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江元
关键词：现代小说“教育救国”理想知识分子精神特征
摘要：现代小说中的“教育救国”理想无疑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镜像”，小说创作由此完成知识分子对自我价值、自我心灵以及精神成长历史的言说：由“五四”时期的自信浪漫而到大革命时期的迷惘怀疑，大革命后由启蒙大众拯救者转化为道德上需要改造的自救者，到20世纪40年代，在现实危机面前，有部分知识分子由于抗争精神的缺乏而成为无力自救的沉沦者，更有在民族解放的战争中历经磨难而自立白新者。这是一条清晰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心灵求索轨迹。
“教育救国”思潮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一股生生不息乃至不断高涨的社会思潮。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历史现实面前，它虽然是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的众多救国途径之一，但却引领着世代知识分子为之求索终生。因此，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它以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参与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知识分子人格心理的塑造。“教育救国”理想既是中国知识分子心中升起并坚守的真实而强烈的历史期待，同时也成为文学创作中不断书写而终未完成的不变主题。
中国知识分子怀抱着挽救民族危亡、实现国家富强的不倦憧憬投身教育改革理想，却在教育实践中经历诸多磨难，面临许多困境。这些憧憬、体验、困惑必将显现知识分子不断探索的心灵历程，以及不同历史时期所具有的不同精神特征，从而成为知识分子某种精神气质的时代标记。
现代小说中的教育实践者、改革者组成了庞大的“教育救国”理想者家族：有在希望与失望、昂扬与幻灭交织中不断探求又永远孤独的热血青年倪焕之(《倪焕之》)；有失望于政治，转而带着对中国社会现实和前途命运的焦虑投身于“教育救国”理想的张曼青(《蚀》)；有在“五四”到“五卅”的时代浪潮里左冲右突，终于看见“虹的彩影”的梅行素(《虹》)；有在现实的重压下理想破灭，灵魂痛苦的莫立明、马立刚和高小筠、曾树生和汪文宣(《春天》《神的失落》《寒夜》)；有“信仰人民”而在“乡村教育”中饱受“精神的苦刑”的蒋纯祖(《财主底儿女们》)；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献身于难童教育而信心十足的洪翰真(《古屋》)……这些小说通过对知识分子“教育救国”经历的关注，不仅描绘出相同人生理想出现的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动荡，而且勾勒出现代知识分子精神成长的历史轮廓：这些具有社会使命的自觉精神的知识分子，由“五四”时期启蒙大众、拯救他人的神圣自信而走向大革命阶段和抗日解放战争时期需要自我拯救的抗争和无奈。在千头万绪的社会危机面前，有的甚至失却先觉者站在历史潮头的精神勇气，饱受被社会压抑的空虚孤独而消极沉沦；有的在民族解放的大潮中经历自我拷问的精神苦刑；有的却能反向自审、自我改造、冲出困境，寻求自立自新的民族复兴之路。
