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好
关键词：《楚辞》初唐女诗人影响
摘要：《楚辞》对初唐女诗人的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运用骚体的诗歌体裁进行创作；二是以楚辞作品为典故，直接吸收运用到诗歌创作之中；三是对女诗人人格的影响。
《楚辞》以其杰出的思想和艺术成就沾溉后世，影响了它之后的一代又一代的诗人们。故刘勰这样评价：“故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快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是以枚贾追风以人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
从初唐女诗人的诗作中，也同样可以看出楚辞之余韵。笔者认为，《楚辞》对初唐女诗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诗歌体裁的创作，直接用骚体进行创作；二是以楚辞作品为典故，直接吸收运用到诗歌创作之中；三是对女诗人人格的影响。
据所见文献，初唐女诗人大致有文德皇后、徐贤妃、金真德、武则天、上官昭容、韦氏、武后官人、杨容华、乔氏、郎大家宋氏、薛瑶、七岁女子共12人，存诗约103首诗。
一、运用“楚辞体”进行创作
在12位女诗人的103首诗作中，用“楚辞体”或日“骚体”进行创作的有徐贤妃的《拟小山篇》，武则天的《武后大飨拜洛乐章》中的《致和》一首、《归和》两首，薛瑶的《谣》一首，共有3位女诗人创作了5首骚体诗。具体是：
1徐贤妃《拟小山篇》
“仰幽岩而流盼，抚桂枝以凝想。将千龄兮此遇，荃何为兮独往?”(以下所引作品出处同此)
这是徐贤妃徐惠八岁时所作的骚体诗，是仿汉代淮南小山《招隐士》而作。《招隐士》诗以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通过深山里某些孤独而恐怖的描绘，表现出一种缠绵幽怨的情思，传达王孙不可久留的主题思想。而徐惠的拟作，要表达的是对品行高洁的君子的向往与追慕的思想感情。而这样的君子又是千年一遇，相遇何其难!选择骚体诗的形式，正适合表达曲折而惆怅的感情；而诗中“幽岩、桂枝、荃”等《楚辞》中的常用意象，正是高洁君子的代称。
2武则天《致和》
“神功不测兮运阴阳，包藏万宇兮孕八荒。天符既出兮帝业昌，愿临明祀兮降祯祥。”
3《归和》其一
“言旋云洞兮蹑烟途，永宁中宇兮安下都。包涵动植兮顺荣枯，长贻宝贶兮赞璇图。”
4《归和》其二
“调云阙兮神座兴，骖云驾兮俨将升。滕降霄兮垂景祜，翘丹恳兮荷休征。”
武则天(624-705)，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并州文水(今属山西)人。素多智谋，兼涉文史，网罗文士，不遗余力。一生创作甚丰，她的诗歌以“颂”诗所占比重最大。
以上3首骚体诗是《大飨拜洛乐章》中的部分，武则天写此诗时的背景是，在武则天临朝称制4年后，公元688年，武则天的侄子武承嗣指使人在白石上凿刻：“圣母临人，永昌帝业”，派唐同泰奉表进献，称获之于洛水，是天降祥瑞。五月，下诏亲拜洛水，接受“宝图”，告谢昊天，群臣朝贺，并命诸州都督、刺史及宗室、外戚于十二月拜洛前十日集神都。7日后，太后加尊号为圣母神皇，称“陛下”。越王贞及其子琅琊王冲分别起兵，但前后仅半月余，皆被武则天诛灭。平定之后，武则天用酷吏周兴审讯诸王，“自是宗室诸王相继诛死者，殆将尽矣。”(卷6《则天皇后纪》)十二月，太后神皇按预定计划“拜洛受图”，“皇帝、皇太子皆从，内外文武百官、蛮夷各依方叙立，珍禽、奇兽、杂宝列于坛前，文物卤簿之盛，唐兴以来未之有也。”(卷204则天后垂拱四年十二月)可见，“拜洛受图”，实际上是武则天击败李唐宗室后的一次盛大庆典。
《大飨拜洛乐章》就是当时祭祀洛水时的祭文。内容是祈求帝业永昌，宣扬顺天承命的思想，目的是“粉饰政治，宣扬武周革命的顺天应时，以及女主权威的至高无上。因此她不惜人力物力，采用各种形式来夸耀自己无可比拟的伟大功德”。诗中充满了一个胜利者的自信、一个君临天下的帝王的姿态。
由此观之，我们也就不难解读3首骚体诗的诗歌体裁意义。首先，骚体诗远比庄严肃穆呆板富丽的颂诗气势宏伟，武则天要表达的就是压倒一切的气势；其次，骚体诗音韵铿锵有力，适合壮大气势的需要。再次，骚体诗内容上对神的崇拜、对神秘气氛的营造，正是武则天宣扬顺天承命思想的需要，从而为她登基称帝做好更为充分的舆论准备。
