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平凡的世界》 转型社会 空间结构 文化意义
摘 要：《平凡的世界》的空间结构的背景是中国社会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仍然存在而新的社会结构正在形成的转型社会。这一空间结构包括相互区分而又相互联系的乡村空间、异托邦空间和城市空间：乡村空间和城市空间是转型社会结构的基本组成部分；而异托邦空间则突破了原有城乡二元结构的边界，但又和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保持着联系。这一空间结构的文化意义表现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高扬，但其现代意识的缺乏也是十分明显的。
小说作为一门时间艺术，对其叙事时间的研究源远流长而且成就斐然，但对小说的研究也不能忽视其空间结构。巴赫金在《小说中的时间和时空体诸形式》中认为：“空间也是有负载的，能回应时间、情节和历史的律动。”莫雷蒂在《欧洲小说集》中提出：“地理并非惰性的容器，不是一个文化历史发生于其中的盒子，它是一股积极的力量，弥漫于文学领域之中，并深刻地影响着它。”塞尔托在《空间故事》中也认为：叙事是从空间相互作用的矛盾状态里建立起来，是一个“有区分的复杂网络”和“一个空间的结合型体系”①。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作为一部描写“城乡交叉地带”生活的代表作，为我们从空间结构的角度进行解析提供了很好的范例。下文拟从这部长篇小说的空间结构的社会背景、内部构成和文化意义三个方面作出解读。
一、《平凡的世界》的空间结构的社会背景
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全景式的展现了1975年至1985年这十年之间中国城乡社会的生活，而这十年之间中国社会正处于城乡二元结构的转型过程之中，即原有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仍然存在，但这一社会结构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并对原有的二元社会结构构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这种新旧混杂交错的转型社会构成了《平凡的世界》的空间结构的社会背景。
原有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是指改革以前中国社会的城市和农村被计划体制通过分离条件、交换条件和稳定条件而分割为几乎完全分离的两个世界。分离条件是指在城乡分别实行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限制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交换条件是指在城乡实行统购统销制度，以满足城乡的基本生活需求。稳定条件是指在农村通过土地集体所有制、集体生产和分配，实现对农民的集中管理和控制；在城市对城里人实行就业和保障制度，而将农民排除在外。②这种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体系，造成了两个明显的后果：
一是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的极大区别。拥有城市户口的城里人，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收入，农村户口的人除非通过参军、升学和招工等极少数途径，不能取得城市户口。如《平凡的世界》中双水村的田福军和他的侄女田润叶是通过读书成为国家干部的。而拥有农村户口的人社会地位较低，经济条件贫困，没有任何社会保障，成为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里的“二等公民”。《平凡的世界》中已身为国家干部的田润叶爱上了同村一起长大但身为农民的孙少安，由于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使得孙少安只能毅然断绝和田润叶的爱情关系。这种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的区别，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初还没有改变。《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到黄原城打工时，在夏令营里帮助带干部们的子女时表现突出，但当已调至黄原团地委工作的田润叶给团地委书记武惠良建议将临时工孙少平转正时，武惠良也无能为力。
