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优 张永杰
关键词：堂吉诃德客店结构场景
摘要：客店场景在堂吉诃德的游侠历程中反复出现，形成“堂吉诃德——客店”这一基本的结构图式，进而决定着小说内涵及艺术风格的形成。本文着重讨论了小说第一卷中堂吉诃德的三次客店遭遇：首次遭遇客店，堂吉诃德被赋予了双重的同时也是完全相反的身份和性质。由此而来的冲突必然在第二次遭遇客店时由于双方各自的扩展而尖锐起来，最终在第三次客店遭遇中，相互否定达到极点，堂吉诃德的形象开始发生明显的悲剧性转折与深化。“客店”是“堂吉诃德”成型的基本背景。
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是一个早已不新鲜的话题了，连博尔赫斯都说，再讨论这部小说有可能是吃力不讨好的。但我想说说在这部书中的一个不被人们注意的问题：堂吉诃德的游侠经历是一个不断变换地点“向前走”的过程，因此很少有重复的场景。然而在小说中，尤其是奠定了全书基调的第一卷中，“客店”场景却反复出现。除了推动小说的情节发展，这在整个小说的艺术结构和意义形成过程中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次遭遇客店——身份与性质
身份是一个人的标签，是每一个社会人首先遭遇的第一大问题。它是人的社会性的表征与集合，规约着人的社会性质和行为。只有当人对身份的自我确认与社会确认、主观定义与客观实际相吻合时，人的身份与性质才是确定一致的。然而堂吉诃德的身份却产生了自我确认与社会确认、主观定义与客观实际的分裂与对立，这导致了他身份的自相矛盾与形象的双重性质。
堂吉诃德的自我定义并不来源于现实，而是出于对骑士小说的痴迷以及由此而生的狂热幻想。当他的这一虚构身份还仅仅停留在头脑中时，还并不能构成小说的戏剧性，而只能成为人物的某种性格特点；并且，如若仅止于此，堂吉诃德也不能成其为“堂吉诃德”。“堂吉诃德”只能产生于这一虚构身份的自我现实化意图及其百折不回的实践过程，与此同时产生的还有小说戏剧性。“堂吉诃德”即小说戏剧性的核心，其实质就是虚构与现实两种身份性质的尖锐对立与冲突所构成的张力。这是小说悲喜交混的艺术魅力产生的根源。
堂吉诃德的现实身份是拉曼却某村的一个穷绅士，小说的开头写道：“据说他姓吉哈达，又一说是吉沙达，推考起来，大概是吉哈那”，在结尾却又说，清醒过来的堂吉诃德自称是号称“善人”的“阿隆索·吉哈诺”。作者有意要使人物的姓名产生不确定的模糊感，并且在他的周围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外甥女、管家妈、理发师、神父等也都没有名字，而只以血缘关系或常见职业名称来命名。小说中的时间：“不久以前”，地点：“一个村上，村名我不想提了”，以及不知姓名的人物，这些在一个事件中最基本的叙事要素都是“不定”的，但对于叙事者如何费尽心机地查访得到这个故事，以证明其早在民间流传，是具有真实性的人物事迹的这一点，却写得十分详细，不厌其烦地提醒读者：“我”说的这个人这些事都是有文献记载的真人真事，不是无稽之谈。作者一方面要使所叙述的事情没有一个确定的时空坐标参照系，另一方面却又言之凿凿，煞有介事。这是一种颇具意味的叙述策略，即：书中的人物可以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任何一个普通人，他，她也一样地会有各种各样的平常的人际关系——外甥女、管家妈、干各种工作的朋友或者其他的什么人。
堂吉诃德就是一个生活在我们当中的原本平凡的正常人，一个“常态人”。这就是他的现实身份。
