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爱军
关键词：硬译复译文化解读
摘要：鲁迅的翻译思想并不局限于语言表层，而是一种改造中国语言文化、构建平等的民族关系的文化策略。超越语言表层，探究鲁迅“直译”和“复译”的深层含义，可以发现鲁迅提出“直译”和“复译”旨在改造中国语言文化、与“受侮辱、受压迫的弱小国家”构建平等的民族关系。
在鲁迅一生的笔墨生涯中，翻译占据了重要地位。他从事翻译的时间前后长达33年之久，共译介了14个国家近100位作家，200多种作品，共计300多万字，占据鲁迅笔墨的半壁江山。鲁迅本人也非常重视翻译，把翻译与创作同等看待，他痛恨轻视翻译，将翻译看作是“媒婆”的言论和行为。在纪念鲁迅逝世70周年时，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鲁迅研究专家孙郁说：“鲁迅首先是翻译家，其次才是作家，他把大量的精力用在翻译，而且他瞧不起自己的创作。”翻译研究在鲁迅研究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然而，译家鲁迅的研究长期受到了冷落，研究成果显得相当薄弱。可以说，目前取得的成绩和鲁迅在翻译方面所作的巨大贡献、和鲁迅研究的其他课题相比，实在是微乎其微、沧海一粟。基于以上考虑，笔者通过深入挖掘鲁迅作品中的“译者记”、“小引”、书信、序、跋以及数量不少的翻译专论，从文化层面解读鲁迅翻译思想的两个方面：直译，硬译、重译，复译。
一、直译的文化解读
晚清民初时期，“直译”不仅在翻译实践中极少使用，而且这种方法往往跟“率尔操觚”、“佶屈聱牙”、“味同嚼蜡”、“无从索解”和“释家经咒”联系在一起。当时以林纾、包天笑、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晚清翻译家虽未打出“意译”的旗号，但在实践中使用的却是“译意不译词”的翻译策略。他们对原作的题名、人名乃至框架结构加以中国化改造，以适合当时人们的阅读习惯。严复自称这种意译方法为“达旨”，也有人称之为“豪杰译”。鲁迅、周作人针对中国翻译界不尊重原文的状况，为直译正名，公开标榜“直译”，并在《域外小说集》的翻译实践中付诸实施。
《域外小说集》之后，鲁迅采用的翻译方法基本上都属于“直译”。他几乎在所有译作的序言或后记中都加以说明。1921年鲁迅在“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中写道：“除了几处不得已的地方，几乎是逐字译。”1924年在“苦闷的象征·引言”中写道：“文句大概是直译的，也极愿意一并保存原文的口吻。”1925年在“《出了象牙之塔》后记”中，鲁迅又写道：“文句仍然是直译，和我历来所取的方法一样。也竭力想保存原书的口吻，大抵连语句的前后次序也不甚颠倒。”他的直译主张，在给瞿秋白“关于翻译的通信”一文中表达得非常明确：“无论什么，我是至今主张‘宁信而不顺的。…一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中国的文或者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虽然创作，我以为作者也得加以这样的区别。一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传下去，渣滓就听他剩落在过去里。……但这情形也当然不是永远的，其中的一部分，将以‘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分，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这最要紧的是我们自己的批判。”
鲁迅主张直译，不是毫无批判，生硬照搬，他强调在翻译时“其中的一部分，将以‘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分，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这最要紧的是我们自己的批判”。他要求“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即主张以“信”为主，以“顺”为辅。“只能改换他的衣裳，却不该削低他的鼻子，剜掉他的眼睛”。此外，鲁迅主张直译，希望把外文的语法、句法翻译出来，以弥补新文学的不足，为新文学注入新鲜的血液。