二是城市和乡村经济条件的极大反差。③城乡经济条件的极大反差表现在城里人的生活条件相当优越，而农村的经济条件则处于极度困顿状态。《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初到原西县革委会时，县革委会的窑洞在孙少平眼里，“要是所有的窑洞都亮起灯来，简直就像一座宏伟的大厦”，革委会领导的院子里都有“四孔窑洞，一个不大的独院”，田润叶给他送的吃食是猪肉烩粉条和雪白的馒头④，而出身于农村的孙少平家虽有三个劳力，但家里一烂包：老祖母半瘫在炕上，父母亲挣不了几个工分，已出嫁的姐姐家吃了上顿没下顿，哥哥孙少安虽已二十三岁却由于没钱送彩礼而没有许下对象，孙少平本人在县中每顿吃两个黑面馍都没有保障。而且农村这种极度的贫困不只是个别现象，据当时的原西县革委会副主任田福军调查，在原西县的农村缺吃少穿是普遍现象，大部分村子都有缺粮户；有些十七八岁的大姑娘衣服都不能遮住羞丑，一些很容易治愈的常见病长期折磨人。
随着中国改革政策的实行，原有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农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动，冲击了城乡不可逾越的壁垒。《平凡的世界》描写了随着改革政策的实行，一批批农民走进城市打工，成为城市里的打工者。如黄原城的东关就是各地打工者的集中地：“东关大桥头是传统的出卖劳动力的市场，平时经常像集市一般涌满了北方各地漫流下来的匠人和小工，等待包工头们招工。”⑤而铜城大亚湾煤矿的矿区周围，聚集着一大批“一头沉”的煤矿工人们的家庭，类似于打工者的聚居区：“在整个矿区周围的山山土土，沟沟渠渠，就建立起一片又一片的黑户区。”⑥这一批批打工者虽然还没有被城市完全接纳，但他们已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城乡之间的难以逾越的壁垒。
二是农村在改革政策的引导下呈现出新面貌。新面貌首先表现在农民以前的高度同质性转变为极大的异质性，农民有了改变身份的机会。原有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使农村除了极少数的干部外，都是清一色的种地农民；可现在的农民已是形形色色，各务其业。如《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安办砖厂做起了老板，田海民和金氏很多家庭开展了多种经营，金俊武和县林业站签订合同育树苗，身为村党支部书记的田福堂也开始承包工程。新面貌还指一部分农民通过各种途径逐步富裕起来。如双水村通过联产承包责任制，短短几年就解决了温饱问题，一部分农民还通过各种途径致富：孙少安通过办砖厂成为县里的冒尖户，田海民和金氏很多家庭通过多种经营也开始致富。而且双水村还是原西县的经济落后村，原西县的其他地方，像孙少安这样的万元户更多。从更大的范围看，改革后农民的经济状态已发生了根本变化，正如《平凡的世界》的描绘：“如今，汽车、火车、轮船、飞机，客员急骤暴满，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各地的个体户生意人。最为有趣的是，大多数火车卧铺的软席都被这些腰里别着大把人民币的生意人占据了。”⑦
二、《平凡的世界》的空间结构的内部构成
《平凡的世界》所展示的转型社会背景决定了这部小说所描写的空间结构的内部构成。这部小说的空间结构由相互区分而又相互联系的三个空间构成：乡村空间、异托邦空间和城市空间。我们先看乡村空间。《平凡的世界》的乡村空间以原西县的双水村为代表，通过传统伦理道德的继承、基层政权的影响和农民的创业精神这三股力量的起伏消长来体现处于转型阶段的中国农村社会状况。传统伦理道德的继承是指通过中国的家庭或家族的差序格局而使农村社会伦理井然有序⑧，这一格局区分了尊卑、长幼、亲疏，使每个人都在其中各守其位，各尽其职：如孙少平在双水村时严格把自己放在孙玉厚的二小子的位置上，在家里时，他敬老尊大爱小；在村中，他主要按照世俗的观点来有分寸地表现自己的修养和才能。基层政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改革开放前双水村党支部以及上级领导在“左”倾政策的指导下，对农村农业发展的桎梏和对农民的人身自由的限制。如双水村党支部书记田福堂为了在农业学大寨中做出新的成绩，组织全村修水坝，不但耗粮耗钱耗工耗时，而且水坝很快被洪水冲毁。农民的创业精神是指由于农村的极度贫穷而自发的产生的改革现状的强烈愿望。这一愿望正如作为生产队长的孙少安对原西县革委会副主任田福军所说的：“上面其他事都可以管，但最好在种庄稼的事上不要管老百姓，让农民自己种，这问题就好办。”⑨随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农民不仅很快解决温饱问题，而且开始摆脱土地的束缚，在各行各业大显身手。