可是有一天这个正常人被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击中了，他认为自己的真实身份是一个以拯救天下苍生为己任的英勇骑士，有一个异常艰苦而辉煌的事业在等着他去完成。他不但要超越自己的平凡，而且他还要让这个世界因他而不平凡。在他气势恢弘的想象中，他为自己虚构了一个全新的身份：堂吉诃德·台·拉·曼却。当他全身披挂手提长枪第一次偷溜出门寂寞地走在“蒙帖艾尔郊原”上的时候，他的这个虚构的身份尽管早已在他的心里确信不疑地扎了根，但是还没有任何人知道他的存在。这个虚构的身份就好像一个孕育在母腹中急不可耐地要出世却又遇上了难产的婴儿，几乎就要就此夭折于无人知晓的窘境之中——他还没有“封授为骑士”——这使得他“差点儿”就要“放弃刚开始的事业”。
首次遭遇客店，为他解决了这一大难题。在堂吉诃德眼中幻化为城堡主人和贵族小姐的客店店主与妓女成了“堂吉诃德”这一“英雄人物”的接生婆和助产士。在滑稽而又庄严的封授仪式上，“堂吉诃德”这一虚构身份才算是正式产生了。然而这一身份自他产生之日起，本身就具有了两种截然相反水火不容的性质。
店主人及其助手妓女代表着堂吉诃德这一身份的社会确认，堂吉诃德自己则是这一身份的自我确认。这两方面共同规定着这一身份的性质。店主将其确认为“疯子”(“这人是疯子”)，堂吉诃德则自认为是“骑士”(“我是个游侠骑士”)。无论是疯子还是骑士，都与“常态人”相异：前者的存在状态低于常人，后者的人生价值高于常人；就其言行表现和概念性质来说，疯子是被排斥和贬抑于社会现实之外的人，骑士是把社会现实作为批判和超越对象的人；一者意味着弱者的生存地位，一者则代表了强者的精神追求。“堂吉诃德”这一身份的所指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分裂与极端的对峙，这使得小说的喜剧性和悲剧性从一开始就共存于一体，在“堂吉诃德”这一身份中矛盾而又和谐，匪夷所思而又合情合理地交织在一起。
店主实际上——据其自述，是个金盆洗手的强盗、小偷、流氓，这样的身份和妓女一样，其社会性质是卑下低劣的，而由他们所授予的这个“骑士”，其性质却是崇高尊贵的；店主以为骑士就是和他自己一样的犯罪分子(“凡是游侠骑士，不论什么等级、什么地位的他都招待，这无非因为对他们情谊深厚，并且指望他们分出些财物来，作为酬谢”)，堂吉诃德则把店主当作和他一样的高尚人士，称呼他为“英勇的骑士”，是客店这座“堡垒”的长官。这个令人啼笑皆非的误会和错位戏剧性十足，它预示了堂吉诃德即将在各种令人捧腹的事件中所实际扮演的破坏性角色和疯狂行为——尽管他没有一件事不是出于崇高而良好的动机。
二次遭遇客店：扩展与冲突
客店在小说中第二次出现时，堂吉诃德身边多了一个随从桑丘，店主人也不再单独出场了，他的身后增添了许多人：夜半偷情却摸错了床的女仆，妒火中烧而大打出手的骡夫，执行公务但莫名其妙的巡逻队长，耍弄桑丘的拉毛匠、小贩、附近的居民……人物的众多带来了情节的丰富与曲折，而这些妙趣横生的情节的实质，则是“堂吉诃德——客店”的二元冲突——这是小说情节发展的内在动力与意义形成的基本结构。
作为堂吉诃德的补充与对照，桑丘实际上和堂吉诃德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两人合在一起才是小说的真正主人公。这是早已为众多论者指出的事实，连作者自己都在小说里借人物之口评论道：“两人竟是一个模子里打造出来的。主人的疯要是没配上佣
