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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剑对风尘 慨然思卫霍

倚剑对风尘 慨然思卫霍

陈 曦

关键词:司马迁卫青霍去病战争审美观

摘要:政治、道德的洪水淹没了司马迁写作《卫将军骠骑列传》的文学激情,使他赋予这篇传记以批判视角与冷峻思考的同时,放弃了对卫青、霍去病辉煌战绩的审美观照。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形,并不是因为卫氏家族在司马迁撰写《史记》时已经渐趋衰败,而是在于司马迁对汉武帝的战争政策发生了一个由歌颂到贬损的思想转变,在于卫、霍未能在当时的士林阶层确立其战争英雄的口碑与声望。

在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的生命历程中,元封元年(前110)当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这年十月,汉武帝率领十八万铁骑,浩浩荡荡巡视北疆,以震慑大汉帝国最强大的对手——匈奴。豪情满怀的汉武帝向单于发出了令其胆战心惊的通告:

“南越王头已悬于汉北阙矣。单于能战,天子自将待边,不能亟来臣服。何但亡匿幕北寒苦之地为!”(《汉书·武帝纪》)

在此之前的汉、匈关系史上,汉人何曾有过如此扬眉吐气的宣言!面对如狼似虎的匈奴人一年又一年习惯性的劫掠,早在西汉开国之初,汉高祖刘邦便曾御驾亲征,试图挫败匈奴,结果却差点全军覆没于平城;汉文帝前元十四年(前166),匈奴的铁蹄已践踏到长安附近的甘泉等地,极大威胁着西汉帝国的安全。无奈迫于国力所限,汉文帝只能扼腕叹息,无力与匈奴展开大规模的交战。这种敌强我弱的形势在汉武帝时期得到了彻底的扭转。凭借着高、惠、文、景几朝的国力积聚,卫青、霍去病等抗匈名将经过艰苦卓绝的征战,先后赢得河南、漠南、河西、漠北等多次大战役的胜利,终将匈奴人驱至大漠以北,使其无力大举南下,从此“幕南无王庭”(《史记·匈奴列传》)。汉武帝在元封元年向匈奴单于发出的上述底气十足的宣言,随后又到泰山举行极为隆重的封禅大典,便是以卫、霍等人的赫赫战功作为强力支撑的。

也正是在这一年,司马迁郑重接受了父亲司马谈的临终嘱托,决心接力撰写一部能够媲美《春秋》的大书。司马谈希望儿子能在“今汉兴,海内一统”(《史记·太史公自序》)的盛世景象激发下,记述“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不朽业绩;司马迁流泪答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同上)可想而知,当他纵览黄帝以来数千年历史风云人物,意欲从中精挑细选其《史记》70“列传”的传主时,为汉武帝抗击匈奴的千秋伟业立下汗马功劳的卫青、霍去病,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被他遗漏的;卫、霍遵循汉武帝的“攘夷”方针,在北方大漠的主动出击、狂飙突进,实为响彻西汉盛世的最为辉煌灿烂的乐章。司马迁曾感慨道:“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报任安书》)拥有如下赞誉的卫、霍,岂能不是太史公所谓“倜傥非常之人”:

卫、霍两人都是年轻将军,建立盖世之功,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发动汉匈战争是年轻有为的汉武帝的决策,年轻有为的皇帝,敢于破格提拔年轻有为的将军,为中华民族的历史谱写了新声。

其实西汉的霍去病就是中国古代的巴顿,和巴顿一样,为战争而生、为战争而死。……其用兵来如急雨、去如狂飙,犁廷扫穴般驰骋往来于匈奴腹地数千里,如入无人之境,其用兵每战必胜,已经达到出神入化之境界。