《平凡的世界》的乡村空间中的传统伦理道德的继承是中国农村社会生存和运行的基础，基层政权虽然一度影响很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基层政权的影响由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而渐趋式微，它需要富裕起来的农民加入以保持其活力；而农民的创业精神则在承包责任制中显示出越来越大的力量，但富裕起来的农民也需要基层政权提供支持和引导。
异托邦空间由福柯在《论他者话语》中提出，是指墓地、监狱、剧院、妓院、博物馆、图书馆、集市场等一类场所，这些场所往往与危机、越轨、不兼容性、并置、补偿或连续性等较大些的文化结构联系在一起。异托邦空间的特征在于跨越边界。苏珊·斯坦福·弗里德曼认为：“所有故事都需要边界，需要跨越边界，即需要某种文化接触的区域。”⑩对于原有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来说，城乡边界几乎难以逾越；但对于新成长起来受过一定教育的一代农村青年来说，跨越城乡的边界则成为他们自觉的人生选择。《平凡的世界》以浓墨重彩的笔墨描写了以孙少平为代表的一代农村青年主动从农村走向城市的必然性，描绘了双水村小学、黄原城的建筑工地和铜城大牙湾煤矿这些异托邦空间给孙少平的不同影响：双水村小学是农村的汪洋大海的一个异托邦，它既可以使孙少平较轻松地得到他想得到的工分，又可以通过和田晓霞的联系等途径来满足他的精神需要，但孙少平的心理是矛盾的：“孙少平的精神思想实际上形成了两个系列：农村的系列和农村以外世界的系列。对于他来说，这是矛盾的，也是统一的，一方面，他摆脱不了农村的影响；另一方面，他又不愿受农村的局限，因而不可避免地表现既不纯粹是农村的状态，又非纯粹的城市型状态。”{11}孙少平在黄原城的建筑工地上只能以打工者的身份生存，但“孙少平已经适应了这个底层社会的生活。尽管他有香皂和牙具，也不往出拿；不洗脸，不洗脚，更不要说刷牙了。吃饭和别人一样，端着老碗往地上一蹲，有声不响地往嘴里扒拉。说话是粗鲁的，走路拱着腰，手背抄起或筒在袖口里，两条腿故意弄成罗圈形。”{12}孙少平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断开了和双水村的联系，但也没有融入黄原城的城市生活，黄原城的建筑工地同样是黄原城里的异托邦，孙少平只能在农村和城市之间的这一异托邦空间“漂浮”。铜城大亚湾煤矿是一个更复杂的社会群体，正如孙少平所感受到的：“这是一个奇特的生存部落，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高尚与卑俗，新的与旧的，全部混杂并存，交织在一起。”{13}大亚湾煤矿的少数干部和管理者构成了煤矿的主流社会，而矿区周围的一片片黑户区则是煤矿的异托邦空间。孙少平虽然还没有结婚，没有在矿区的“黑户区”中安家，但从他的身份和所处的地位来说，他同样在铜城大牙湾煤矿的异托邦空间挣扎。
路遥曾经指出：“由于城乡交叉逐渐频繁，相互渗透日趋广泛，加之农村有文化的人越来越多，这中间所发生的生活现象和矛盾冲突，越来越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14}包括孙少平在内的打工者所处的异托邦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原有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壁垒，展示了改革政策之后城乡之间丰富多彩的广阔生活画面，显示了中国底层民众面对生存困境所具有的顽强生命力，蕴含着流动、越轨、断裂、异质、暧昧等新型的文化活力。
《平凡的世界》中的城市空间主要发挥着两点作用：一是作为政策的制定和导向作用。《平凡的世界》所描绘的七八十年代正是中国左倾政策余威犹存和改革政策面对重重阻力的阶段，而这一切在作为权力中心的城市的斗争显得十分激烈。如在原西县委和黄原地委开展对要不要对农民进行劳教的争论，对是否要取消自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争论，对是否全面开展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争论等。二是表现了一部分城里人的部分生活。如主要描写了田福军从原西县委到黄原地委再到省会市委的一段人生转折经历；田润叶对同村的孙少安的爱情，以及她和李向前结婚后家庭逐渐和解的过程；田晓霞在原西县中、黄原师专，以及到省报工作的人生片断。