5薛瑶《谣》
“化云心兮思淑贞，洞寂灭兮不见人。瑶草芳兮思芬益，将奈何兮青春。”薛瑶，新罗人(今朝鲜南部)。其父薛承冲，高宗时人唐，拜左武卫将军。瑶年十五，父卒，遂出家为尼。年二十一还俗，嫁郭元振为妾。辰寿二年二月，卒于通泉。
这首诗也作《返俗谣》，从诗名及诗的内容看，表现了诗人对生命、对生活、对青春的热爱。《楚辞》中缠绵悱恻的情思对青年女子青春的觉醒无疑是催化剂，而骚体的形式曲折委婉、骚体诗的内容充斥着香花香草的芬芳富于女性色彩，骚体诗的世界又是那样富于浪漫色彩引人遐思，难怪薛瑶要高唱一首骚体诗《返俗谣》而勇敢返俗，去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了。
二、把“楚辞”典故用于诗歌作品
以楚辞作品为典故用于诗歌创作中有五处，集中在上官昭容的诗歌创作中。
上官昭容(664—710)，名婉儿。陕州陕县人。西台侍郎上官仪之孙女，其父庭芝与祖父仪获罪被杀，随母配入掖庭。年方十四，为武后掌诏命，并参决百官表奏。为人聪慧，善文章。中宗即位，被封为昭容。她劝中宗“广置昭文学士”，“盛引当朝词学之臣，数赐游宴、赋诗唱和”。她还经常代帝及后、长宁安乐二公主，众篇并作，词旨益新，时人咸讽诵之。今存诗三十二首。
1《彩书怨》中“叶下洞庭初”，语出屈原《九歌·湘夫人》：“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2《游长宁公主流杯池二十五首》其六中“莫怪留步，因攀桂松”，语出《楚辞·招隐士》：“桂树丛生兮山之幽……攀援桂枝兮聊淹留。”
3．《游长宁公主流杯池二十五首》其十一中，“人将薜作衣”语出屈原《九歌·山鬼》：“若有人兮山之阿，披薜荔兮带女萝。”
4《游长宁公主流杯池二十五首》其十八中，“幽岩仙桂满，今日恣情攀”语出《楚辞·招隐士》：“桂树丛生兮山之幽……攀援桂枝兮聊淹留。”
5《游长宁公主流杯池二十五首》其二十中，“山中真可玩，暂请报王孙”，语出《楚辞·招隐士》：“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以久留。”此处反其意而用之。
为何上述所列使用《楚辞》的典故，集中出现在上官婉儿的诗作中呢?因为上官婉儿生活的时期正是格律诗趋于定型的时期。关于上官婉儿在格律诗定型方面的贡献，郑振铎说：“女作家上官婉儿，是这时主持风雅的一位很重要的人物。律诗时代的成立，她是很有力于其间的。”不但如此，她还身体力行创作格律诗。据《古今名媛汇诗》统计，上官婉儿是唐五代女性诗人中作律诗最多的诗人。笔者曾经逐篇标
以平仄，得出婉儿所作律诗共10首。而使用《楚辞》语典的5首诗中，有4首是格律诗。
律诗要求在有限的字数和篇幅中，表达丰富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情感，因而典故的使用成为律诗创作的一大关键。恰当地使用典故可以增强语言表现力和艺术感染力。
下面我们以《彩书怨》为例，来感受一下《楚辞》语典对上官婉儿诗作所起到的丰富内涵、烘托氛围、打造诗境、发人联想等方面的作用。
《彩书怨》是一首思妇诗，写恩妇深秋季节对远在蘚北的丈夫的怀念。
“叶下洞庭初，思君万里余。露浓香被冷，月落锦屏虚。欲奏江南曲，贪封蓟北书。书中无别意，惟怅久离居。”
钟惺称赞此诗曰：“能够如此一气清老，便不必奇思佳句矣!此唐人所以力追声格之妙也。既无比高浑，却复铲削精彩，难乎其为诗矣。”(《名媛诗归》卷九)
“清老”、“高浑”应指诗歌境界清新、浑然，诗句老成、高妙。这种审美风格的形成与此诗成功地运用了《楚辞》的语典密不可分。“叶下洞庭初”，直是眼前之景，洞庭边的叶子刚刚落下，秋天来临了。俗话说“一叶知秋”，季节的变换，在游子思妇的眼中格外敏感，物候已变，游子未归，思妇的相思愁情更加浓烈了。此一重相思也。但此句因化用了屈原《九歌·湘夫人》“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之语典，便有了第二重相思之意：想念的殷切、远望的愁思。并且极易引人生发联想：联想到湘君与湘夫人死生契阔、会合无缘的悲痛，绵绵而无尽期——此其第三重相思深意。诗歌内涵极大丰富，从而为全诗奠定了痛苦的基调，幽怨的气氛。全诗皆为此铺排展开，女主人公怀着这样幽微复杂的思绪，难怪她彻夜辗转未眠，贪封书信，又反复表达，书中无别意，惟怅久离居。何其语淡情浓!
