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 玲
关键词：寻根儒学传统神话重述消费
摘要：当代文学的两次“寻根”之路，皆是在找寻与世界文学对话的最佳途径。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寻根历程，借用西方现代性批判传统，以期达到与世界文学的认同。时隔20年后，以神话重述方式重构的寻根之路，则是反过来挖掘传统以拯救现代性弊病，来与全球化寻根潮流接轨，然而，“重述神话”的文化产业身份，使其在反叛工业文明与物质主义的同时，难于回避出身文化工业与文化消费之门的尴尬。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文学“寻根”，企图将文学创作植根于悠久、深厚的民族文化土壤，以注入了现代意识的传统，为“社会与民族精神的修复提供可靠的根基”。时隔二十年，“重述神话”系列重构“寻根”地图，将“寻根”之旅上溯至更为古老的源头。如果说二十年前的“寻根”提出，为的是将现代性嫁接到民族文化中以挽救传统的话，而今的“寻根”重来，则是与当下以精神回归对抗物质主义的全球性文化寻根接轨，以民族传统文化来疗救现代文明病，然而，“重述神话”的文化产业身份，又使其在反叛工业文明与物质主义的同时，难于回避出身文化工业与文化消费之门的尴尬。
一
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学寻根”的提出，为的是解决“文革”之后贫瘠的当代文学如何才能尽快与世界文学恢复对话的问题。寻民族传统文化之根，“开掘(中国)这块古老土地的‘文化岩层”，被当作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对话条件。然而，鸦片战争以后逐渐因西方强势文化的侵入而失语的中国古典文化价值体系，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都无法重拾中心地位，唯西方文化不可救中国的思想使西方现代性被当作挽救民族传统的手段得到了特殊的关注与强调。人们希图借助西方现代意识来重新观照传统，以世界之镜，找寻民族文化之魂，从而为社会与民族精神的修复提供可靠的根基。既是要对民族文化进行整修工程，那么传统中必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寻根作家接续了“五四”“打倒孔家店”的传统，继续将矛头对准以儒家学说为中心的“规范”的体制化传统。在对野史、民歌、风俗、传说、地域文化以及释道哲学大加褒扬的同时，他们对儒家文化进行了几乎一致的口诛笔伐。李杭育就认为“我们民族文化的精华，更多地保留在中原规范文化之外。规范的、传统的‘根，大都枯死了”，韩少功则在《爸爸爸》、《女女女》中，以现代文明映照、批判孱弱的民族传统之根。在这些寻根小说中，对儒家规范批判最为明显的，当数王安忆的《小鲍庄》，这座庄子的村民据说都是神话中儒家圣人始祖大禹后代，可说是儒家伦理规范的嫡传，然而，在表面的无私、大义之下，却充斥着利益交易、为己谋利的阴暗实质。而集仁爱、温良、谦逊、礼让于一身，全面体现了儒家“仁义”精神的小英雄“捞渣”的死，则反映了儒家伦理文明的彻底坍塌。
然而，近四百年的西方工业经济大发展，在为西方社会带来了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极大地诱发了人性中贪婪、自私、残暴的一面，精神的消亡引发的萎靡困顿与焦躁不安等现代文明病肆意泛滥，这种以人类中心主义与个人主义为基点的价值观之弊端早有学者关注，且论著颇多，在此故不再表。上世纪最后二十年开始的全球一体化，使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及文化扩张至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各国，享乐主义的膨胀与伦理道德观的缺失所带来的精神危机也顺势而入。在将目光转向东方文化寻求疗救方案之后，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复兴儒学伦理以实现文化救赎的呼声在东西方均有出现，并一度成为热潮，尤其在中国，在西方思潮自身出现危机，马克思主义也因低潮而有所淡化的时期，寻求不刺激的话语成为新的历史选择，重理国学，整修国故，儒家伦理的价值日益得到强调。在一些新儒学主义者的倡导下，向内挖掘儒学资源，建构中国自己的现代性成为中国文化现代化与全球化进程中一种新的追求。儒家文化中的天人合一、仁义谦和等价值理念与西方启蒙中的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等价值理念交接、融合，成为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新内涵。儒学不再被看作为导致民族传统孱弱、低下的罪魁祸首，反而是应对世界性的社会危机、道德危机、生态危机以及推进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精神资源。新世纪之后，随着儒学复兴声调的升高，讲经读史热不断高涨，并于近几年达到高峰。从“百家讲坛”中对《三国演义》刘、关、张桃园结义的“仁义”精神解读，《论语》讲读中对谦爱和顺、天人合一内涵的着重，都可看出推介儒文化的努力。文学创作中以神话的重述方式展开的二次寻根，鲜明地摆出了以儒学传统来拯救人性悲剧的姿态。
二
“重述神话”系列作品首作《碧奴》刚一出版就引发不少争议。争议的焦点大多集中于“神话”概念标准是否达到这一点上。从神话学角度出发的论者以主神的缺席来指责苏童把神话解读写成了对中国历史的解读，称《碧奴》是“一个无神论作家所能提供的最荒谬的文本”，“暴露了中国作家的集体性精神病症”。神话学研究者的不满，则应归根于被重述的中国神话无法弥合所借用的西学理论之故。这些论述或探讨所重构的故事是否体现了神话的原始思维，或以比较神话学的眼光计算作品文化含量的多少，或汲汲于作家使用的语言有无“神话色彩”，而此类评判标准都只是关注的是个案作品外显文化符码的解读，以这些西学量化标准来比对中国神话重述，差异在所难免，批评也由此而生了。
然而，尽管各个国家的神话外在不同，其精神内核却皆有相通之处，茅盾的《神话研究》早已指出此点。因而，真正引神话学理论人中国神话分析，应该注重的是对其潜隐精神内核的探寻，而不是舍本逐末驻足于文本表层查询神话要素的含量。我们看到，用以观照“重述神话”系列作品的神话学理论均出自文化人类学派的观点，如对神话原始思维、文化含量的注重等，这就使神话与宗教的关系在解读“重述神话”系列的步骤中变得不可避免。关于此点，早有论者译介以圣经为代码解析西方文学中的神话重述为证。遗憾的是，恰恰是这一关键性的步骤，被“重述神话”中国卷的评者所回避与忽略。
与西方以神话谱系衍成宗教圣书，从中铺演其哲学思考不同，中国宗教与哲学思想的发展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儒学影响，也因此而影响了神话的发展。儒学对道德理性的强调使中国宗教多少都增加了理性色彩，减弱了原有的神秘色彩，而以儒学为主体，辅以佛、道两家宗教思想的中国哲学，则表现为与社会伦理、政治规范的关系密切，既含理性智慧又不失宗教神秘色彩。由此而生长起来的中国神话自然而然地以历史意识为主导线索，以伦理道德为凝聚剂。被重述的神话也非常鲜明地体现了这些特征。
《碧奴》中的历史意识早为不少评论所关注。尽管其中的一些偏颇地将历史意识的凸显看作解读神话的败笔，但他们也的确捕捉到了作者对历史权力真相的解构企图。宋红岭在《“神圣叙事”的颠覆文本》一文中认定“苏童对于解构中国历史权力真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