人的傻，那就一文不值了。”两人关系的本质，正像海涅所说，象征着人类的抽象精神与物质肉身。堂吉诃德仿佛只在精神层面上存在，以至于连一些最基本的生理需要，比如吃饭和睡眠，都可以忽略；而桑丘则相反，吃喝拉撒，无一不全，他只要一有可以大吃大喝捡便宜的时候，都不会轻易放过。所以两人的形象也相映成趣：堂吉诃德清瘦而高，绰着长枪，桑丘肥胖而矮，腆着大肚。但是塞万提斯大概原本并没有想到需要给堂吉诃德加上一个侍从，只是写到首次客店遭遇时，发现堂吉诃德这种满怀理想热情，无视任何生活常识性问题的性格与生存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一个必须巧妙解决的基本问题，否则后面的种种情节难以为继。一方面堂吉诃德是不可能带上“盘缠”“干净衬衣”“油膏软布”之类的东西的，如果他能考虑到这些问题也就不是堂吉诃德了；另一方面，现实生活有着铁一般的逻辑，不能因为任何写作目的而置之不顾。最好的办法就是给堂吉诃德安一个为他处理这些基本的现实事务的侍从，这个侍从第一必须要“傻”，要有愚昧的小农意识和渴望出头、摆脱贫困的投机心理，不然不会相信堂吉诃德的说辞和许愿——“一眨眼征服了个把海岛，就让他做岛上的总督”；另外，他还必须性格和堂吉诃德截然相反，注重现实利益和物质享受，具备基本的生活常识，来和过分脱离实际的堂吉诃德相互弥补。没有桑丘，堂吉诃德是行之不远的。所以，堂吉诃德的第一次出游必然是要匆匆结束的。而在第二次出行之际，堂吉诃德想起了店主人的提醒，于是才有了骑着驴带着褡裢袋，跟随堂吉诃德游侠天下的逗笑侍从桑丘。
因此我们可以说，桑丘是堂吉诃德形象的补充和扩展，没有桑丘的堂吉诃德是不完整的。但是这种扩展却并非一下子就完成了的。并不是说桑丘一抛下老婆孩子跟随堂吉诃德出游去，从此他们两人焦不离孟，唇齿相依，就意味着他们是一个整体了。讲究眼前实利的桑丘曾多次想要离开满怀理想热忱的堂吉诃德，然而最后都没有这么做。这固然有许多原因，比如桑丘忠诚的品性，以及两人多次患难相共结下的深厚友谊，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却是两人精神气质的相通。这种相通初时体现在世界观的渐趋一致上，后来连思维方式也渐渐地相互靠拢。客店第二场是这种扩展的重要开端。在这里，主人挨打，仆人被耍，而且他们全然不知所以然。这之前，桑丘也没少陪主人堂吉诃德一起倒霉，曾亲见堂吉诃德发疯向风车挑战而遭罪，自己也曾挨过修士的骡夫、牧马的杨维斯人的拳头，但是他并不相信堂吉诃德的说辞，在他看来，风车就是风车，决不是什么巨人。他有他自己的一套看世界的经验，不会轻易地改变。而当头脑简单的他无法解释在客店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时，便不觉地接受了堂吉诃德的说法：这客店是一座被“魔法笼罩着的”“堡垒”。这标志着桑丘成为堂吉诃德的扩展的开始：世界观的转变。他们主仆二人由此逐渐组合成一个完整的个体，共同对抗着那个充满了不可知的凶险与嘲弄的群体世界——客店。
客店意象也在这一次出现中扩展了。客店第一次出现时只有店主人的声音，但在这一次，围绕着店主人向堂吉诃德讨要“头口的干草、大麦”“晚饭和床铺”的各项花费的声音，还加上了因堂吉诃德的一厢情愿而好事难遂的骡夫妒火中烧挥舞拳头的声音，夜半偷情不成反和桑丘打成一团的丑陋女仆黑暗里乱扑腾的声音，无能愚蠢装模作样的巡逻队长高叫“大家协助执行法律”的声音，邻近的小贩居民们把桑丘当狗耍哄笑的声音……众声喧哗中，客店扩展成了一个与堂吉诃德主仆这一“独异个体”相对立的群体意象。这个意象在小说中一直作为一个隐隐的大背景存在，不但涵盖了社会下层的走卒商贩仆役闲杂，而且也包括了上层社会的人物比如拿堂吉诃德主仆寻开心的伯爵夫妇等人。更进一步来说，不但包括了书中各色人等，而且也包括了书外的众多读者——如西班牙斐利普三世所看到的那个在王宫阳台上一边看《堂吉诃德》一边狂笑的学生。