采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一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传下去，渣滓就听他剩落在过去里”。梁实秋等诸家论者批评鲁迅的“硬译”，究其实是没有抓住鲁迅“硬译”理论的真正含义。鲁迅是从汉语词语建设、新文学的建设角度来说的，着眼于译入语未来的演变和建设；他把汉语语言与文化看作是一个动态开放的体系，不断接受新的词语和新的句法规则，“顺”和“不顺”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部分“不顺”的词语可以变为“顺”的，而部分“不顺”的则被淘汰。而梁实秋等人则从语言和翻译手法的微观层面来说，强调译入语的现时阅读效果；他们倾向于把汉语语言与文化看成是一个静态封闭的体系。20世纪的中国翻译史已经充分证明了鲁迅“硬译”理论的正确性：从鸦片战争到20世纪末，现代汉语已经发生了惊人的、根本性的变化，而这种嬗变的原动力和主要因素毫无疑问就是翻译。
1929年1月，鲁迅把“直译”进一步发展为“硬译”。他在《(托尔斯泰之死与少年欧罗巴)译后附记》中明确提出了“硬译”的翻译理论：“从译本看来，卢那卡尔斯基的论说就已经很够明白，痛快了。但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仂句拆下来呢，又失了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一就是所谓‘没有出路——了，所余的唯一的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
鲁迅一开始并不是有意提出“硬译”这个口号，也没想把它上升到理论高度，而是实事求是地说明，自己在翻译理论书籍中尚未找到更好的译法，便只得“硬译”。然而“硬译”一提出便受到梁实秋的指责。梁氏在1929年9月10日发表《论鲁迅先生的“硬译”》，指出鲁迅先生的“硬译”离“死译”不远。
针对梁氏的这篇文章，鲁迅在1930年3月1日发表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对梁氏的论点进行辩驳。鲁迅从学术角度阐述了他对“硬译”的看法，大致有以下几层意思：“硬译”与“死译”有区别，并不是故意的“曲译”；“硬译”(主要指翻译科学文艺论著及其它革命理论著作)自有需要它的读者对象；“我的译作，本不在博读者的‘爽快，却往往给人以不舒服”，因为思想对立的人觉得“气闷，憎恶，愤恨”是当然的，至于那些对理论知之不多的“批评家”，本是应该有“不贪‘爽快，耐苦来研究这些理论的义务的”；“硬译”不仅为了“不失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同时也可以“逐渐添加新句法”，经过一段时间，可能“同化”而“成为己有”；“自然，世间总会有较好的翻译者，能够译成既不曲，也不‘硬或‘死的文章的，那时我的译本当然就被淘汰，我就只要来填这从‘无有到‘较好的空间罢了。”
鲁迅“直译”的总策略可以理解为：让读者走向原著，译者尽量保持原著的内容和特点，不去为了迁就读者而作改动。他认为翻译的作用在于“启蒙”，在于“为人生”。既然翻译要起教化、启蒙的功能，那便是要把外来的新鲜的东西引进来。在这种情形下，译者便会强调译文对译文文化的冲击，便会采用一种让读者走向原著的翻译方法，不但不会对原著稍加修改，而且尽量突出原著的权威，从而让译文在译文
文化里产生最大的“暴力”作用。鲁迅采用“直译法”，为的就是要更有效地起到教化作用，产生更好的启蒙效果。
鲁迅在翻译中采取“硬译”策略，可以看作是他一贯主张的语言策略的具体体现。“在鲁迅及其同时代人看来，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语言形式的不同，实质上反映了民族思维方式与感知方式的不同，表现不同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在鲁迅看来，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意义，不仅在于引入新思想与新文学，更是为了促进民族的思维与心理以及民族语言的改造，这就是以鲁迅的语言策略和坚持“硬译”标准的深刻内涵和意义所在。正是鲁迅语言的“疙瘩”“杂糅”“别扭”，“才最大限度地凝聚起语言的爆破性力量，将言说与无法言说、正面与反面的、显露的与潜隐的、冷与热、爱与憎、黑色的与白色的与红色的等多种向度、多种维度的情感、哲思与意向凝聚起来，以它弥漫着张力的特有的怪异、陌生与悖论颠覆和冲击着传统的话语规范和秩序，并进而更新着人们的思维方式、情感方式和生存方式”。
