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文心雕龙》理论体系曾一度成为《文心雕龙》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许多专家学者纷纷撰文，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探讨《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今天看来，其中的许多观点仍可谓真知灼见。然笔者认为，学术研究应该推陈出新，况且《文心雕龙》理论体系本身又是十分复杂的，对它的研究不能停滞，故不揣浅陋，将近年来的一些思考结撰成文，以乞教于方家。
我们认为，《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与刘勰所谓的“道之文”直接相关。“道之文”是一个贯穿整部《文心雕龙》的概念，它既是刘勰文学理论的逻辑起点，也是其最终的归着点；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以“道之文”为核心，建构了一个“体大虑周”的文学理论体系。
一、“正文救弊”之旨与“道之文”的提出
矫正“近代”以来文坛流弊是刘勰著述《文心雕龙》的直接动机。刘勰“正文救弊”的内容又具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矫正创作上的流弊，二是矫正文论界的弊端。
创作上的流弊，主要体现在“近代”以来因辞人爱奇而导致“文体讹滥”的现象。《序志》篇谓：“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离本弥甚，遂将讹滥。”刘勰认为，由于追求新奇，“近代”创作普遍存在“言贵浮诡”的不良现象，其结果导致文体“解散”甚至是“讹滥”。他在《定势》篇中对时人“效奇之法”作了更为详细的论述：“自近代辞人，率好诡巧，原其为本，讹势所变。厌黩旧式，故穿凿取新，察其讹意，似难而实无他术也，反正而已。故文反正为乏，辞反正为奇。效奇之法，必颠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辞而外出，回互不常，则新色耳。”为了“适俗”而“逐奇”，本来“正言明白，而常务反言”，这种“上字而抑下，中辞而外出”的“颠倒文句”之实例，江淹《别赋》中“孤臣危涕，孽子坠心”，《恨赋》中“意夺神骇，心折骨惊”等句子，即是。
同样，魏晋以来文论界也存在着诸多弊端。刘勰在《序志》篇中历数魏晋文论之弊，说：“详观近代之论文者多矣：至于魏文述典，陈思序书，应（王易）文论，陆机《文赋》，仲治《流别》，弘范《翰林》。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或臧否当时之才，或铨品前修之文，或泛举雅俗之旨，或撮题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辩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功，《翰林》浅而寡要。又君山、公干之徒，吉甫、士龙之辈，泛议文意，往往间出，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在他看来，魏晋文论诸家之弊虽各不相同，却有着一个通病，那就是“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所以，“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就成了刘勰为超越以往文论家而努力追求的目标了。
那么，文学之“根”“源”何在？刘勰认为，“文”源于“道”，因此，其撰《文心》以《原道》开篇。在《原道》篇中，刘勰首先从本体论的高度提出一个重要概念——“道之文”。他说：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
又说：
爰自风姓，暨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蓍龟，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然后能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彪炳辞义，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
这两段文字所提出的“道之文”，前者指宇宙万物之形色，是“天文”；后者是历代圣哲为教化黎甿而作的礼乐文章，是“人文”；刘勰在此统称为“道之文”，为什么？因为它们都拥有一个共同的本体——“道”。其所谓“道”，由于受到时代学术思潮的影响，已经着上了玄学色彩，可以理解为“自然之道”。在刘勰看来，“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皆“自然之道”也。
何谓“道之文”？简言之，即“明道之文”，刘勰认为，“文”乃宇宙本体“道”之“德”。不管是“天文”，还是“人文”，其作为“道之文”而具备的基本特质有二：一是其美的属性，具有审美价值，譬如，龙凤、虎豹、林籁、泉石等皆“郁然有彩”；二是合乎自然之道，“云霞雕色”、“草木贲华”，“夫岂外饰，盖自然耳”。刘勰之所以将“人文”亦称作“道之文”，主要原因在于，人“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而作为“有心之器”的人，“其无文欤”？所以，“人文”的产生，亦自然之道也。
