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狙击电话亭》的情节设置尽管并不佶屈聱牙，但其内涵以及所要传达的深层次含义却是丰富而深刻的。电影在有限的时间及空间中，使用了大量的隐喻叙事，而这也成为理解该电影的切入点。文章尝试从角色隐喻、背景隐喻、意象隐喻三个角度对该电影进行解读。
关键词：《狙击电话亭》 隐喻 叙事
21世纪被称为信息时代，人人都被互联网与手机联系在一起。《狙击电话亭》便由这样一个情节导入，风光无限的史都（科林-法瑞尔饰）穿梭于纽约这座现代化都市之中，作为公关的他看起来名头不小，处理起各种事务来得心应手，左右逢源，但事情好像并不这么简单。史都走进了一个电话亭，一个陌生的来电吸引了史都的注意，他接起了这个本不属于他的电话，于是便陷入到了死亡威胁之中。电话里一个阴沉的声音告诉他，如果他胆敢挂掉电话离开电话亭一步的话，就叫他血溅当场，故事开始了。
隐喻作为人们经验地认识世界的方式，在生活中无处不在。“隐喻不但存在于语言之中，还存在于非语言领域，如美术、电影和模式中。它们的‘文本（text）就是一幅画、一组蒙太奇意象、一个具体模型。它们都可潜在地成为隐喻。” a“人通过对喻体的建构，达到本体与喻体在本质上的融契，从而获得深层次的体验。隐喻的建构体现为本体的意象在心智里转换为拟议中的喻体的意象。” b电影中对于隐喻手法的使用也相当普遍，导演借助各种喻体来寄寓思想，表情达意。《狙击电话亭》在短短八十分钟的影片内容中，使用了大量的隐喻叙事，尽管篇幅不长，但却给观影者以深刻的启发和思考。
一、身份异化——角色隐喻
异化一词源自拉丁文，有转让、疏远、脱离等意。在德国古典哲学中被提到哲学高度，黑格尔用以说明主体与客体的分裂、对立，并提出人的异化。哲学意义上人的异化，指人的主体性被自己所创造建构出的客体所支配，人失去了对主体性的完全占有，成为不完整的人。而身份的异化则是指其辐射为多个符号，身份本身的意义弥散化，成为具有多重表征而又非特指的一种象征。
影片中，狙击手这一身份具有多重含义。首先，他是一个随时可以结束史都性命的杀手，但他又不是一个天生的杀手，由于种种原因走上了暗杀的道路。在史都之前，已经有两个人死于他的枪管之下。至于这个杀手是何人，我们从仅有的影片线索中，似乎只能找到一个人与其相关，那就是送披萨的外卖员。因为史都在接到神秘电话之前，好像只得罪了他。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外卖员因为受了侮辱而报复史都，不惜走上了犯罪道路。但从影片进行过程中，这个杀手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他可以俯瞰整个纽约市中心以及最后似迷似幻的结局来看，事情好像远远没有那么简单，这便是狙击手身份的第二重隐喻。他是上帝，一个全知全能，仿佛看穿一切的上帝。对于史都所做的事情，他都了如指掌，史都在狙击手面前没有秘密可言。因此我们不禁要在心理打个问号，上帝从何而来，为何而来？为什么挑了史都作为惩罚对象？看完影片不难发现，史都其人虽身无大恶，但却有许多小的恶习。他外表光鲜亮丽，但内在却是一个虚伪奸诈、谎话连篇的伪君子。他已经结婚还骗模特说未婚，目的就是脚踏两只船玩弄双方的感情。同时，对于他那未成年的助手，他也是极尽榨取之能事，为自己充分谋取最大价值。因此，史都也是一个隐喻，他泛指了社会中那些虚伪奸诈、谎话连篇、自私自利的众多的小人，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其中之一。而史都这样的行为已经违反了基督教的道德标准。在马太福音的五六七章中，论述了基督教的一系列道德标准。其中有天国的圣洁、公义、爱人、施舍、爱仇敌、禁食、祷告、进入光明、勿爱钱财、毋论断人、真诚无欺、听道行道等，此种道德标准，不但基督徒应予遵行，对于世界各国社会亦有重要之影响。“基督徒生命的一切美德就以这些逐步渐进的品格为基础。” c因此，狙击手正是代表上帝来惩罚史都，也是惩罚每一个有罪的人。狙击手的第三重身份隐喻，是另一个史都，也即史都意识中超我的那一部分。史都其人虽坏，但他还不是罪大恶极的那一类。当他给情人打电话时，他自觉地摘下了婚戒，他心底还有一点良知，他自己也说他看起来外表光鲜，其实是很需要帮助。而狙击手便是他的良知的一部分，这超我的部分时时刻刻都伴随着他，唤醒他的良知。在电话亭中与狙击手打电话的过程，也是其在本我与超我之间挣扎徘徊的过程。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他的内心是矛盾的，但影片并没有直接让史都本人表现出这种矛盾状态，而是化用了狙击手这一角色，作为其超我的隐喻来完成自我的忏悔与救赎。
二、环境建构——背景隐喻