乡村空间和城市空间是转型社会结构的基本组成部分：乡村空间由于“左”倾政策的退潮和改革政策的推行而呈现出几股力量相交错的态势，并与城市空间由以前的纵向联系而发展为横向联系和纵向联系相结合的状态。城市空间也在各种政策的推行和世事人事的变迁过程中，呈现出不断变化发展的态势。异托邦空间突破了原有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边界，成为城乡二元结构的异质因素：它一方面脱离了乡村空间，但又和乡村空间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它“寄生”在城市空间，但又和城市空间若即若离。乡村空间、异托邦空间和城市空间这三个空间的互相推动互相影响使《平凡的世界》所描绘的生活丰富多彩、变化多姿而又极具张力。
三、《平凡的世界》的空间结构的文化意义
劳伦斯·格罗斯堡在《文化空间和空间权力》中提出了“空间的时间化”问题，巴赫金则在《小说中的时间和时空体诸形式》中认为：“空间也是有负载的，能回应时间、情节和历史的律动。”{15}这表明小说的空间结构并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包含着丰富的文化意义。《平凡的世界》的空间结构包含着巨大的文化意义，它使每一个认真读过《平凡的世界》的读者都会受到强烈的感染，都会受到深深的激励，都会对人生和自我进行深层的反思，从而使这部小说成为经久不衰的畅销书，形成了贺仲明所称的“《平凡的世界》现象”{16}。
《平凡的世界》的空间结构的文化意义突出表现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高扬。这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高扬至少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所特具的强大凝聚力和生命力。{17}这种凝聚力和生命力表现在面对极度贫困的生活境况和人生的命运叵测，中国农民表现出的齐心协力和坚韧顽强的精神。孙少安家里虽然在改革政策前家境贫穷，但家里每个人都在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孙玉厚老两口为了儿女耗尽心血，孙少安十三岁就辍学支撑起家庭，孙少平在分家后主动承担起家庭的责任。孙少安虽然在改革政策前屡受打击，在砖厂因为出的全部是废砖而破产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重新振作起来。孙少平外出务工选择了最为劳累的背石头和下煤矿劳动，在他的恋人田晓霞为抢救落水女孩牺牲后仍然认识到生活始终在继续，在他为抢救工友而被巨石破相后仍然坚持返回煤矿劳动。
二是表现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所特具的人间温暖之感。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所倡导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唱妇随等不仅使每个人在家庭和社会中各在其位各尽其职，而且充满了一种其乐融融的温馨之情：孙玉厚在极度贫穷中为弟弟孙玉亭儿子孙少安张罗婚事而无怨无悔，还默默支持着在干部会上受批评和砖厂破产后的孙少安。孙少安疼爱奶奶，体贴父母，爱护弟弟和妹妹，对于不幸的姐姐始终牵肠挂肚。孙少安的妻子贺秀莲孝敬长辈，疼爱丈夫，勤劳能干，和孙少安相濡以沫而充满幸福感。孙少平在分家后主动承担起照顾家庭的责任，常和哥哥孙少安对生活进行讨论；当孙少平因煤矿事故而到省城医院住院时，妹妹兰香和同学的妹妹金秀对他照顾得无微不至。
三是表现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所塑造的中国农民所特具的纯洁感。哥德在读了中国的传奇小说之后，认为中国“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符合道德”{18}。这种纯洁感表现在受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影响，而使中国农民特别具有心地单纯、诚恳正直、热爱劳动、无私奉献等优秀品质。孙少安从十三岁开始承担对家庭的责任，毫无怨言；田润叶在丈夫的双腿被锯之后，挑起了家庭的重担而义无反顾；贺秀莲面对一无所有的孙少安，一见钟情；兰花对不务正业的丈夫王满银，始终感情深挚。而孙少平身上更集中体现了中国农民所特具的纯洁感：孙少平在读书时在洪水中为抢救同学侯玉英而奋不顾身，他对背叛他的恋人赦红梅偷供销社的手帕而表现出宽宏大量，他在分家之后主动肩负起赡养父母与照顾妹妹的责任，他对包工头欺侮小女孩正义直言，他对田晓霞的感情忠贞不贰。
