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菊
关键词：《简·爱》接受美学期待视野
摘要：本文以接受美学为理论基础，纵向考察了小说《简·爱》在中国的接受史，揭示了与之关联的我国不同时期的接受语境及读者期待视野的特色，剖析了其接受的深层动因。
英国小说《简·爱》自问世至今，一直深受世界各国读者的喜爱。然而，不同接受语境中读者期待视野的变迁，会导致不同时空的读者对《简·爱》的理解、阐释和评价产生差异。《简·爱》自译介到中国后命运如何?在这一接受现象的背后，在民族文化文学传统及时代语境中有哪些深层因素与之关联?笔者拟从接受美学的视角来探索这些问题。接受美学认为，“文学作品的接受史实际上表现为读者期待视野的构成、作用及变化史”。不同时代语境下读者的期待视野不同，对《简·爱》的接受也必然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因此，本文将分期考察《简·爱》在中国的接受历程，揭示不同时期我国的接受语境和读者的期待视野，剖析其接受的深层动因。
1建国前(1900-1949)《简·爱》在我国的接受
有关《简·爱》及其作者的介绍文字，在中国最早见于1917年林德育所写的《泰西女小说家论略》一文。其后，在二三十年代出版的一些外国文学史及外国文学论集中，常见有对《简·爱》及勃朗特姐妹的介绍文字。如1927年，郑次川在其所著的《欧美近代小说史》中谈及勃朗特姐妹时，就向读者重点介绍过《简·爱》。此外，在金东雷所著的《英国文学史纲》中，亦有对夏洛蒂·勃朗特的专门论述，认为《简·爱》是女作家在困苦境遇中的“愁苦之言”，“发愤之作”。同时，作为女性作家所写的女性主题的作品，《简·爱》同勃朗特姐妹一起受到我国妇女界的注意。《妇女杂志》在1937年7月曾刊登仲华的《英国文学中的白朗脱氏姐妹》一文，对这几位女作家作了全面的介绍。
《简·爱》最早的中译本是伍光建译于1927年的节译本(书名为《孤女飘零记》)，最早的中文全译本为李霁野的《简爱自传》。对于《简·爱》的这两个译本，茅盾曾著专文深入研究，指出伍译本是面向“一般读者”的，而李译本则可备“文艺学徒”的研究。在当时的中国，《简·爱》能拥有两个很好的译本，这在外国文学作品中确实是“难得的幸运”。
《简·爱》在此时期的接受呈现出若干特点。首先，《简·爱》是与勃朗特姐妹一起作为一个整体文学现象为中国读者所接受的；其次，《简·爱》是作为勃朗特姐妹最重要的作品为中国读者所接受的；再次，此时期《简·爱》的接受还只限于一般性介绍，深入研究不够。
《简·爱》在此时期的接受特点，无疑与当时中国特定的接受语境下读者的期待视野密切相关。众所周知，20世纪初叶的中国，曾掀起过追求民主与科学、追求个性独立与解放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而妇女解放思潮则是这一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反封建的时代精神的感召下，当时人们开始关注中国的妇女问题，并形成妇女解放的潮流。正是在这样的接受语境中，《简·爱》与勃朗特姐妹一起进入了当时中国读者的期待视野。而当时读者对女性文学的期待视野，是看它是否体现女性解放这一时代主题。《简·爱》向当时压制妇女的社会秩序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对妇女的地位和命运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自然比勃朗特姐妹其他作品更契合当时读者的期待视野，从而被作为勃朗特姐妹最重要的作品得以译介。不过，鉴于当时战争频仍的社会环境，《简·爱》的接受主要以介绍为主，在深入研究方面有所欠缺。
2建国十七年(1949-1966)《简·爱》在我国的接受
自建国初至“文革”开始前这段时期，亦即通常所称的建国十七年时期，受当时国内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简·爱》的接受呈现出较为奇特的景观。一方面，就读者的需求而言，《简·爱》是一部深受当时广大青年读者喜爱的外国小说，小说本身的艺术魅力使其在当时“读厌了革命书籍”的青年读者中“风靡一时”。另一方面，文艺部门对《简·爱》的接受心态则较为复杂：他们虽然认可小说“对资本主义社会有一定的认识价值”，但又担心小说的“阶级局限性”会在青年读者中造成不良影响，同时更因小说中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想与当时国内的“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斗争相冲突，因而遏制在青年读者群落中产生的“《简·爱》热”。50年代末出版的小册子《论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集中体现了主流意识形态对《简·爱》的态度。这本小册子认为，《简·爱》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妇女的悲惨命运”，但作者没有认识到“妇女问题的本质是阶级压迫”，没有让简爱“投身于工人阶级斗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因此简·爱“只是一个为个人目的而孤军奋斗的软弱的个人主义者”。很明显，论者的期待视野完全为其一整套阶级观念所束缚，是在当时特定政治语境下对《简·爱》所作的反历史主义的批判。