“道之文”的提出，强调了“道”与“文”之间的“体”“用”关系，是刘勰文学理论的逻辑起点。而且，刘勰论“文”而原“道”，意在为文“寻根”“索源”，其终极目的还在于有益于“后生之虑”（《序志》），也就是矫正当日文坛流弊。那么，刘勰又是如何以“道之文”去矫正文坛之弊的呢？那就是“征圣宗经”的提出。
二、“征圣宗经”与“道之文”的标准
刘勰在提出“道之文”时，就巧妙地将它与圣人、经典联系在一起，初步建构成一个由“道”—“圣”—“文”组成的文学理论体系内核。在他看来，“道”、“圣”、“文”三位一体，圣人创作的经典即是“人文”中最早的“道之文”，也是后人写作的最佳范本。因此，“原道”之后，刘勰继而提出“征圣”“宗经”的主张。然则，何以谓圣人创作的经典就是“道之文”？除了上述人为“有心之器”外，刘勰还作了更为细致的推论。
首先，从“人文”的创作过程看，圣人是依据“道”来立言的。《原道》篇谓：“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蓍龟，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这里所谓的“道心”、“神理”、《河图》、《洛书》、“蓍龟”、“天文”等，在刘勰的眼里都是指上天以不同的方式向人类垂示的“天道”，所谓“原道心”“研神理”“观天文”云云，就是指圣人根据这些启示，著文以教化黎。而“察人文”，则是研究人类社会之道。这样的创作过程，亦即《宗经》篇所谓“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实际上就是依据“自然之道”而创作的过程。因为圣人是依据“自然之道”来撰述文章，其文合乎“自然之道”，故谓之“道之文”。
其次，从圣人的创作方法看，也都合乎“自然”之道。《征圣》篇有一段文字专门论述圣人“变通适会”的创作方法，文曰：“夫鉴周日月，妙极机神；文成规矩，思合符契；或简言以达旨，或博文以该情，或明理以立体，或隐义以藏用。……故知繁略殊形，隐显异术，抑引随时，变通适会，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也就是说，圣人在创作时，能根据不同内容、不同的目的需要而采用相应的创作方法，使“文成规矩，思合符契”，充分自由地表达出其旨意。这就是圣人在创作方法上合乎“自然”之道，而这种自由灵活、合乎自然的创作方法，也是圣人之文之所以能成为“道之文”的又一个必要条件。
再次，从圣人创作的结果看，也是合乎“自然”之道的。刘勰认为，作为创作主体，圣人的智慧非普通人所能比的，他们能“则天法道”，一方面对万事万物的自然法则有深刻的认识，能“洞性灵之奥区”；另一方面在文章写作上，又深于文理，能“极文章之骨髓”。所以由他们创作的“五经”，在内容上“义既埏乎性情”，能鼓动天下；在表达上“辞亦匠于文理”。一言以蔽之，“五经”无论内容还是文理方面皆合乎“自然之道”，是“道之文”。
在刘勰的推论中，“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道”与“圣人”、与“经典”实际上构成了“体”与“用”、“道”与“德”的关系了。值得注意的是，刘勰认为“天道难闻”、“妙极生知，睿哲惟宰”，只有圣人才能“则天法道”，一般人是不能像圣人那样直接去则天法道的，只能通过圣人创作的经典这一中介去感悟深奥莫测的“神理”。“五经”既为“道之文”，“义既埏乎性情，辞亦匠于文理”，“故能开学养正，昭明有融”，于是便自然而然地引出其“征圣宗经”文学主张。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征圣宗经”并不是刘勰文学理论的最终目的，它只不过是一种途径，具体说来，刘勰是想通过“征圣宗经”这一途径使后世作者能写出合乎自然之道的“道之文”来，所谓“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若征圣立言，则文其庶矣”，即是。所以，创作出“道之文”才是刘勰文学理论的归着点，是刘勰矫正文坛流弊的具体蓝图。那么，什么样的文章才算是合乎自然之道的“道之文”，它有哪些具体特征或者说它必须具备哪些具体条件？我们认为，《宗经》篇提出的“六义”可视为刘勰对此一问题的回答。《宗经》篇曰：
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贞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
在这里，刘勰分别从文章的“情”、“风”、“事”、“义”、“体”、“文”等六个角度来说明学习圣人经典对于写作之益，而“情深而不诡”、“风清而不杂”、“事信而不诞”、“义贞而不回”、“体约而不芜”、“文丽而不淫”等所谓的“六义”就是征圣宗经后所著文章能达到的高境界。既然圣人的经典是合乎自然之道的“道之文”，那么通过学习经典而具备此“六义”的文章亦应为合乎自然之道的“道之文”。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断定，“六义”既是刘勰所谓“道之文”的具体特征，也是他为后世文章所设立的具体标准了。
再者，颇值得玩味的是，刘勰在《序志》篇中自称：“《文心》之所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云云，这无疑是在向世人暗示：《文心雕龙》本身就是继圣之作，是具备“六义”之文，是合乎自然之道的“道之文”。那么，撇开其理论价值，我们还可以推断，刘勰撰写《文心雕龙》的另一个意义在于，欲在写作实践上通过《文心雕龙》为时人树立可以师法的文章典范。
三、“论文叙笔”与“道之文”的规范
