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联波
关键词：《雷雨》逃／围“历史循环”悲剧文化启蒙悲剧价值秩序重建悲剧
摘要：《雷雨》寄寓着作者对民族“历史循环”悲剧、文化启蒙悲剧、价值秩序重建悲剧的种种思考。《雷雨》的“围困”意象主要是象征着一种可怕的历史循环怪圈。“看病”和“吃药”，繁漪的反抗与真疯具有深刻的文化隐喻意义。是同现代中国的文化启蒙关联在一起的。周萍的退缩妥协、繁漪追求生命价值意义的失败，隐喻着新的生命价值秩序对抗旧有的伦理秩序的艰难，周冲梦幻世界的破灭和周冲的死亡隐喻着“反围困”“反异化”的失败和理想世界的瓦解。
诞生于中国现代化运动进行到一定历史时期的《雷雨》，寄寓着作者对民族“历史循环”悲剧、文化启蒙悲剧、价值秩序重建悲剧的种种思考。可以说，《雷雨》本身就是一个关于民族文化命运的隐喻结构。此后，曹禺分别从现代都市文化(《日出》)，封建传统文化(《北京人》)，民族民间文化(《原野》)等不同角度对民族文化展开批判性反思。
一、“历史循环”悲剧
关于《雷雨》，曹禺曾有不少的解释。譬如他说：“人类是怎样可怜的动物”，“生活在狭的笼里”。“这堆在下面蠕动的生物，他们怎样盲目地争执著，泥鳅似的在情感的火坑里打着昏迷的滚，用尽心力来惩救自己，而不知千万仞的深渊在眼前张着巨大的口。他们正如一匹跌在沼泽里的赢马，愈挣扎、愈深沉地陷落在死亡的泥沼里……在《雷雨》里，宇宙正像一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样呼号也难逃脱这黑暗的坑……”在这些阐述和说明中，曹禺不断使用“井”“笼”“泥沼”“坑”“深渊”等语词——《雷雨》塑造了一个可怕的“逃”与“围”的意象。
就像“一口残酷的井”，剧中人“落在里面，怎样呼号也难逃脱这黑暗的坑”。那么是什么在“围困”着剧中人，即便“有火炽的热情，一颗强悍的心”，“敢冲破一切的桎梏，做一次困兽的斗争”的繁漪也无法逃出围困呢?写《雷雨》前，曹禺曾读过数百部中外戏剧，常常惊异于“天意的报应，命运的残酷”，《雷雨》包含着曹禺“对宇宙问许多神秘的事物的一种不可言喻的憧憬”。结合着作者自己的阐述，人们读出了《雷雨》的命运悲剧意义，认为“人的故事只是这部悲剧的形体，宇宙的主宰才是这幕悲剧的灵魂”，指出这部悲剧里“最有力量的一个隐而不见的力量，却是处处令我们感到的一个命运观念”。近年来，人们又发现《雷雨》生存悲剧的意蕴，认为戏剧包含着作者对于人的生存形态的深刻思考。当然，《雷雨》中的命运悲剧和生存悲剧意蕴无疑是存在的，但是我以为这种形而上的、纯抽象的解读并没有触及到其悲剧的实质。除却神秘、不可知的命运观念外，《雷雨》中那种“围困”的意象应当说主要是象征着一种可怕的历史循环的怪圈。
年轻时的周朴园曾有着对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敢于冲破封建家庭的阻力，同佣人的女儿相爱，并且一起生活几年，然而最终却没能走出历史设定的怪圈，不可避免地重复着先辈的道路。如果仅从庸俗社会学层面看，周朴园似乎是悲剧的制造者，然而细细推敲，他自己也是“历史循环”悲剧的承担者。“历史循环”使他最终走向自我异化，成为一个符号化了的封建家长。从这个封建家庭的构成关系看，在周冲和过去的周萍身上，我们看到了年轻时代的周朴园的身影，而从现在的周萍身上我们也看到了周朴园的影子，谁知未来的周冲会不会重复周朴园和周萍的道路呢?从四凤身上我们看到了年轻时期侍萍生活经历的重复，似乎我们也能从侍萍身上预知四凤未来的命运。侍萍竭力让女儿四凤避免重蹈自己的覆辙，也曾努力帮助四凤从历史循环的“围困”中“逃”出来(譬如把四凤从周公馆接回家，得知她和周萍关系后强烈反对，知道四凤怀孕后又坚决要求他们立即远走等等)，但是在“历史循环”的悲剧性“围困”中，“逃”出重围谈何容易!