实际上，正是因为有了这个群体意象以背景形式的存在——无论是客店里的近景式，还是笼罩全书甚至辐射到书外的远景式，才赋予了堂吉诃德这一人物形象以丰富的内涵。换句话来说，堂吉诃德的一切活动倘若失却了这一背景的映衬与对比，“堂吉诃德”这一形象就意义尽失，没有任何可探究的价值了。但这一背景与其他小说背景相比，其特殊性恰恰在于：它在赋予人物存在意义的同时，又在消解着这种意义，而且，正是因为其意义的消解，才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堂吉诃德”。这一内在矛盾的冲突，构成了小说的反讽基调。
对于堂吉诃德来说，客店是一座“施了魔法的”“堡垒”。“魔法”在这里意味着“不可知”“敌意”和无能为力。堂吉诃德对桑丘说：“着魔的事没法认真，生气发火也没用，因为肉眼看不见，是变幻出来的；随你用尽方法，也找不出对手来向他报复。”在此之前，堂吉诃德也曾把风车当作巨人，把修士当作魔法家，但这种一个场所中所有的人、事、物都“笼罩着魔法”的事，他还是首次遭遇。他无法和这个群体世界沟通，这里所发生的一切他全然莫名其妙无可奈何：不明白为何在他与“尊贵”的“长官小姐”幽会时却被打得满地找牙，不明白为何桑丘被耍而自己欲救人不得其门而人……并且他没想到的是，当他准备离开时向店主人表示效劳，要为他伸张正义却遭到拒绝；更没想到的是，店主人竟向他索要房钱。他理直气壮地训斥店主：“(骑士)在外冒险，不分日夜和季节，或步行，或骑马，耐着饥渴寒暑，冲风冒雨，受尽折磨；他们是这样辛苦，对他们不论多么殷勤款待只是合法的报酬，并且也是合情合理的。”然而得到的回答却是：“且把欠我的钱付清，不用讲这些闲话和骑士道。我不管别的，只管收我的钱。”在人们看来，“即使堂吉诃德真是圆桌骑士里的一员，在他们眼里也不值半文钱”。
这个群体世界不但不承认堂吉诃德的价值，而且根本就不需要他的存在；不但完全不能理解他，而且还要攻击他，嘲弄他，彻底否定他。“堂吉诃德——客店”双方的扩展与冲突构成了小说的基本结构，而“堂吉诃德”的个体意义也正是在其中才得以形成。势单力薄的堂吉诃德在人们的笑声中继续着他多灾多难的冒险生涯，他最终的结局必然是“死去”——不复存在，而同时，“人世是要完结在当作笑话的开心的人们的大家欢迎之中罢”。——这便是那寓于塞万提斯唇边——也许连他本人郁没有明确意识到的——那有着反讽意味的微笑。
三次遭遇客店——转向与深化
塞万提斯写作《堂吉诃德》的原意，是要讽刺当时盛行于西班牙的骑士小说，因此对处处模仿这些小说人物的堂吉诃德，作者最初极尽夸张之能事，把他写得十分滑稽可笑。塞万提斯原本也只想把故事写成一个短篇，这只需漫画式地把人物的显著特征描绘出来。所以在第一卷的前八、九章内，堂吉诃德的主要性格就已经基本塑造成形了。可是随着小说情节的逐渐展开，堂吉诃德形象中的喜剧性因素在不断地添色加味的同时，其从一开始就隐藏着的悲
剧性意味也慢慢地浮现出来，愈往后愈明显，直至最后彻底颠覆了作者最初的写作意图。这是作者本身思想的复杂性和深刻性流露于笔端的结果。
塞万提斯不知不觉中在堂吉诃德身上倾注了自己的某些见识、品性、情感与隐衷。这使得堂吉诃德的形象具有了多重内涵，也使从17世纪到当代的读者和评论家们为他而争论不休。杨绛先生说得好：“塞万提斯或许觉得自己一生追求理想，原来只是堂吉诃德式的幻想；他满腔热忱，原来只是堂吉诃德一般的疯狂。堂吉诃德从不丧气，可是到头来只得自认失败，他那时的失望和伤感，恐怕只有像堂吉诃德一般受尽挫折的塞万提斯才能为他描摹。”
堂吉诃德所为之而奋斗并不恤殒命的“黄金国度”注定是一个不能实现的乌托邦，因此他所奉行的神圣无比的“骑士道”和为之所做的一切也必定要成为人们的笑料——而这，也正是塞万提斯在内心深处所悲哀的。他清醒地意识到，伴随着庸俗骑士小说的盛行而来的，恰恰是骑士精神的失落。当客店场景在小说中第三次重现时，店主人说：“从前呢，据说有著名的骑士漫游世界，可是我很明白，现在是没有的了。”然而也正是这个店主人，酷爱骑士小说到“我宁愿让您烧掉我的一个儿子”，也不能烧掉他的一本小说的地步。以他为代表，还有许多的人：女仆、店主女儿、庄稼汉……都是靠着这些骑士小说才“有了生趣”。但是和这个店主人一样，人们迷恋这些骑士小说的暴力、情爱和荒诞离奇，却绝不会把骑士道当作一种理想，更不会像堂吉诃德那样身体力行地去实践：“我还不至于发了疯自己去当游侠骑士。”店主人如是说。