从《明诗》到《书记》二十篇为“论文叙笔”部分，是《文心雕龙》的重要内容，它“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全面而深入地论述了各种文体，被刘勰视之为全书的“纲领”（《序志》篇）。我们认为，刘勰之所以如此看重“论文叙笔”，是因为它实实在在地为各类文体的写作制定规范，对后生写作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而且，“论文叙笔”也是刘勰建构其“道之文”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在这一环节里，刘勰将其“道之文”的理念具体落实到各类文体的写作之中。
那么，刘勰又是如何将其“道之文”的理念落实到各类文体的写作之中的呢？我们认为，主要通过两种方式：
一是将各类文体与圣人经典联系起来，为其“寻根”“索源”，从而为各类文体的写作确定具体的师法对象。因为“去圣久远，文体解散”，后世作者对文体特征的认识越来越模糊，所以，有必要为各类文体“寻根”“索源”，使之从本源上认识各类文体。上文已述，在刘勰的理论中，“五经”为“道之文”，它不但“洞性灵之奥区”，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内容，而且也“极文章之骨髓”，蕴涵着丰富的文理。因此，后世各类文体都可以从“五经”那里找到其源头。所以，《宗经》篇谓：
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诛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盟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
刘勰在此按“五经”之源，将后世文体划分为五大类。那么，在写作上，每一大类的文体必然要以其本源为法式，这样的文章才有可能成为“道之文”。所以，在具体分述各体文章之时，刘勰始终不忘“征圣宗经”。如《明诗》篇高标诗歌“持人情性”、“义归无邪”，《诠赋》篇强调“赋自《诗》出”、“风归丽则，辞剪荑稗”，《颂赞》篇则谓“《时迈》一篇，周公所制，哲人之颂，规式存焉。”《史传》篇谓“史肇轩黄，体备周孔”、“是立义选言，宜依经以树则，劝戒与夺，必附圣以居宗；然后诠评昭整，苛滥不作。”《章表》篇谓“章式炳贲，志在典谟”，《议对》篇谓议体写作之大体“必枢纽经典，采故实于前代，观通变于当今”云云，都是从各种文体自身的特点出发，突出圣人经典对后世作者的垂范意义。
二是以“名理相因”为原则规范各类文体的写作。刘勰认为，“有常之体”必须是“名理相因”，而“名理相因”又是各体文章合乎“自然之道”的必要条件。所以，“论文叙笔”的主要内容实质上是在讲如何使各体文章的写作“名理相因”。在《定势》篇中，刘勰从总体上提出“因情立体，即体成势”的原则，他说：“章表奏议，则准地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宏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此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者也。”是就大的分类而言，不同的文体类别在“定势”上应有不同的考虑。就每一种文体而言，刘勰则借助于玄学“校练名理”的思辨方法，详细辨析各类文体之“名”与其创作之“理”。在刘勰看来，文体之“名”与其创作之“理”相符合，则所作的文章为“正体”；相反，“名”“理”相乖，则违背了该体创作的“自然”之道，是“讹体”或“乖体”，必须予以矫正。
要之，在“论文叙笔”部分，刘勰从文章体裁的层面，以“征圣宗经”、“名理相因”为原则，为各体文章的写作制定了具体的规范，从而将其“道之文”的理念落实到各类文体的写作之中。
四、下篇“毛目”与“道之文”的创作
《神思》篇以下，被刘勰称为“毛目”（《序志》篇），因为这一部分的内容显得非常繁杂。在刘勰看来，诗文创作“思无定契，理有恒存”，这里的“理”即文理，指创作中普遍存在的规律与方法技巧。《总术》篇又谓：“文场笔苑，有术有门”，“才之能通，必资晓术”，所以，“研术”与“执术驭篇”在写作中显得尤为重要。如果说“论文叙笔”从各种文体出发，具体研究各种文体的创作之道，那么，下篇的“毛目”则是“剖情析采，笼圈条贯”，超越了具体文体之囿。尽管这些“毛目”在内容上非常繁杂，但实际上也是围绕着“道之文”这一核心立论的，即怎样才能写出“道之文”来？研术、晓术，然后才能“执术驭篇”。概而言之，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毛目之一：文学创作中的一些规律与方法技巧。从《神思》篇到《总术》篇，论述的内容大致包括：其一，揭示文思中“神与物游”之理。因为在“神与物游”的过程中，“志气统其关键”，“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所以，刘勰提出了虚静养气、积学博练等具体方法，以锻炼写作才能。其二，揭示“吐纳英华，莫非性情”之理，即文章与作家才性的关系。因为诗文作品与作家性情“表里相符”，具体说来，“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为此，刘勰提出“宜摹体以定习，因性以练才”的方法。其三，论述诗文创作中的一些重要方法技巧。譬如，如何锻炼文章的风骨，使“文明以健”“风清骨峻”；如何通变因革，确定文势；如何处理文章情理与辞采的关系；如何“规范本体”、“剪截浮词”，如何定章结句、组词练字，以及诸如用典、声律、对偶、比兴、夸饰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刘勰在论述这些创作方法技巧时，仍不忘圣人经典的垂范意义。