果模仿西方进行管制放松，将可能出现泡沫破裂，从而带来巨大的社会震荡。比如前文提到的拉美多国结构性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在于，产品市场尚未改革成功就过早进行资本市场改革，以致资本价值过高，影响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在住房价格不断增长和金融风险增大的背景下，中央明确了抑制资产泡沫和“防风险”的政策基调，并将经济高杠杆等问题作为宏观调控的重点，这是良好的信号。现阶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绝不能简单放松政府的作用，而应在科学与系统理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影响机理的基础上正确发挥市场与政府的不同作用。在本文框架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导向是围绕“脱实向虚”引致的企业家创新性劳动减少的结构性失衡问题，明确政府与市场的作用边界，形成“有堵有放”的实施方案：一方面，针对中国供给侧出现的新情况，即Y=F（L、K、T、A），通过政府之手，堵住投机性交易劳动可能带来的弊端。通过去杠杆等方式，大幅降低投机性交易劳动的收益率，提高创新性劳动向投机性交易劳动转化的门槛，并通过构建融合创新、产品、住房、金融、外贸、外汇、制度等多部门系统支撑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将投机性交易劳动突出的领域进行全面监管、整体控制与系统抑制;另一方面，针对供给侧恢复正常后的Y=F（L、K、A），通过市场之手释放与激活创新性劳动，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多部门新熊彼特增长模型为基础，纳入需求结构升级、企业家劳动异质、经济增长导向三大假设，从理论与实证角度系统论证现阶段“脱实向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并提出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路径。本文的主要发现是：第一，与西方滞胀等经济危机的表征和周期性特征不同，实体经济回报递减下资源配置结构性扭曲的主要原因是：需求结构升级后投机性交易劳动收益高于创新性劳动收益的市场选择。具体机理为：“脱实向虚”引发企业家投机性交易劳动对创新性劳动进行挤出，创新性劳动减少→中间产品部门的生产率参数受阻→最终产品部门的产出下降，经济增长率下降。第二，西方供给学派中的减税等措施不是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方向，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单纯仿效西方进行金融等领域的管制放松和自由化，而应以产品部门为核心进行配套改革。第三，不能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科学要义简单按照多元结构进行泛化，而应明确现阶段结构问题的牛鼻子是“脱实向虚”中创新部门企业家劳动结构失衡，因此，只有优先解决“脱实向虚”引发的创新性劳动减少，才能推动产品市场的价值恢复。
从本文的分析来看，在供给侧结构性失衡凸显且制度不完善的双重条件下，减税、放松监管和自由化不仅不能解决“脱实向虚”中企业家劳动结构的配置失衡问题，而且会加剧企业家市场化选择后的“劣驱良”趋势。面对“脱实向虚”引发的供给侧结构性失衡，中国应坚定地把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以产品市场为主体的实体经济上，明确政府与市场的作用边界。具体而言，应从如下方面着手：
第一，科学发挥政府之手的作用，控制与打压套利型企业家。一方面，提高套利或投机等投机性交易劳动的成本，使得套利的收益要显著低于创新或实体经济发展的收益，从法制、政策、监管等多方面建立对套利或投机的打压和惩处力度;另一方面，要调整和引导企业家的预期，形成有利于社会的预期管理体系。综合运用多元方式扩大宣传，强调中央和地方对打压套利投机的决心和持续力度，使得企业家的预期能够向实体经济发展倾斜。此外，要提高创新性劳动向投机性交易劳动转向的门槛，保障对市场注入的资金进入实体经济。要建立资金流向的监控机制和使用督查机制，建立银行、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多元联动机制，对以各种形式将抗疫资金、消费信贷资金、经济启动资金等用于炒房、炒汇、炒股等方面的投机套利行为进行监管，将对此的监管考核纳入银保监会、证监会、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机制。
第二，科学发挥市场之手的作用，充分调动创新型企业家的研发创新活动积极性，释放创新性劳动的活力。切实加强产权司法保护，坚持平等、全面、依法保護企业家合法权益，切实纠正涉产权冤错案件，为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为企业家创新创业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第三，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商品、金融、住房、外汇、贸易、劳动力、制度等多部门的配合与联动。对套利型企业家的打压和对创新型企业家的支持亟须多部门配套形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在金融、外汇、住房、土地等容易产生套利投机活动的领域建立投机行为的风险监控与预警机制，建立考察投机行为的指标体系或“晴雨表”，根据指标进行提前预警。研究制定与鼓励创新型企业家相配套的劳动力、商品、制度等方面的建设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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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ulative Economy， Entrepreneurial Labor Heterogeneous and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ZHOU Mi GUO Jia-hong ZHU Jun-fe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and the multi-sector Schumpeter growth theory，with comprehensive application of panel data for 1993-2018 years， this paper presents three hypotheses including demand structure upgrade， entrepreneurial labor heterogeneous and economic growth leading and builds a new Schumpeter growth model to explain the mechanism of economic growth affected by "the more speculative economy" and obtain the path of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This paper proposed that： the mechanism of economic growth affected by "the more speculative economy" is that "the more speculative economy" decrease the innovative labor， in addition，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s blocked and the supply side economic growth rate drops. The path upgrading from capital to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may be replaced by the path evolving from capital to speculation and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imbalance of "bad driving the good" may appear. only by giving priority to solving the imbalance of the labor structure of entrepreneurs in the innovation sector caused by "the more speculative economy"， can we return to the normal resource allocation order within the product sector. The policy content of reform is not the deregulation or liberalization as in the west but focusing on the difference of the role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market.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build a modern economic system and put transaction labor in the cage， the market needs to optimize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nd release the vitality of innovative labor.
Key words：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speculative economy; economic growth
基金項目：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委托项目“后疫情时代天津的经济抗风险和修复能力研究”（TJZK20-0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研究”（20FJLB012）。
作者简介：周密，南开大学中国城市与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郭佳宏，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博士研究生;朱俊丰，中国工商银行博士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