然而引人深思的是,毫无悬念地进入《史记》传主行列的卫青、霍去病,在司马迁笔下,却并不具有摄人心魄的神韵风采。《项羽本纪》、《李将军列传》等《史记》战争名篇所充盈的大气磅礴的诗性之笔、“爱奇”之意,在《卫将军骠骑列传》中通通消失不见了。宋人黄震曾将这篇传记与《李将军列传》对比阅读,发觉司马迁是以“抑扬予夺”之笔,特地将终身未能封侯的“飞将军”李广,写得千载之下仍“英风如在”,而卫青、霍去病虽“深入二千里,声振夷夏”,但其实却“不值一钱”(《黄氏日钞》卷4)。黄震的这种读后感虽有夸张之嫌,但也绝非毫无根据,因为享有“实录”桂冠的司马迁固然没有遮蔽卫、霍的盖世功勋而将他们写得“不值一钱”,但毋庸置疑的是,人们的确可以在《卫将军骠骑列传》中感受到司马迁讥刺大于褒扬的写作态度,感受到他对卫、霍这样的战争英雄本应给予的审美观照的放弃。

应该看到,当司马迁在汉武帝太初年间开始从事《史记》创作时,他一度有过的盛世激情业已渐趋冷却,而曾经显赫一时的卫氏家族也已走向衰败。随着汉武帝将“攘夷”的剑锋指向两越、朝鲜与西南夷等,也随着霍去病的过早辞世,卫青与权力舞台的中心渐行渐远,晚年岁月是寂寞无为的,从漠北之战以后到元封五年(前106)他去世的十四年间,史册再无他的身影,说明他已经逐渐退至军政舞台的边缘。在此期间,他的姐姐皇后卫子夫已因色衰而失宠,太子刘据则因性格、思想与汉武帝不合而不被喜爱;卫青的大儿子卫伉在元鼎元年(前116)“坐法失侯”,其余两个儿子也在元鼎五年(前112)“坐酎金失侯”。徐孚远感慨道:“大将军尚在,而三子皆失侯,汉法之严如此!”其实,卫青三子的失侯不仅说明了汉法的苛酷,也清晰显示了卫青晚年失势的凄凉。然而卫青毕竟还是幸运的,没有亲历汉武帝征和年间所爆发的巫蛊之祸。那场震惊朝野的事变,使卫子夫、刘据、卫伉等一大批帝室成员、皇亲国戚命丧黄泉。正如儿时不敢想象自己日后会大红大紫一样,卫青晚年哪怕在失势的时候,大概也不会想到自己的家族会有如此惨痛的结局。

卫氏家族由盛而衰、直至灰飞烟灭的全过程,与汉武政坛的兴衰演变实乃息息相关,因而以探讨汉史百年“成败兴坏之理”为己任的司马迁,必定会对卫氏家族的命运投以极大的关注。如前所述,当司马迁于元封元年接受父亲遗愿,开始为《史记》写作搜集素材时,在汉武帝勒兵北疆、威震匈奴、封禅泰山的盛世景象鼓舞下,必定会对卫、霍抗击匈奴的盖世武功而激动不已,也应该会在日后撰述卫、霍事迹时尽情发挥其诗人禀赋,而将《卫将军骠骑列传》写得激情四溢,文采斐然。然而事实为什么与人们的期待相距甚远呢?莫非是因为卫氏家族业已失势的现实,使他不便将卫、霍写得光彩照人?

非也。司马迁是古往今来难得的一位不仅具备“史才”、“史学”、“史识”,同时也具备“史德”的大史学家。他有着自比周公、孔子的崇高理想,有着以“道”自任的凛凛风骨,有着“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更有发表“一家之言”的创作目标,故而他敢于写出开国君主刘邦的无赖作风,敢于写出当朝天子汉武帝的“多欲”本质;而将刘汉政权的对手项羽塑造得可歌可泣、感人肺腑,将“叛臣”韩信的军事才干展现得淋漓尽致、令人向往…一显然,面对卫氏家族渐趋衰落的处境,司马迁绝不会迫于某种政治形势,而有意忽略或埋没卫、霍的功勋。事实上,司马迁不厌其详地记述了卫、霍一次又一次的出征与战功,已经充分证明他被古今史家赠予“实录”桂冠是当之无愧的。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司马迁放弃了对卫、霍戎马生涯的审美观照呢?在笔者看来,其缘由主要有二:一是司马迁对汉武帝的战争政策发生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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