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越调]《天净沙·秋思》 游士 科举制 举荐制
摘 要：人们历来对[越调]《天净沙·秋思》的艺术成就较为关注，而对它的主题相对忽略。本文结合中国古代文化传统，通过对“断肠人”身份的断定，指出它是对游士生存状况的刻画与描写；指出它产生于元代，并不是偶然，而是元代游士不幸人生的高度浓缩，是他们的生命悲歌。由于游士自战国以来一直是中国古代士人的重要组成，所以它所传递的悲凉情感为人们所熟悉，这也是它传诵不衰的重要原因。
[越调]《天净沙·秋思》最早载于元人盛如梓的《庶斋老学丛谈》，“北方士友传沙漠小词三阕，颇能状其景：‘瘦藤老树昏鸦，远山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斜阳西下，断肠人去天涯。”其后元刊本杨朝英的《朝野新声太平乐府》与佚名编的《梨园按试乐府新声》等均将之收录其中。它在当时就受到好评，除了盛如梓言其“颇能状其景”外，元人周德清在《中原音韵》中也赞誉道：“前三对更，‘瘦、‘马二字去上极妙。秋思之祖也。”后来明人蒋一葵在《尧山堂外纪》中完全认同并照搬了周德清的评价；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赞曰：“寥寥数语，深得唐人绝句妙境”，在《宋元戏曲考》中又称之：“纯是天籁，仿佛唐人绝句”，等等。
受此影响，人们对它的关注与欣赏主要集中在艺术性上，即作者是如何巧妙地遣词造句，并运用典型意象勾勒出一副秋天萧索凄凉的画面，从而触发并弥散读者心中的悲秋情怀。相对而言，对它的主题却极为忽略，只是笼统地将之归于悲秋之传统主题中。其实，细观作品，我们会发现它艺术上的努力是为了烘托最后才出现的主体——断肠人，故作品所要着力传递的乃是“断肠人”独特的人生境遇以及内心感受。如果将作品放入到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放入它所产生的独特时代中去作考察，我们便会发现，此处的“断肠人”并非泛指，而是有着特定指向。
作品本身已经为我们对主题的深入探究提供了一些线索。首先，这位骑着瘦马在日薄西山时艰难行走的“断肠人”应为一介平民，中国古代的平民主要分为士、农、工、商等四类，结合中国古代文化传统，我们会发现这位“断肠人”的身上明显弥散着“士人”特有的精神气质。他为心中的理想而毅然地远离温暖的家园，这不是正如《论语·宪问》所言的“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吗？即便历尽艰难，他也能够坚强地支撑着，这不是正如屈原《离骚》所言的“路漫漫，其修远兮，我将上下而求索”吗？而且，从“断肠人”离开家乡云游四方以谋求发展来看，他又属于中国古代士人中极为特殊的一类——游士。众所周知，游士兴起于战国，虽然秦汉统一后朝廷对之有所限制导致他们在数量上有所下降，但却一直是中国古代士人队伍的重要构成。故当作品将“断肠人”置于“古道”之上时，此处的“古道”就不仅仅是对其所走道路的形容，而是具有了特别的文化意味，表明其所选择的实现人生理想的乃是传统的游士之路。
既然“断肠人”的身份断定了，那么作品所表达的主题也就明朗了，它是对游士生存状况的刻画与描写。作品运用两类相反的意象，一类是萧索凄凉之意象，如“枯（瘦）藤”、“老树”、“昏鸦”，一类是明朗温暖之意象，如“小桥（远山）”、“流水”、“人家”，在对比中烘托出游士对人生的迷惘和对家园的思念，最后“断肠”二字不但对游士复杂的内心感受作出了高度精细的概括，而且还将他积压已久的情绪淋漓地宣泄出来，因此极富感染力。