具有“雷雨”般性格的繁漪在被周朴园欺辱之后又被他儿子玩弄，不禁悲愤地说道：“一个女人不能受两代人的欺辱。”以往人们往往仅从阶级性或女权主义角度去理解这句话，事实上这不是一般的阶级性反抗或对男权文化的批评，而是对“历史循环”怪圈的一种不屈抗争。《雷雨》剧中八个人物最终不是死，便是疯，每个人都是“历史循环”悲剧的承担者。尽管他们生活方式不同，性格特征各异，却不可避免地都相继遭受毁灭，这是“历史循环”怪圈所决定的。
面对封闭的历史循环结构的“围困”，人们“逃围”是不可能的。疯狂反抗“历史循环”的繁漪最后真的疯了，这似乎是她唯一的出路。而周朴园和周萍则先后被“历史循环”所驯服和同化，周萍在“围困”中逐渐变成“阉鸡似的”，“为着凡庸的生活怯弱地度着一天一天的日子”，慢慢失去了最初的反叛精神，变得软弱无能，无力也不愿意去担当任何责任。为了逃避繁漪，他发现了善良单纯的四凤，企图通过四凤把自己从“历史循环”怪圈中拯救出来。冷酷的周朴园后来也逐渐“感到更深的空洞”，咀嚼着孤独和寂寞的苦果。尾声中，周朴园变得“眼睛深沉而忧郁”，同过去冷酷专横的周朴园判若两人。长时期生活在周公馆中的繁漪，“眼光会充满了一个年轻妇人失望后的痛苦与怨望”，“脸色苍白，只有嘴唇微红”。她本“已预备好棺材，安安静静地等死”，设若没有年轻的周萍闯入她的生活之中，生命力旺盛的繁漪也将会像其他女人一样，在残喘、挣扎中慢慢地干枯、死去。
如果撇开单纯的阶级论的局限性眼光，从这些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封闭的历史循环结构的“围困”中，人的生命力逐渐枯萎，直至悲剧性事件全面爆发，此外似乎别无选择。《雷雨》为所有人设置了一个无法逃脱的怪圈。周萍死前说出了：“爸，你不该生我。”软弱无力的周萍在逃不掉、避不开的围困中，几经挣扎失败之后，已经完全失去了抗争的勇气和挣扎的力量，在巨大的悲痛中说出了这句发人深省的话。在残酷的“历史循环”围困中，人们最好的选择似乎就是不该出生，但这又是不可能的!周萍这句话将戏剧的“历史循环”悲剧意味推向最高潮。
二、文化启蒙悲剧
《雷雨》并没有直接描写“启蒙”，启蒙在作品中是作为“前结构”出现的。基于对人类生存困境的体验，曹禺认为人类是“狭的笼”中的“可怜的动物”。繁漪为摆脱压抑，作出“困兽”般的斗争，却“愈挣扎，愈深沉的陷在死亡的泥沼里”。在极度的生命压抑中，她盲目地抓住了周萍，并将这一没有结果的畸形的爱看作是摆脱绝望处境的唯一希望。为了冲出重围，繁漪对周萍疯狂地说出了：“不，不，你带我走，——带我离开这儿，(不顾一切地)日后，甚至于你要把四凤接来——一块住，我都可以，只要，只要(热烈地)只要你不离开我。”疯狂的繁漪为了拯救自己，甚至不惜出卖尊严地、盲目地想把自己交付给周萍。而周萍，则始终在生存道路上盲目地拼命逃亡，而盲目奔突逃亡的结果却是，从繁漪到四凤，他从一个乱伦奔向了另一个乱伦。
临近剧终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寻求能够借以
拯救自己的对象，并且牢牢拽住对方不放。周冲想和四凤一道去理想的“真世界”；而周萍则希望借助于单纯善良的四凤，来拯救自己空虚的生活；而繁漪则企图抓住那个曾经唤醒自己生命热力的周萍。
为了走出“历史循环结构”的“狭的笼”，他们盲目地寻找着自己认定的道路。而这些人当中，周冲、繁漪等人都是经过新文化熏陶过的，甚至周萍和周朴园也曾经或多或少地沾染过一点新文化的气息。然而在“历史循环结构”和“狭的笼”困得太久的他们，对自己真正的需求以及如何冲出“围困”根本不知道，只能盲目地、胡乱地挣扎，在挣扎中释放着压抑已久的苦闷情怀的同时，却也耗尽了自己的生命热力。这不能不说是民族现代文化启蒙悲剧的悲剧。
《雷雨》中最能体现文化启蒙悲剧的当是“看病”和“吃药”的文化隐喻。繁漪是一个受过一点新式教育的资产阶级女性，有着自己的想法和追求，敢于为自己的价值追求而做出大胆的决定，敢于担当责任，为了追求自己的爱情和幸福而不惜乱伦。被“历史循环结构”同化和驯服了的周朴园，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这种历史结构本身的符号和代言人，他是无法理解繁漪的，同繁漪的思想和追求是完全隔膜的。他把繁漪的那种个性化的“异己”特性表现看作是有“病”，并且坚决要求她“看病”和“吃药”。