但是《平凡的世界》的现代意识的缺乏也是十分明显的。这种现代意识的缺乏首先体现在这部小说虽然描写了乡村空间、异托邦空间和城市空间三大空间，但没有表现出现代城市空间所具有的现代文化品质。现代城市伴随工业化生产而兴起，社会分工细致，价值标准多样；现代城市中的人以独立、自由、民主、平等为基石，人际交往具有异质性、暂时性、局部性、匿名性和事本性的特点。{19}但由于路遥只是将城市的现代文化“简化”为作家本人某种精神和理想的传声筒，从而使现代城市的文化形态未能得到充分展示，现代城市里的人的性格表现出单一性和传统性。比如田福军基本上是作为一个改革进取型的“干部”形象出现，从而使这个人物和现代城市文化貌合神离。对田润叶只是表现了她对爱情的热烈忠贞和对丈夫的善良奉献等中国传统女性的优秀品质，未和现代城市文化具有多方位的社会关系和深层次的精神联系。对田晓霞只是表现了她对社会和人生的思考、对孙少平的执著爱情和对精神的不断追求，这使她与现代城市文化存在隔膜和脱节。
其次体现在没有表现出生活在异托邦空间之中的农民工在城乡文化互动中所具有的矛盾、孤独、悬浮、茫然、分裂之感。生活在异托邦空间之中的打工者一方面人们脱离了农村，受农村的传统伦理道德的束缚相对较弱；另一方面他们生活在城市但又未能完全融入城市生活，这又使他们成为城市里的“陌生人”。《平凡的世界》描绘了以孙少平为代表的新一代农村青年面对苦难的抗争、对生活的不断拚搏和对精神的不懈追求，但这种抗争、拼搏和追求只是作为其所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品质在不同的异托邦空间的不断展现，而缺少在城乡文化的摩擦、矛盾和冲突中展示打工者所具有的茫然、失落、抛弃、痛苦、分裂之感，缺少展示生活在异托邦空间中的打工者性格中所具有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矛盾性，从而使其所蕴含的现代意义大大降低。
作为一个始终关注“城乡交叉地带”生活的现实主义作家，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所关注的社会空间十分广阔。当他带着深挚的感情和丰富的生活经验来描写乡村空间时，路遥描写得深刻有力而又细致入微；可当他转而描写城市空间和异托邦空间时，他仍然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来表现城市生活和打工者生活，这使他和现代城市文化表现出明显的“隔膜”。路遥表现乡村空间的成功与表现城市空间和异托邦空间的缺陷既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也留下了令人感叹的遗憾。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蒋传红，扬州大学博士研究生，江苏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师。
①⑩{15} ［美］詹姆斯·费伦等主编.当代叙事理论指南［A］.申丹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08，215，210.
② 袁方等.社会学家的眼光：中国社会结构转型［Z］.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270.
③ 王振亮.城乡空间融合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91.
④⑤⑥⑦⑨{11}{12}{13}{20} 路遥.路遥文集（3，4，5合卷）［Z］.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9，263，439，478，53，199，
338，493，301.
⑧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1985：30.
{14} 路遥.面对着新的生活［J］.福州：中篇小说选刊，1982：（5）.
{16} 李建军等编选.路遥评论集［A］.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392.
{17} 张岱年等主编.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68.
{18} 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112.
{19} 张鸿雁.侵入与接替：城市社会结构变迁新论［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0：2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