这首感人至深的作品产生于元代。学术界一般认为它是马致远的作品，如果成立，那么据马致远的生平可判断它产生于忽必烈统一全国前后。即便有学者对马致远说有所质疑，如范春义在《〈天净沙·秋思〉》是马致远作的吗》中提出为无名氏所作（《古典文学知识》2008年3期），从它首次出现在元人盛如梓的笔记中来看，此观点对判断作品产生的时代并没有太大的影响，最多只能说明它较马致远说稍晚一点，因为盛如梓在忽必烈朝之后的元成宗朝至元武宗朝即1297年—1307年间为嘉定州儒学教授，以从仕郎崇明州判官致仕。这样一来，我们不仅会问它的出现是历史的偶然，还是与元代特定的社会环境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当我们揭开那段尘封的历史，进行深入研读时，便会发现它实际上是元代无数游士不幸人生的高度浓缩，是他们心中积压已久的生命悲歌！
众所周知，随着高度推崇文治的宋代与金代相继灭亡，元人对如何有效地治理国家进行了深入的反思，而科举制作为前两朝文治的核心，自然备受时人的关注。从元初开始，蒙古统治者便对科举表现出相当的排斥，如《元史》卷81《选举一》载太宗时，耶律楚材曾建议科举选士，结果不久“而当世或以为非便，事复中止”。而且元人对科举的批判也一直持续到元末，叶子奇《草木子》卷4下《杂俎篇》：“元末有危素太朴，江西人。游京师，专以倡鸣科举无人才为说，以耸动观听，人多信之。”故终元一代，科举制并不兴盛。关于这点，仅从数据的简单对比就可以看出。如终元一代科举所取士人约1200人，尚不及仁宗一朝，《宋史》卷155《选举一》：“仁宗之朝，十有三举，进士曰四千五百七十人”；再者据学者统计元代官员总额为26690员，科举所取之士即便全部成为官员，也不过占1/20。而且元朝在科举方面还实行着民族歧视政策，《元史》卷81《选举一》：“汉人、南人，时务策一道，一千字以上成；蒙古人、色目人，限五百字以上成”、“蒙古人、色目人，愿试汉人、南人科目，中选者加一等注授”等。这样一来，元代士人特别是在人数占绝对比重的汉族士人自然是很难走科举入仕之路。
元代统治者主要采用举荐制以选拔人才。魏初《送归愚刘丈尹新河序》：“国初法令简易，将相大臣，皆得以意辟”（《青崖集》卷3）；《续文献通考》卷37：“元时用人，多由荐举。后虽科举间行，而以征授官者，正未可以一二数。”这意味着，元代士人只能走自始于战国的“游士”老路。如赵文《送谢会可序》：“今隋唐弊法废去不用，士无所发身以行其志”（《全元文》第1册）；如林景熙《送松存弟序》：“科举废，士谋青云，尤假所业以自见”（《全元文》第1册）等。元人刘洗在《送欧阳可玉》中道出了元代科举兴废与游士兴衰之关系，“自宋科废而游士多，自延祐科复而游士少，数年科暂废而游士复起矣。盖士负其才气，必欲见用于世，不用于科举则用于游，此人情之所同。”（《松隐文集》卷2）忽必烈统一全国后，更是多次颁布了《举贤才诏》及《选举守令诏》等诏书，对士人大加激励，故元代游士在数量上较之前代骤增，袁桷《赠陈太初序》：“世祖皇帝大一统海宇，招徕四方俾尽计画以自效，虽诞谬无所罪，游复广于昔。弊裘辇粟，袖其囊封，卒空言无当，以其无所罪也。”（《青容居士集》卷23）
那么，元代士人由游入仕的结果究竟如何呢？科举制不受重视，使得元初士人多少有些兴奋，毕竟他们对新王朝是有所期待的。但兴奋之后，举荐制的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首先，它没有统一的标准可以严格操作，魏初称其“皆得以意辟”代表着元初人对它的微辞。而且游士要想成功，还有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即得到名公的赏识与举荐，刘敏中《送王绍明郎中》：“今夫士之生不得其地，进不得其道者，亦必待大人君子有以感发振起之也”、“凡一惠一言之出，则使屈者伸，滞者通，弱者强，懦者立。”（《全元文》第11册）但这又是极少数游士才能具备的。而且，前文已言，元代实行种族歧视政策，除了科举以外，在官员的任命上亦是如此。如李翀《日闻录》：“国朝故事，以蒙古、色目不谙政事，必以汉人佐之。官府色目居长，次设判署正官，谓其识治体、练时务也。近年以来，正官多不识字”（《中华野史·辽夏金元卷》）；如叶子奇《草木子》卷3上《克谨篇》：“天下治平之时，台省要官皆北人为之，汉人南人万中无一二，其得为者不过州县卑秩，盖亦仅有而绝无者也”、“元朝自混一以来，大抵皆内北国而外中国，内北人而外南人，以至深闭固拒，曲为防护，自以为得亲疏之道。是以王泽之施，少及与南；渗漉之恩，悉归于北。故‘贫极江南，富称塞北，见于伪诏之所云也”等。（《中华野史·辽夏金元卷》）