袁枚说：“用典如水中着盐，但知盐味，不见盐质。”指的是用典的妙境，《彩书怨》可以说达到了这种境界。
三、屈原人格魅力之余响
徐贤妃那对美德及具有美德之人的追慕、刚直的个性、忠心壹志的“士”之节操，是受屈原的影响。徐贤妃名惠，湖州人。《旧唐书》卷五十一《列传》第一后妃上日“生五月而能言，四岁诵《论语》、《毛诗》，八岁好属文”。太宗召为才人。其所属文，挥翰立成，词华绮赡。俄拜婕妤，再迁充容。常上疏论时政，太宗善其言。太宗去世，哀慕成疾，永徽元年(650)卒，赠贤妃。
《拟小山篇》《全唐诗》题下注云：《唐书》本传：妃八岁，父孝德使拟《离骚》，为《小山篇》云云。孝德大惊，知不可掩，于是所著遂盛传。
据其父让徐惠试拟《离骚》这一细节看，徐惠从小就已经接触屈原的思想了。所以，徐惠受屈原的影响自在情理之中。
1对高洁人格的追求
在《离骚》中，屈原对清正品格的自觉追求和坚持，达到了“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程度。汉代刘安给予高度评价：“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嚼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在《拟小山篇》中，徐惠用“幽岩、桂枝、荃”等《楚辞》中常用的意象，表达自己对高洁君子美德的追慕，“荃何为兮独往”则是对具有美德之人的追慕。荃，是一种香草名，何尝不是作者的自喻。就如同“香草始终与屈原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当人们谈论《骚》的特征，或说某人的作品有‘骚的遗意时，他们几乎总是首先想到兰、蕙、荪、芷等群芳构成的世界。在这个精神王国中，君子向草木学习，以清高自勉，从而表示自己与价值观念的对立”
2刚直的个性
屈原刚直的个性表现为他那深刻的批判精神。基于对祖国的现实、民族的前途清醒而深刻的认识，面对江河日下的国运，屈原忧心忡忡；面对朝野上下的贪婪愚佞之风，他切齿痛恨。因此，屈原毫不留情地予以激烈批判：“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
而徐惠的刚直个性则表现为她的敢于直谏和诗歌中的独立精神。在《新唐书》中即记载了徐惠的一次“极谏”：
贞观末，数调兵讨定四夷，稍稍治宫室，百姓劳怨。惠上疏极谏，又言：“翠微、玉华等宫，虽因山藉水，无筑构之苦，而工力和僦，不谓无烦。有道之君，以逸选人；无道之君，以乐乐身。”其剀切精旨，大略如此。(卷七十六·列传第一·后妃上)
《新唐书》用“极谏”“剀切”来形容徐惠的敢于直谏，这固然与唐太宗的开明政治有关，但具体到徐惠，更与她关注国计民生的心胸与刚直的个性，密切相关。而在徐惠留下的诗歌中，这种刚直的个性则表现为她时刻颂扬并时时表露出的独立精神，这种独立精神，反映在一位封建社会的后妃身上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拟小山篇》中歌颂“独往”的“荃”，《长门怨》“颓恩诚已矣，覆水难重荐”的决绝，《赋得北方有佳人》对“由来称独立”“悬知一顾重”的赞赏肯定，《进太宗》“千金始一笑，一召讵能来”的反问，无不是刚直个性在思想与行为层面的反映。
3忠心壹志的“士”之节操
屈原在《橘颂》里说：“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正是有了这种忠心壹志的节操，才决定了屈原最后的人生选择：他宁可以死明志，也绝不与世俗同流合污、苟全性命。战国时代的血雨腥风和楚地之文化滋养，成就了屈原“杀身成仁”的“士”之节操。
从徐惠的死上，我们仿佛看到了屈原的影子。《新唐书》记载：帝崩，哀慕成疾，不肯进药，曰：“帝遇我厚，得先狗马侍园寝，吾志也。”复为诗、连珠以见意。永徽元年卒，年二十三，赠贤妃，陪葬昭陵石室。
可惜，徐惠用以明志的诗和连珠湮没不闻了，但我们仍然能从她“哀慕成疾，不肯进药”的行为，明白她为报帝知遇之厚恩、不惜死殉的心志，与屈原忠心壹志的“士”节操一脉相承。
责任编辑原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