堂吉诃德前一次遭遇客店，还只是间接地被群体否定了其社会价值，但在这一次中，这种否定就直接指向了其最根本层面——“存在”。在人们看来，现实之中不但根本没有骑士，而且也不会有骑士。堂吉诃德的存在被否定了。他所追求的不但只是一种虚幻，而且业已沦为人们庸俗的消遣和刺激感官的玩物。在这样的时代悲剧中，堂吉诃德也只能成为“看客”们所包围所取乐的对象。所以从这一次客店遭遇起，对堂吉诃德的“看”真正开始了：被店主女儿和女仆玛丽托内斯捉弄得团团转，被神父、理发师一千人等关进牛车……此前堂吉诃德主仆也不乏“被看”的经历，比如第一次客店遭遇中当店主人告诉旅客们堂吉诃德的疯病后，“大家想不到他疯得那么别致，都赶出来远远观望”。还有，第二次客店遭遇中，桑丘被人们“兜在床毯里，向天空高高抛去，仿佛人家在狂欢节耍狗那样耍他”。但是这些都与这一次的“被看”有着本质的不同。在此之前，人们虽然也观看堂吉诃德，虽然也作弄他们主仆二人，但仅仅是出于好奇，或是开玩笑的心理——“这伙人喜欢闹着玩，并没有恶意，却很促狭淘气”，毕竟像堂吉诃德这样从外貌装扮到言行举止都与常人大不相同的人，在生活中是十分少见的。但是在这一次“被看”中，堂吉诃德主仆的被捉弄，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因素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即在人人都已熟知他们看世界的方式和性格的前提下，而非初次领教，不明底细。也就是说，从此次客店遭遇开始，人们恶意地欺骗和侮辱堂吉诃德，使他因其信仰和追求而成为看客们的“戏子”。女仆玛丽托内斯和店主女儿捉弄堂吉诃德，是利用了他对“意中人杜尔西内娅”的一片至诚和对“钟情于骑士”的“长官女儿”的温柔与同情；神父和理发师等人扮成魔鬼将他带回家，也一样是利用了他“中了魔道”的心理，其动机固然良好，手段却与戏耍无异——“给人关在笼子里，装在牛车上拉走，仿佛狮子老虎处处给人看来卖钱似的”，并且当堂吉诃德和路过的牧羊人发生冲突打起来时，神父等人“差点儿笑破肚皮，……好像看狗打架，挑拨他们互咬”。
塞万提斯这样安排不免令读者感到有些突兀。因为神父等人一直是以堂吉诃德有理智、明是非的朋友的身份出现的，而店主女儿在前几回出场时，也都是客店里唯一的一个好心肠、富有同情心的正面形象。前后对照，人物性格缺乏连贯一致陉。我们只能这样解释：这是作者无意识地对他们进行了丑化的结果。实际上，从这次客店遭遇之后一直到全书结束，所有对堂吉诃德主仆的捉弄，都是这种“看客”性质的“看”，而作者的褒贬倾向与在之前的部分形成了一种分裂，呈现出了一种完全相反的态度——对嘲弄者们的嘲弄。看客们嘲弄着堂吉诃德主仆，却丝毫不知真正的被嘲弄者正是自己。尽管在文字上，作者只是借“作者”之口，颇为宽和地嘲弄这些“嘲弄者”：“被捉弄的(堂吉诃德主仆)固然傻，捉弄他们的(公爵夫妇们)也一样傻。”
讽刺视角的转向，使小说的整个叙事重心从这里也开始出现了极其微妙的转移：由聚焦堂吉诃德本身转向了对待堂吉诃德的群体意识的玩味，由表现人物性格转向了对整个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在“堂吉诃德——客店”关系中，作者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后者，从而淡化了前者的喜剧性。
