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 辉
关键词：重复突转阻缓《阿Q正传》
摘要：学界对于阿Q的悲剧，往往关注其精神胜利法、国民劣根性等等方面，而关于鲁迅对阿Q悲剧的处理方式甚少论及，本文认为重复、突转、阻缓是鲁迅对阿Q悲剧的处理方式，值得深入探讨。
学界对于《阿Q正传》，往往关注其中包含的精神胜利法、国民劣根性、性格多重性、个体境遇、人物形象、传统文化、辛亥革命问题、艺术手法问题、创作背景，或进行比较研究，或指出其缺憾所在，最近则关注其影视改编、翻译、城市书写，或从文化诗学角度重读之，而关于鲁迅对阿0悲剧的处理方式甚少论及，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深入探讨。
什克洛夫斯基在其《散文理论》中曾说，情节的要素是重复、突转、阻缓(一译“延缓”)等，不过他主要是就形式、语言方面而言。下面结合形式与内容，从这三个角度分析鲁迅对阿Q悲剧的处理。
一、重复这主要表现在阿Q的“精神胜利法”上，它一再重复相同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阿Q善于化实为虚，对自己的失败命运与奴隶地位采取幻觉上的辩护与粉饰态度，变现实的失败为精神上的胜利。
在这“重复”下，又有其不同的表现方式。一曰盲目的自尊自大。或者“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或者“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或者所有未庄的居民，全不在他跟里，甚至对文童、赵太爷、钱太爷表现出扭曲的反叛性，“在精神上独不表格外的崇奉”。或者以乡下人的习俗鄙薄城里人的可笑。二日自欺自虐。“我总算被儿子打了”；自打嘴巴，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另一个自己，等于自己打了别人，于是心平气和，心满意足了；“孙子才画得很圆的圆圈呢”。总之阿Q是永远得意的。三曰“忘却”。他挨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啪啪响了之后，便忘记了，反而“轻松”“有些高兴了”。第四是“转移”。他被王胡打后，无所适从，恰好碰到假洋鬼子，便暗暗咒骂之，此为暗的、口头的转移；此外还有明的、行动上的转嫁、泄愤，如他对小尼姑、小D、小孩等更弱者进行欺侮。欺善怕恶。第五是自轻自贱：“我是虫豸——还不放么?”“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余下的就是‘第一个。”
总之，阿Q的精神胜利法主要是在口头、心理上贬低别人，抬高自己，求得心理平衡；另外，在时间上，他看到过去(“先前”)、未来(“儿子”“孙子”)，但对现在掩饰、盲目，因为他是现实的失败者。精神胜利法是一种奴隶意识，没有独立的地位、人格、思想和清醒、勇敢、坚强的品格。
二、突转什克洛夫斯基说：“突转——是正在发生的事转向相反的方面”，“突然改变对正在发生的事物的态度”。换言之，突转是对比、更新、转向、反讽等，阿Q正经历了从有到无，从希望至绝望的突转过程。
其一，名。他没有姓名字号，所以作者把阿Ouei的喊法略作阿Q。至于名誉，倒也讽刺，他第一次出名是被赵太爷打后，第二次是从城里做小偷回来后，第三次是大喊造反后，然而随着境况的变化，他又成了可有可无的人。
其二，家。他只身一人，籍贯难考，虽多住未庄，然也常宿别处，且工作不定，也或住在临时主人家里，工作一完就走。在形式上的家丧失后，他寻找情感上的家，如他向吴妈求爱便是证明，爱情、亲情、友情的匮乏，显示了他家园感的受挫。于是，阿Q陷入一种无家可归的惶惑、多余人的无奈与孤单中。
其三，性。性意味着家园，也意味着本能，可是阿Q乃性苦闷者，建不成家园，也达不成欲望。自从阿Q摸了小尼姑的头皮和面颊后，便对女人浮想联翩，创造三个“一定”两个“可恶”性学说，但女人们就是不“引诱”他，在痴迷中他炮制了“吴妈事件”。之后，他觉得“未庄的女人们忽然都怕了羞”，都躲他，他的女人交际圈遂缩窄。所以他的“性”不能说，不能做，只剩下想了，欲望在想象中满足，如“革命”一节他对诸女人的比较和贬低便是。