譬如，《情采》篇讲《诗经》之“风雅”均是“为情而造文”，合乎情文之道；《声律》篇言：“诗人用韵，率多清切”，合乎声律之自然；《章句》篇谓：“寻诗人拟喻，虽断章取义，然章句在篇，如茧之抽绪，原始要终，体必鳞次。启行之辞，逆萌中篇之意，绝笔之言，追媵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绮交，内义脉注，跗萼相衔，首尾一体。”即《诗经》在裁章积句方面合乎自然；《丽辞》篇谓：“《易》之《文》《系》，圣人之妙思。序《乾》四德，则句句相衔；龙虎类感，则字字相俪；乾坤易简，则婉转相承；日月往来，则隔行悬合。虽句字或殊，而偶意一也。至于诗人偶章，大夫联辞，奇偶适变，不劳经营。”以《易》、《诗》为例，说明圣人经典在语言的骈偶方面合乎自然；《比兴》篇称赞“诗人比兴，触物圆览。物虽胡越，合则肝胆。”《夸饰》篇称：“虽《诗》《书》雅言，风俗训世，事必宜广，文亦过焉。是以言峻则嵩高入天，论狭则河不容舠，说多则子孙千亿，称少则民靡孑遗，襄陵举滔天之目，倒戈立漂杵之论，辞虽已甚，其义无害也。”又谓：“然饰穷其要，则心声锋起，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若能酌《诗》《书》之旷旨，翦扬马之甚泰，使夸而有节，饰而不诬，亦可谓之懿也。”即《诗》、《书》在夸饰方面值得后人借鉴。《物色》谓：“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沈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出日之容，‘瀌瀌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嘤嘤学草虫之韵。‘皎日‘慧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穷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虽复思经千载，将何易夺。”讲《诗经》在描写自然景色方面亦自然贴切。总之，在刘勰看来，圣人经典在各种具体创作方法技巧上均合乎“自然之道”，体现出“道之文”的创作特质，那么，“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
毛目之二：文学发展演变规律。从总体上看，整部《文心雕龙》的文学“史”的意识是非常自觉的。《序志》篇所谓“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之言，实际上是在粗线条地展示了文学从“道”到“圣”、“经”、“纬”、“骚”，再到后世各种文体的源与流的演变轨迹。“论文叙笔”部分又具体对各种文体“原始以表末”，揭示其发展演变规律。《时序》篇更是深入、细致地分析各时代社会诸因素对文学的影响、阐明“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规律。在刘勰看来，“铺观列代，而情变之数可监；撮举同异，而纲领之要可明矣”（《明诗》篇）、“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时序》篇）。知百世之文，目的是从中得到某些启发与借鉴，刘勰在《通变》篇明确提出“望今制奇，参古定法”，而监古今诗文“情变之数”无疑有助于“道之文”的创作。
毛目之三：文学批评鉴赏。刘勰认为，“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但由于各种主观原因，自古以来在文学批评与鉴赏领域就存在着“知音难”的现象，尤其是齐梁文坛，“家有曲直”、“人立矫抗”（江淹《杂体诗序》），“喧议竞起，准的无依”（钟嵘《诗品序》）。所以在《知音》篇中，刘勰分别从“博观”以去爱憎、“六观”而见优劣、“见异唯知音”等三个层面，细致而深入地论述文学批评鉴赏方面的问题与方法途径。这些问题的论述，其目的是帮助批评鉴赏者端正态度，提高文学批评鉴赏能力，以纠正当时文学批评界“随其嗜欲”、“准的无依”的混乱现象，最终为“道之文”的问世创设一个有利的环境。
综上所述：为了矫正“近代”以来的文坛流弊，刘勰从本体论的高度为文学“寻根”“索源”，提出了“道之文”的概念；又将“道之文”与圣人经典联系起来，通过“征圣宗经”而推导出“六义”，实际上是为“道之文”设立具体的标准；在“论文叙笔”中，刘勰不仅为各类文体寻根索源，而且又以“名理相因”为原则，对各类文体的写作进行规范，将其“道之文”的理念落实到各类文体之中；尽管下篇“毛目”所论述的理论问题比较多，但我们仍可以透过这些理论，看到其共同的主旨，那就是关于“道之文”的创作问题。因此，可以说，“道之文”是刘勰文学理论体系的核心，它既是刘勰文学理论的逻辑起点，也是其最终的归着点，它贯穿着整部《文心雕龙》。这一理论体系的建构也确实矫正了魏晋以来诸家文论“各照隅隙，鲜观衢路”之弊端，明显地超拔于时人。
（责任编辑：原 琳）
作者简介：杨清之（1966- ），海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古代文学与文学理论批评。
参考文献：
[1] 张少康、汪春泓、陈允锋、陶礼天.文心雕龙研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2] 杨清之.形名学的复兴与刘勰的“论文叙笔”.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3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