堂吉诃德这次的客店遭遇，比起前两次来，是作者着墨最多的，共用了16章的篇幅，如果连同相关章节也算在内，竟达24章之多，是前两次的十多倍。前后比重悬殊的原因在于：在这一次客店遭遇中，穿插进了许多和堂吉诃德没有多少关联甚至于根本无关的故事，比如其中就有一个独立成文的短篇故事《何必追根究底》，还有同样可以单独地拿出来作为一篇小说的“摩尔美女与俘虏”的故事等等。
如前所述，由于塞万提斯情感的迁入，在他的潜意识里，已使这个部分投射了自身影像的堂吉诃德从头到尾成为人们取笑的对象。但是，才刚刚经历过漫长中世纪的西班牙，小说的叙事艺术技巧还不够发达。塞万提斯的写作意图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却没有适当的技巧来与之相适应，他便采用了两个办法：丑化其他的次要人物形象(如神父和店主女儿)，加入一些反映时世的他人的悲欢离合——哪怕是与故事主干毫不相关的。叶年后，阅尽人世悲辛的塞万提斯写出下卷。与上卷相比，下卷不但反映社会现实的力度更大，涉及面更广，而且写作技巧也更趋于成熟：以堂吉诃德主仆的游历为线索，自然地带人其所见所闻所历。在下卷中，虽然堂吉诃德主仆也仍然是小说的主人公，但更多的是作为表现现实的载体而非核心。同时，塞万提斯在主人公的身上加入了比上卷更多更明显的优秀品质，比如堂吉诃德渊博的学识，高明的谈吐，严肃的道德感，坚定的意志和清白的操守；以及桑丘的幽默机智、实干才能和正直善良等等。借此，作者不露声色地成功淡化了人物的喜剧性，深化了主题内容。并且，在下卷中，塞万提斯比上卷更为巧妙地表达了对“西班牙看客”们的报复：以“无可看”的方式——当堂吉诃德向狮子挑战，人人准备着看好戏时，狮子“它四面看了一下，掉转身子把屁股朝着堂吉诃德，懒洋洋、慢吞吞地又在笼子里躺下了”。而当公爵府前“成千上万的人都拥来看新鲜”的人，见堂吉诃德与托西罗斯的决斗最终和平解决不打而终时，“多数人很扫兴，因为眼巴巴等了半天，没看见武士们打得断手折脚。他们像小孩子等看绞刑，如果犯人得到受害者或法庭的饶赦而没出场，就觉得没趣”。
西班牙看客们有言：“有头有脑的堂吉诃德用处不大，疯头疯脑的堂吉诃德趣味无穷。”然而堂吉诃德最终回到了他的现实身份——“善人”“阿隆索·吉哈诺”，恢复了常人的理性——“堂吉诃德”“死”了，并且确实是死了。西班牙看客们只有失望了罢!
米兰·昆德拉说：“小说的精神是复杂性的精神。”因为人自身的存在是复杂的。在塞万提斯的笔下，呈现出了一个充满了种种自相矛盾的、复杂难明的世界，一个令我们对自身的存在感到困惑和茫然的巨大的谜团。“堂吉诃德”真正的意义，不在于这个人物表面上的喜剧性和讽刺性，而是他和他所身处其中的这个世界之间，那是非模糊，充斥着各种“真理的相对性”的关系。而这就是现代人的生存境遇。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米兰·昆德拉才断言：“塞万提斯是现代的奠基人。”具体到小说中，这种意义体现为一个由不断的对立冲突、相互否定而产生了不断的主题深化效果的艺术结构。而这个结构的基本图式可以“堂吉诃德——客店”来概括。堂吉诃德的三次客店遭遇在全书中起到了各不相同而又相互呼应的结构效果。首次遭遇客店，堂吉诃德被赋予了双重的同时也是完全相反的身份和性质，由此所带来的冲突必然在第二次遭遇客店时由于双方各自的扩展而尖锐起来，最终在第三次客店遭遇中，相互否定达到极点，堂吉诃德的形象开始发生戏剧性的转折：性质由可笑的“疯子”转向崇高的“骑士”，身份也由开始时虚构的“堂吉诃德”转向结束时现实的“阿隆索·吉哈诺”。人物的喜剧性在淡化，而主题却在深化。“客店”背景随着作者写作意图不易察觉的无意识转变，被越来越多地纳入写作视野。经过这三次客店遭遇的堂吉诃德，注定了要成为全世界的“堂吉诃德”。
责任编辑水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