环境的精心建构，背景的得当布置，对事态的发生、发展、变化起着重要的作用，是一部电影获得成功必不可少的条件。他们就像一辆车的发动机，在看不到的地方为车辆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狙击电话亭》的环境与背景设置可谓独具匠心，深深地增加了本部影片的内涵。首先，影片开头交代了电话亭的处境——使用移动电话的人越来越多，公用电话风光不再，这是五十三街和八号路的电话亭，可能是曼哈顿西区仅存的一个了，它是同类型的电话亭中唯一还在使用的一个。当史都被狙击手困在电话亭中，他做出了一系列的忏悔式的对话，将自己的行为揭露无疑，这小小的电话亭正如西方宗教忏悔室——最后一个忏悔室。导演试图通过这最后一个忏悔室来揭露西方社会正在发生的道德滑坡。在飞速发展的社会里，人做了有悖信仰的事之后，不再去忏悔自己的罪行，道德观念淡化，功利主义盛行，价值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与尺度。其次，狙击手的越战老兵身份构成另一层隐喻。对于越战，美国国内普遍持反对态度，但其侵略者的本性还是悍然发动了对越侵略，而最终的结果就是留下了上千万的难民以及几十万患心理疾病的美军。这些美军长期在越南，承受了戰争意外各种心理与精神上的压力，回国后许多士兵因无法忍受精神上的折磨而自杀，剩下的也在就业等方面受到歧视。导演安排狙击手作为一个越战老兵出现，首先是想反映这批人的处境，他们精神失常走上极端道路，对于罪恶有一种深深的痛恶感，他们无意为恶却被当作坏人对待。其次引起社会对越战老兵的关注，虽然已经过去二三十年，但越战的遗留问题仍然存在，以此惊醒当局及民众，远离战争，珍爱和平。
三、欲望、忏悔、救赎——意象隐喻
影片场景布置极为简洁，故事大部分时间都发生在一个电话亭中，意象选取简单而饱含寓意。我们大致可以提炼出三个意象——窗户、电话亭和橡皮子弹。
影片开头和结尾都出现了这样两句话：你听到电话铃声，那可能是他人的电话，但电话铃声一响，你会很自然地去接起它，对吧？电影的故事情节因铃声而起，如果没有那个铃声，一切都不会发生。因此，这句话导演让它在开始和结尾反复出现是有其深层意蕴在里面的。它揭示了人内心深处一种窥视的欲望——窥视他人隐私，窥视他人的欢乐与不幸。我们可以通过影片中的窗户这个意象来得到论证。在电话亭的周围，是高耸的摩天大夏，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有无数幽深而神秘的窗户。人们从外面看不到里面，里面的人却可以看清外面的一切。故事发生时，镜头多次给到周围的窗户，因为狙击手可能在其中的某一个中，而更多的是一群看客，它们躲在窗户后面注视着发生的一切，就像鲁迅先生筆下的看客一样，麻木不仁无动于衷。就像狙击手在电话中对史都说：“看到那群拿摄像机的观光客没有，他们希望警察杀掉你，那么他们就能销售这卷最残忍的警匪枪击案录像带。”其次，电话亭就像一个小小的忏悔室，矗立在纽约繁华的市中心。史都在里面所说的、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忏悔自己的罪行，他看不到狙击手，就像人们忏悔时看不到上帝一样。在这小小的空间里，人可以尽情地坦白自己的罪行，过程是痛苦的，但坦白之后便放下了心中的包袱，可以重新开始了。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的腾飞以及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少的人走进忏悔室，金钱才是他们的上帝。因此，这个电话亭也是这一街区的最后一个电话亭，并且第二天就将被拆除。最后一个忏悔室也没有了，世界将堕落地更彻底，更肆无忌惮。最后，当我们都以为史都被打死的时候，发现打在史都身上的是一颗橡皮子弹。导演设置这样的情节也不难理解，史都虽然坏，但罪不至死，他身上的那些错误与缺点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有的，他是所有人的一个缩影，狙击手的目的不是要杀死史都，而是惩罚他，让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加以悔改。上帝对每个人都是宽容的，只要他是真心忏悔，那么上帝就会原谅他。史都在被迫的忏悔中，完成了自己的救赎之路。影片结尾，狙击手不知是死是活，不知去了哪里，但他的目的达成了，史都终于放下了那放不下的虚荣以及精神上肉体上的压力，可以开始他的新生活了。前提是：我希望你好不容易找回的诚实能延续下去，如果你没有那么做，我还会来找你的。
a谢之君：《隐喻认知功能探索》，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6页。
b徐盛桓：《隐喻的起因、发生和建构》，《外国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3期。
c〔英〕摩根：《马太福音》张竹君译，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61页。
参考文献：
[1]谢之君.隐喻认知功能探索[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2]摩根著，张竹君译.马太福音[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
[3]徐盛桓.隐喻的起因、发生和建构[J].外国教学与研究，2014（3）.
基金项目：本文系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产学研联合培养基地建设项目，项目编号：YDT201606；北方民族大学创新项目：YCX18020
作者：左文强，北方民族大学在读硕士，研究方向：西方文论。
编辑：康慧E-mail：kanghuixx@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