这种政治环境注定元代游士绝大多数结局悲凉。如袁桷在《赠陈太初序》中对忽必烈时代的游士作如此描述，“合类以进省署禁闼，骈肩攀缘，卒无所成就。余尝入礼部，预考其长短，十不得一，将遏其游以喻之，游者讫不悟。朝廷固未尝拔一人以劝使，果拔一人，将倾南北之士，老于游而不止也。”（《青容居士集》卷23）正因为如此，命运多舛的游士形象屡屡出现在元人的作品中。如仇远《游士》：“游士登门索里粮，尘埃冉冉画衣裳。老夫也自饭不饱，童子聊沽酒供肠。彼此身谋宁枉道，古今乐事是归乡。家徒四壁侯千户，梦里谁能较短长”，如萨天锡《秋夜京口》：“江南怨，生男远游生女贱”等，均道出了元代统一全国后南方游士之多，以及他们生活的困顿与精神的苦闷。如马致远的《荐福碑》，剧中的张镐就是一位苦难的游士，他虽然满腹才华却流落在乡村教授儿童谋生，当他拿着好友范仲淹写的三封信企图筹集进京赶考的费用以及争取权贵的举荐机会时，却接连“妨杀”了两位主人，弄得他投托无门。虽然他所作的万言书经范仲淹的推荐得到圣上的青睐而被授予了官职，但中途却被地主张浩冒领，并为后者追杀。在龙神庙里算命时，他又得罪了龙神，结果当长老决定资助他一千份名贵的“荐福碑”法帖时，龙神却将碑版狂雷轰碎了。他屡次都走上了人生的绝境，因此内心充满着屈辱与悲愤。
可见，正是因为元代轻科举制重举荐制，所以元代游士“复广于昔”；正是因为举荐制没有统一的标准可执行，而且在实施过程有着明显的种族歧视，所以元代游士绝大多数是“游”而不遇，故他们在物质与精神上均极为困顿。元代数量庞大且苦难的游士无疑给文学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元代出现了众多的打动人心的以游士为描写对象的作品，就体裁而言，包括诗、杂剧及散曲等，而[越调]《天净沙·秋思》便是其中优秀篇章之一。在尚且清明的忽必烈时代，游士尚且如此不幸，那么此后随着政治与社会环境日渐恶劣，元代游士们的命运就更可想而知了。而且前文已言，游士自战国始就一直是中国古代士人的重要构成，所以人们对于作品所传递出来的情感自然极为熟悉，加之其艺术成就极高，故它自产生之日起便传诵不衰。
（责任编辑：古卫红）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8SJD750017）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柏红秀（1975- ），文学博士，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参考文献：
[1] [元]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 [明]宋濂.《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3] [元]叶子奇.《草木子》[M].北京：中华书局.1959.
[4] [明]王圻.《续文献通考》[C].扬州：江苏广陵刻印社.1988.
[5] [明]臧懋循.《元曲选》[C].北京：中华书局,1961.
[6] 车吉心.《中华野史》[C]，济南：泰山出版社，2000.
[7] 李修生.《全元文》[C] 南京：江苏古籍.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