叶圣陶的早期创作虽说暴露了封建思想束缚下的人生丑恶，但关键还在于提出“教育救世”的理想，如《一课》、《义儿》、《小铜匠》等。最典型的是长篇小说《倪焕之》。“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坚持以西方启蒙主义思想改造、振兴中国，倪焕之最初的人生选择就涌动着强烈的完善道德、改良社会的启蒙愿望。他认为培养“正当的人”来“转移社会”“改造社会”非教育莫属，认为“一切的希望悬于教育”，试图通过“理想学校”实践“理想教育”以成“理想社会”，他对教育改革充满热情，满怀信心，无恨瞳憬。他不仅认为教育能使大众得到思想人格的启蒙，而且能醇化社会风俗。“五四”运动爆发后他来到上海参加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但实践并没有使他从教育者彻底转变为革命者，反而使其教育理想在主观意识中无限膨胀起来：现实迫切需要乡村教育的普及，否则“还有什么应从速之事……还要革什么命?”他认为革命者需要教育，否则“将空洞地少所凭借”。乡村教育不仅启蒙民众的自我意识，甚至启蒙民众的政治意识，仿佛一帖能收百效的良药。教育俨然具备了为革命服务的价值，甚至超越了革命。在他那里，最值得执着追寻的依然是教育事业，他临终前的幻觉还是有关“教育救国”理想的美好未来的。小说中倪焕之的身份耐人寻味：他是知识分子，是启蒙者，是拯救者，是革命者，是先驱者，集多种身份于一身，“五四”知识分子的历史中心地位得到突显，他们作为文化精英的神圣，作为思想先驱的自信被表现得无以复加。
从“五四”前夕到大革命失败，知识分子通过对“教育救国”理想价值的坚守，充分实现了对自我价值——启发民众的先知先觉，推动历史进步的主宰力量——的把握，“教育救国”理想也成为知识分子有关启蒙话语的乌托邦叙事。他们信仰教育启蒙，肯定教育价值，相信启蒙对象，一切都显得过于浪漫理想时，浮躁、狂热、脆弱也不可避免。人物在憧憬、计划教育改革时往往精神激昂、热情万分，在实施发展的过程中却充满无聊、空虚和幻灭感。因此人物特别需要浪漫理想带来的亢奋激情，他漫无边际地追求“新”的幻影：新教育、新青年、新生活、新设施……倪焕之投身革命运动最深刻的原因，是可以借革命这种集体行为继续维持先前自己的那种空洞狂热的浪漫激情。“五四”时代的精神气质在“教育救国”者身上的投影异常鲜明。
20世纪20年代末期，残酷的现实使中国知识分子陷入“瞬间迷惘”，但是对中国前途和知识分子命运的深刻焦虑，又使他们把教育作为逃避真正富有创造力的政治生活的温柔之乡。《蚀·追求》中的张曼青一方面把教育作为有益于社会的工作，一方面又对教育的内容和传授本身的价值缺乏信心。倪焕之由于对教育太过自信而幻灭，张曼青等却因为缺乏信心而最终无法实现理想。“五四”启蒙知识分子自我形象中的自大和狂热的情绪已明显消退，当时作为教育价值的守护者此时已经失去了对价值本身的坚定信仰，他们对自身旧有的价值把握也出现了动摇，并开始了对教育自身价值的思考。大革命后的知识分子即使在深刻的迷惘和矛盾中，也没有停止探寻的步伐，中国前途的一线生机也孕育其中。
大革命后的文学创作在历史反顾中，试图对“五四”流行思想价值，尤其是对知识分子自身的价值重新定位，看到自己的历史主动性及局限性。于是他们向外投射的关注芸芸众生的目光，在这里转为向内的自我审视。如果说立足于启蒙“立人”是知识分子的初步觉醒，那么反向自审则是知识分子自我主体意识的真正觉醒。这在稍后的《虹》中表现得十分突出。处在教育探索阶段的梅行素，清醒意识到教育界的“新思潮”处处掩盖着旧罪恶，标榜“新教育”的人们都是跟着新思潮的浪头浮到上面来的“暴发户”，品行败坏。作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反观知识分子的精神缺陷，思考“教育救国”理想中知识分子启蒙大众的资格担当问题，指出知识分子在历史主动性之下有自我改造的需要。“教育救国”理想的认识意义在这里得到深化：知识分子启蒙大众拯救他人的角色定位被转化，带上了自我改造、自我拯救的色彩，隐含了知识分子的救国思想由“立人”向“自立”、由“救人”向“自救”转变的信息。
在壮大而庞杂的20世纪40年代，知识分子人
生之路的去从歧异，使“教育救国”叙事显现出某种程度的丰富多样。