其四，食与钱。“食色，性也”。阿Q在“色”的方面失败，在“食”的方面也半饥半饱，经常挨饿。他在路上“求食”，因为没有工作，得罪了贵人，没有钱，只得偷萝卜，“生计问题”的确令人困恼。至于钱，也是由有至无至欠——无钱之一：赛神那晚，他赢了又赢，但最终“很白很亮的一堆洋钱!而且是他的——现在不见了!”无钱之二：“吴妈事件”之后，他虽答应了各种条件，可惜没钱，只得一当再当。无钱之三：“生计问题”中他想在路上、屋里寻钱，空虚而了然。没钱时，别人当他不存在，他丝毫没有地位。等他有钱了，地位也就提高了——阿Q再现未庄时，以“满把是银的和铜的”，使堂倌、掌柜、酒客、路人等显出“疑而且敬的形态来”；第二天，阿Q以“现钱和新夹袄”的中兴史得到“新敬畏”；他演说中兴史后，地位跟赵太爷“差不多”了；他对赵府的邀请傲慢而且懒洋洋，使赵太爷“失望，气愤而且担心”；地保上门后，未庄人对阿Q就“敬而远之”了；未庄人知道阿Q的底细后，便“不足畏”之了。最后，他复归于无钱与无地位。
其五，理想与权。阿Q本无理想，但听说举人老爷怕革命，于是“神往”革命并以之为“理想”了，这是各种失败和压抑之后的精神突破和情绪宣泄。他的“理想”分口头革命、幻想革命和行动革命。在此，“革命”首先代表着权势和力量，他的口头革命“造反了”使未庄人“惊惧”，使赵太爷之流称之为“老Q”“Q哥”“朋友”就是明证。其次意味着愚昧、抢夺和野蛮，例如他幻想革命中的杀人、抢掠、打人、女人，行动革命中的静修庵事件。再次，革命只是花样文章——所谓的投降和盘辫而已。后来，阿Q的革命理想便蜕变为不能革命和反革命了。前者是“洋先生不准他革命，他再没有别的路……他所有的抱负、志向、希望、前程，全被一笔勾销”。后者是他认为造反是杀头的罪名，要告假洋鬼子的状，抓他满门抄斩。可见阿Q对革命是从积极而消极而反对，从希望到绝望到转向。
其六，死。从他对画图，狼与救命(幻叫)的感受中，可见他由对死的无知转向对死的恐惧。
若按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阿Q是生理、安全、尊重与理解、自我实现、审美需要一一失落，都得不到满足，本我(欲望)与超我(道德、法律)的冲突结果依然是自我(理智、现实)的无能为力。他的一切与一切的努力挣扎都不过是绝望的永劫轮回。也就是说，从存在主义角度看，阿Q作为“个体生命”的存在，几乎面临所有生存困境，而且困而不能出，外在的、物质的失败使之无可奈何地向内转，以减轻心理负担，树立自我形象，确认生存理由。在此意义上，他的精神胜利法无可厚非。然而这种选择是以屈辱而失败的生存状态的不变为前提的，只会使之再度成为失败者，成为现存环境的奴隶。所以绝望(现实的失败)——反抗绝望(精神胜利)——更深的绝望(屈服于现实)正是对“精神胜利法”的成因、实施和结果的揭示。(汪晖的《反抗绝望》也有相关论述)这已经不仅是阿Q一个人的精神问题，不仅是中国农民的、封建的精神问题，而是人类的精神问题。鲁迅通过对此精神现象(生存状态)的揭露和正视，使《阿Q正传》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和意义。
三、阻缓到“大团圆”，精神胜利法已经写得够多了，本来一捉到阿Q就可写杀头，为何不如此?而要继续写其受审、游街以至于死后。这是为了阻缓(“延缓”)，把“本来应该立刻真相大白和观众已经了若指掌的事，慢慢地展现给书中的人物”，使情节、人物、意义都有所发展、丰富。
“在作品的结局、收尾里似乎同时有两个因素在斗争——快慰的和悲剧性的。”什克洛夫斯基的这句话正合《阿Q正传》。本来不重要的阿Q变得重要了，要三队人和五个侦探冒险抓他，本来想告密的他却说想造反，本来没打劫的他却被冤枉。以上还算较外在的，鲁迅的笔更往灵魂深处挖掘。本让他站着，阿Q却跪下了，因为权威，因为奴隶性。他对盗贼没叫他打劫而愤愤，是为贪婪性。初次与笔接触，竟惊得几乎“魂飞魄散”，是为野蛮性、软弱性。立志画圆失败后对“孙子”的期待，是为自欺性。穿上白背心而以此为戴孝般晦气，是为迷信性。将死仍要为被抓、画圈、杀头找出个“人生天地间”的理由，是为顽固性。将亡却羞愧自己没唱，终于吐出半句“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是为荒谬性、轮回性。死前他对恶狼的回忆，对面前的眼睛咬他灵肉的感觉以及救命的幻叫，是为恐惧性、自省性。鲁迅的高明还在于他写了示众、杀头的“旁观者”，他们的豺狼嗥叫一般的声音、说阿Q坏的议论、对没听死囚唱一句戏的不满足，显露了他们麻木、冷漠、无聊与残酷的病症，对比阿Q演讲看杀革命党的情况，足证旁观者乃阿Q的延续。这样的死，这样的结局，何等悲哀而可笑、荒谬而可怕。这便是鲁迅小说的魅力——热的冷，在笑里含着强烈的悲，在嘲讽与憎恨中藏着一颗大爱之心。
重复、突转、延缓，一方面体现了鲁迅的悲剧处理方式，而另一方面则体现了鲁迅的思想方式：如“重复”和他的轮回观念相关，“突转”和“延缓”则透露了他绝望与反抗、怀疑与拯救的思想复杂性，而这一切都以改造国民性、立人为旨归。换言之，他的“形式的独特”与其“思想的深刻”密不可分。
责任编辑赵红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