进入60年代后，随着国内政治的日益“左”倾，文艺界对《简·爱》之类的西方古典作品开始出现全面否定的倾向。乃至到“文革”时期，《简·爱》最终被划归“封资修”之列，遭到全面的封杀。
3新时期(1976～至今)《简·爱》在我国的接受
“文革”结束后，《简·爱》亦从被封杀的命运中走出来。1979年据小说改编的《简·爱》影片在我国上映，使小说获得了更广泛的接受。由于其巨大的读者市场，《简·爱》如今已拥有十几种不同的译本。在《简·爱》的介绍性研究方面，值得一提的是勃朗特研究专家杨静远，她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撰写过一系列介绍性文章，编选并为主翻译过《勃朗特姐妹研究》。在《简·爱》的批评性研究方面，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简·爱》批评开始从一元化走向多元化。此时期评论家应用心理学批评、原型批评、审美批评等多种方法从多种视角来考察作品，得出了跌宕多姿的结论。
在此时期就《简·爱》展开的所有批评范式中，最具特色的当属女性主义批评。80年代后期，学者朱虹先后推出两篇力作——《<简·爱>与妇女意识》与《禁闭在“角色”里的疯女人》，旗帜鲜明地从女性主义批评的视角来评价作品，对国内的《简·爱》研究造成了强烈的冲击波。这两篇论文其实与西方的女性主义批评遥相呼应。与《简·爱》有关的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代表作是《阁楼上的疯女人：女作家和19世纪文学想象力》(1979年出版)，该书作者认为，罗彻斯特是简的愤怒的对立面，而疯女人伯莎则代表简的愤怒的另一重自我。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观点朱虹等人引入中国后，引发了国内评论界对《简·爱》的论争。譬如，如何评价罗彻斯特?以朱虹为代表的女性学者指出罗彻斯特代表着男性的压迫，而范文彬等学者则认为，罗彻斯特基本上还是作者肯定和同情的人物。如何评价疯女人伯莎的形象?朱虹从罗彻斯特的供词中发现伯莎其实是个被抹黑的值得同情的女性形象；而方平则认为伯莎是“服务于小说情节的一个方面的工具”，作者只不过是借伯莎之手来成就简·爱的独立意识。如何看待简·爱的形象?一般认为简·爱是个自尊自强的女性，而韩敏中等学者认为，在当时男权社会的重压下，简·爱的性格中存在自卑的一面。这场由女性主义批评引发的论争，凸现了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在初人中国时的尴尬境遇。
不过，随着女性主义思潮在国内的传播，对《简·爱》的女性主义解读也逐渐成为国内评论界的常态。时至今日，西方形形色色的女性主义流派竞相将《简·爱》奉为范本，如后殖民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等莫不如此。不过，由于接受语境及期待视野的差异，在中国影响较大的还是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话语。后殖民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斯皮瓦克在所著的《三个女性文本和一种帝国主义批评》中，曾重点对《简·爱》这个西方女性主义的“崇拜文本”进行后殖民式的解读。在她看来，简·爱的成功，其实建立在对于来自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地女性伯莎的诋毁的基础之上。鉴于中国曾经饱受帝国主义欺凌的历史境遇，所以此观点为中国学者欣然接受。
毋庸置疑，对《简·爱》的论争和探讨还在继续。《简·爱》在我国的接受史，其实是一部外国经典作品在我国特定接受语境下的嬗变史。作品本身的丰富内涵为阐释者提供了阐释的广阔空间，而不同的阐释者又带上不同的期待视野去解读作品，这就决定了对《简·爱》的认识和研究将不断向前发展和延伸。
责任编辑吕晓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