一方面，从大革命时期到20世纪40年代，从道德修养层面反观知识分子已经迅速被审视知识分子自身所具有的民族根性所取代。知识分子已经从拯救他人的启蒙者彻底蜕变为无力自救的沉沦者。《春天》(王西彦)里的莫立明，把教育启蒙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但是对险恶的环境充满不可排遣的抱怨，对自己热爱的学生也极度不信任，这使他最终饱尝理想破灭的精神痛苦，沉入灰心绝望的深渊。曾经高远的“教育救国”理想也只能成为他对自我人生的嘲弄。《神的失落》(王西彦)里的马立刚和高小筠也因身处“悲剧的社会”而放弃了理想。《寒夜》里的汪文·宣和曾树生曾经拥有的乡村教育理想就像一面镜子，反衬出他们在充满空前磨难和艰辛的现实生活中的几多无奈，“教育救国”理想不可避免地成为远去的依稀旧梦，他们只能在深情缅怀中体味自我理想的温馨可贵。
从积极参与到消极抱怨，从潜心求索到只能追怀，不应只见出启蒙的艰辛不易，更应看到知识分子精神的萎缩和抗争精神的缺乏，使之无法与险恶的社会环境抗衡；自身所具有的懦弱、委琐、调和的民族根性，使他们更难以超越自己的精神局限。像莫立明、汪文宣等，在生存危机面前无论如何固守个人修养与传统道德，既无自我拯救之力，更勿论拯救民众与社会了。
另一方面，现代小说中的“教育救国”理想已不仅是现实环境险恶压抑的表达，也不再只是知识者需要自我改造的发现和提示，“教育救国”经历被表述为知识分子自救自新、获得结结实实的精神成长的灵魂历练过程，《虹》《春天》《寒夜》等小说中只是作为需要的“自我改造”被演绎成充满精神苦刑的壮丽人生图景。如《财主底儿女们》中的蒋纯祖，在乡村教育实践中面对困境的勇敢姿态，仿佛一座雕塑一样触手可及。人物的乡村教育经历，是知识分子将“救人”与“自救”结合，并在“救人”中“自救”以铸造完美人性的经历。自救自新的心灵轨迹鲜明突出。此时知识分子的“自救”，是在民族存亡的残酷背景下，寻求主体精神熔铸理想人格的自觉行为。人物希望在既不放弃自我精神独立又能超越自身精神局限前提下，不断走向与民众、社会的融合。其灵魂搏斗的惨烈残酷，自我拷问的深刻严厉，说明知识分子的自救自新过程艰辛不易。人物也在这“一下鞭子一条血痕”的过程中不断突围精神困境，走向自新。蒋纯祖通过石桥场的失败，懂得了自己的个性解放信仰面对民众的软弱无力，自身思想资源的贫乏，动摇了他自我精神优越的信念，使他转而追求虚拟神秘的“克力”来继续自己的人格理想追求。
王西彦的另一部小说《古屋》也在民族解放战争的背景下努力探索有关知识分子的道路问题。这场战争唤起的道德理想和价值观念，使知识分子已经产生的牺牲要求加强。“自我牺牲，自我献身的愿望与民族复兴中人的自我更新联系在一起。”洪翰真就是这样的代表。她信心十足，充满理想和朝气，刻意追求改造人和改造社会的难童教育事业。这种热烈向上、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气质，代表了知识分子在战争环境中的理想人性。它是知识分子超越了自身精神局限同时又放弃自我精神独立与社会现实结合的完美结果，是没有脱胎换骨的痛楚的全新面貌。其中既有知识分子的精神出路，也有民族的未来。
在中国现代小说有关“教育救国”理想的叙述中，清晰地显现着中国知识分子在现代历史进程中的心灵求索轨迹：由“五四”时期的自信浪漫而到大革命时期的迷惘怀疑，大革命后小说进行“教育救国”叙事时向外投射的关注芸芸众生的目光，转为向内的自我审视，知识分子“五四”时期启蒙大众拯救他人的角色定位被转化为道德上需要改造的自救者。20世纪40年代，在现实危机面前，有部分知识分子由于抗争精神的缺乏而成为无力自救的沉沦者，更有在民族解放的战争中历经磨难而自立自新者，后者无疑是民族的希望。现代小说中的“教育救国”理想无疑也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镜像”，小说创作由此完成知识分子对自我价值、自我心灵以及精神成长历史的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