戏中两次正面描写周朴园强迫繁漪“看病”“吃药”。第一次周朴园逼迫繁漪喝药时，繁漪的反抗性已得到一定程度的表现，但最终她还是屈服了，带着极大的悲愤把药喝了。第二次是周朴园敦促繁漪去看病。在两次派人催促繁漪看病未果后，周朴园亲自前往催促，企图以自己的威严震慑繁漪，逼迫她看病，然而繁漪并没有因此而顺从。
周朴园和周萍相继被各自的父亲把“病”治愈，从而成为一个社会的正常人。繁漪困兽一般力图抓住周萍，而周萍却已成为他父亲的“同谋”者。在周萍看来，他和繁漪的关系是他“生平做错的一件大事”。当繁漪向他诉说周朴园的不是时，他却辩护道：“父亲是个好人，父亲一生是有道德的。”被治愈后的周萍，同父亲一样将繁漪看作是“疯了”，是有病的人。在逃不出的“狭的笼”中，在个人与民族历史结构、社会现实环境之间的对抗中，繁漪在疯狂的不屈抗争中，最后真的疯了。从周朴园、周萍和繁漪等人对民族历史结构和社会现实环境的不同态度及他们最后不同的命运来看，个性化反抗和叛逆的文化“疾病”，要么最终被社会治愈，成为社会中的正常人，要么真的疯狂，这种人物结构的设置和人物命运的安排，寄寓着作者对中国文化启蒙浓厚的悲剧性的思考。
置于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史中来看，《雷雨》中的“看病”和“吃药”，繁漪的反抗与真疯无疑具有深刻的文化隐喻意义，是同民族的文化精神品格和现代中国的文化启蒙关联在一起的。《雷雨》中的“疯病”意象呼应着《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意象。同鲁迅小说一样，《雷雨》中的“疯病”意象绝不仅仅是指涉着生理性疾障，而是寄予着深刻的精神性指向，成为了民族精神和文化品格的巨大隐喻。曹禺通过这一意象的塑造，继鲁迅之后，对现代中国文化启蒙及其艰巨性作了自己深刻的思考。
三、价值秩序重建的悲剧
刚从乡下回到周公馆的周萍，给繁漪窒息般的生活带了生机，激活了她本已干枯的生命。繁漪将他视为自己的拯救者，周萍则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敢于向旧礼教发出挑战。为着寻找真正的爱情和生命价值，继母和儿子之间发生了乱伦。然而逐步被父亲同化了的周萍，最后向封建伦理道德秩序作出妥协，弃繁漪于不顾。原本脆弱的乱伦爱情在周萍的退缩妥协中走向死亡。
繁漪企图冲出那让人“枯死，慢慢地渴死”的旧有文化秩序，而建立超越伦理道德规范的扬生命之美的价值秩序。为此她不惧怕毁灭自己，甚至说出，“我没有孩子，我没有丈夫，我没有家，我什么都没有，我只要你说一我是你的!”这番话是对传统价值秩序的彻底颠覆。基于对生命价值的体认和不懈追求，繁漪这一罪大恶极的行为同生命的价值意义得以联系起来，获得了追求生命价值意义的合理性。正因为如此，曹禺才无限深情地说道，“我会流着泪水哀悼这可怜的女人”，“我会原谅她，虽然她做了所谓‘罪大恶极的事情”，“然而不是更值得怜悯和尊敬么?”她也因此获得了广大读者和观众的同情和尊敬。繁漪的巨大魅力即来自于她那种对生命价值的不懈追求的精神。然而这种颠覆旧有道德秩序、重建扬生命之美的价值秩序的努力却最终归于失败。
在剧中八个人物中，曹禺“最早想出来，并且也较觉真切的，是繁漪，其次是周冲”。剧中周冲出场时，“身体很小，才十七岁，穿一套打球的白衣服，常是十分快活着，有着一切孩子似的空想”。他是一个纯净无瑕的人，建构着爱与美的幻想世界——“白色的帆张得满满地，像一只鹰的翅膀斜贴在海面飞，飞。向着天边飞。”他的出现给这个肮脏世界增添了一丝亮色。他认为母亲繁漪是“最同情我的思想的”，认为父亲周朴园最终能够理解自己。然而随着剧情的发展，他的种种理想逐步被击碎了。曹禺在《雷雨》中，通过周冲所建构的爱与美的理想世界及周冲形象本身的塑造，表达了自己的“反围困”“反异化”的思想。作者企图通过“海……天……船”理想世界的营造，来拯救被团团围困的现代人。而这个美好的理想世界的憧憬者最终也走向死亡，周冲的死亡表现了这一思想的难以实现。
周萍的退缩妥协、繁漪追求生命价值意义的失败，隐喻着新的生命价值秩序对抗旧有的伦理秩序的艰难，周冲梦幻世界的破灭和周冲的死亡隐喻着“反围困”“反异化”的失败和理想世界的瓦解。作者以此表达了价值秩序重建的悲剧。
责任编辑赵红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