二、复译的文化解读
20世纪30年代复译现象非常普遍，“在已出版的各种译本中，复译本的数量占一半多”。许多著名翻译家如鲁迅、郭沫若、茅盾、郑振铎、梁实秋等都参与了名著复译。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普及了翻译文学，但同时也出现了抄译、乱译等不良现象。于是引发了翻译界和文化界对复译的必要性、价值和意义的争论。邹韬奋首先发难，于1920年6月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对复译的看法：“应当分途并进，不宜彼此重复。有了重复，首译的人和继泽的人的精力都不免不经济。”茅盾对此不以为然，他在“《简·爱》的两个译本”一文中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不问译本好坏，一见有复译出现，就斥之为‘浪费，对于译出的某种书‘先插草标，不许别人染指这是有害的。”鲁迅在1935年写了“非有复译不可”一文，对翻译界存在的那种独占选题，在报纸上登广告，声称“已在开译，请万勿重译为幸”的现象进行了辛辣讽刺，说这些人“看得翻译好像结婚，有人译过了，第二个便不该再来碰一下，否则，就仿佛引诱了有夫之妇似的。”鲁迅坚决提倡复译，发表了“非有复译不可”，其中提到：
“不过要击退这些乱译，诬赖，开心，唠叨，都没有用处，唯一的好方法是又来一回复译，还不行，就再来一回。
而且复译还不止是击退乱译而已，即使已有好译本，复译也还是必要的。曾有文言译本的，现在当改译白话，不必说了。即使先出的白话本已很可观，但倘使后来的译者自己觉得可以译得更好，就不妨再来译一遍，无需客气，更不必管那些无聊的唠叨。取旧译的长处，再加上自己的新心得，这才会成功一种近于完全的定本。”
关于“重译”(20世纪20-30年代，人们把不从原文直接翻译，而是根据原文的某种译本间接翻译，称为“重译”。这是不科学的说法，按照现在说法应该称为“转译”)鲁迅于1934年先后发表了《论重译》和《再论重译》两篇文章，认为理想的翻译应由精通原文的译者直接从原文译出，但由于外语人才的短缺，重译的存在很有必要。就当时译界的状况而言：
“所以我想，对于翻译，现在似乎暂不必有严峻的堡垒。最要紧的是要看译文的佳良与否，直接译或间接译，是不必置重的，是否投机，也不必推问的。深通原译文的趋时者的重译本，有时会比不甚懂原文的忠实者的直接译本好……待到将来各种名作有了直接译本，则重译本便是应该淘汰的时候，然而必须那译本比旧译本好，不能单以‘直接翻译当作护身的挡牌。”
在鲁迅看来，复译可以打击乱译，驱逐乱译。不同的译本可以比较、比赛，犹如赛跑一般。重译可以解决燃眉之急，是一种应急之策，是特殊时期的过渡性翻译。正如前文所言，鲁迅从事文学翻译的出发点并不在于翻译本身，而是把翻译作为一种文化策略，改造中国语言和文化，并构建新型的中外文化关系。通过考察，我们就会发现鲁迅要求转译的作品大部分来自波兰、爱尔兰、西班牙、俄国、印度、希腊等“被侮辱被压迫”的国家。从中不难看出鲁迅转译背后的意识形态，以及转译背后潜藏着构建新型的中外文化关系和翻译关系的真正用意。在《祝中俄文字之交》一文里，鲁迅就阐明了这样的观点：翻译关系是一种民族之间关系，尤其是一种民间的(non-govern-mental)交往关系。在《无声的中国》这篇演讲里，鲁迅呐喊道：“我们试想现在没有声音的民族是哪几种民族。我们可听到埃及人的声音?可听到安南、朝鲜的声音?印度除了泰戈尔，别的声音可还有?”由此可见鲁迅复译／重译的实质是要与那些与中国有着同样境地的国家建立一种平等的民族关系，同那些没有滥用军事强权和经济后盾来推行其文化的国家站在一起。他正是通过自己的翻译选目、用一种文化兀傲来表达一种抵抗，抵抗列强盛气凌人的强权文化，抵抗伴随着刀枪而来的西方列强的文化侵略。
概而言之，鲁迅的“硬译”和“复译”绝不仅仅是一种语言转换的手段，而是一种文化策略，是改造中国语言和文化的文化策略，也是与“被侮辱、被压迫的民族”构建平等民族关系的一种策略。
责任编辑赵红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