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词境 临桂词派 诗界革命
摘 要：“诗界革命”是近代诗歌领域的重要事件，它开拓了诗歌的境界。与“诗界革命”同时，词界也发生着新的变化，临桂派词人将晚清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战争和西方的工业文明等题材纳入词中，开拓了词的境界，体现了新意境与古风格的统一，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与“诗界革命”的呼应。
清代末期，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谭嗣同等维新派人士在进行政治改良的同时，在诗歌领域也掀起了一场“诗界革命”，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说：“欲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若三者具备，则可以为二十世纪支那之诗王矣！”提出了新意境、新语句、古风格的革命方向。然而，与诗歌相比，词体却仿佛被忽略，梁启超等人几乎没有提及任何词体的革新问题。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同时，晚清词坛上活跃着一个重要的词派——临桂词派。临桂词派以王鹏运为领袖，由况周颐、刘福姚、邓鸿荃等一批桂籍词人和朱祖谋、郑文焯、王以敏、易顺豫、张仲炘等一批非桂籍词人组成。临桂派词人没有参与“诗界革命”，但他们在词的创作上却能开拓新题材、体现新境界，做到了新意境、新语句与古风格的统一。下文我们即对临桂词派的这一创作特征加以论述。
一、新题材与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反映
临桂词派对新词境的开拓首先体现在对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描写上。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叩开了清王朝的大门，西方世界工业社会的物质文化成果也随之涌入了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词人们带着惊讶和好奇来观察、接受这些外来的新鲜事物，并且用词笔将它们表现出来，这些新事物涉及交通、电讯、日用电器等许多方面。
光绪二十四年（1898），王以敏与朱祖谋、张仲炘、裴维侒、高燮曾、黄白香等词友举行咫村词社的社集，社题的内容为“铁路”。王以敏作《长亭怨慢·铁路》云：
看千里、庚庚环带。一瞥飙轮，电驰星迈。铸错无端，凿空有力、竟谁悔。乱蚊交织，忽驶入、清凉界。漫侈化人游，怕到眼、卢龙先卖。两戒。隔潇湘碣石，甚处玉虹双挂。青天划破，讶意外、鹢飞都退。费几度、堑谷堙山，问连锁、横江安在。付万古销沉，清泪铜仙如海。
道光年间的鸦片战争不论从战争的进程，还是从战争的结果，英国先进的交通工具都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中的洋务派掀起了“师夷之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的工业技术。在向西方学习的活动中，交通工具的革新首当其冲，轮船、火车是其中的重点。王以敏将他看到的铁路、火车以词的形式表现出来，千里“环带”形象地表现了铁路给人的视觉印象，“一瞥飙轮，电驰星迈”描绘了火车疾速行驶、风驰电掣的样子，火车的轰隆声“凿空有力”，尖锐的鸣笛声仿佛划破青天。王以敏又写到乘火车时“鹢飞都退”的有趣现象，当人坐在火车上眺望窗外的飞鸟时，由于火车的速度大于鸟的飞行速度，根据相对运动的原理，与火车并向而行鸟儿看上去好像在倒着向后飞。《春秋》中记载了“六鹢退飞过宋都”的奇异现象，王以敏使用这一典故描写这一物理现象，非常贴切有趣。末尾几句，词人使用了“横江铁锁”、“铜人铅泪”的典故将词笔转向情感的抒发，清朝末期，西方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它们抢夺铁路修筑权，通过铁路控制交通大动脉，掠夺中国财富，将势力深入中国内地，清王朝内忧外患濒临亡国的危险。王以敏作为一个具有政治眼光的爱国官员，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三国时期，吴人于江中险要处置铁锁横截晋军，终不免国破，汉亡，铜人离宫而落泪，王以敏用这两个悲剧色彩的典故来结尾，显示了他内心的忧虑和痛苦。
电报是信息通讯中的一次革命，光绪十六年（1890）前后，清政府请丹麦人架设由保定至兰州的电报线路，并开始办理电报通信业务，在清朝很多地方已可见到有线电报。王以敏作《昭君怨·戏咏电报》词云：
天上投壶谁笑。地上传书人到。两字说平安。诉愁难。眼底庚庚横理。铸错九州如此。安得铁丝飞。绾郎归。
词作上阕从两个方面写了电报的特点，一是电报的迅速快捷；二是内容含量小，只有短短数字略报平安，不能畅所欲言。下阕从联络两地的电线写起，线杆电线延伸至远方，铸错九州。结尾处转向思念之情的抒发，呼应了上阕电报传书报平安的内容。词中既使用了“铁丝”这种新词汇也用了“投壶”这种古典词语，但从整体上看词作仍是传统风格。
留声机是19世纪人类发明中的奇迹，这种可以将声音储存起来的机器让所有人感到震惊和不可思议。邓鸿荃在《沁园春·留音机器，和华溪》词中对这一神奇的机器作了描绘：
四座惊疑，乌有先生，幻作伶官。恁腊筒才动，雅音飚发，螺盘巧转，妙曲能传。最称欢场，也宜文会，只许闲听不许看。休轻视，是葫芦依样，妙出天然。 梨园子弟如烟。忽一派、笙歌几席前。俨霓裳再谱，广寒宫里，管弦叠奏，凝碧池边。中有人兮，呼之欲出，一片神行捉摸难。非非想，合电光为戏，色艺都全。
1877年，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装置，次年投入商品生产。邓鸿荃所描写的是早期的腊筒式留声机，起句描写了听众的惊疑之貌，这一惊疑的情绪笼罩全篇，奠定了全词的基调。“恁”、“忽”、“俨”等字的运用，使全词意脉转折，给人以惊奇的感受。词中使用了“乌有先生”、“伶官”、“梨园子弟”、“笙歌”、“霓裳”、“广寒宫”等古典的语言和意象，也使用了“腊筒”、“螺盘”、“电光”等新名词，但它并没有因为用传统的意象表述现代事物而产生隔膜和模糊，也没有因为古典语言与现代名词的混合使用而破坏词体的婉约蕴藉之美。词作既描述了留声机腊筒动螺盘转的外观状态和只能听不能看的特点，也将听众“一片神行捉摸难”的惊奇心理描写得细致入微，整首词轻松流畅，颇有情致。
除了描写西方工业社会的新鲜事物，临桂派词人对国外的文学也很感兴趣，他们将自己的阅读感受也写入了词中。如张仲炘《曲玉管》词序云：“外国小说《茶花女》一册，叙巴黎名倡马克格尼尔事，译笔幽邃峭折，虽寻常昵昵儿女子语，使人之意也消，马克与之千古矣。词以咏之。”其词曰：“细慧煎春，浓愁沁月，凄凉片幅伤心稿。可惜人如花丽，曾几良宵。最魂销。紫凤调弦，碧螺斟酒，一窗瘦影银灯悄。冷刺无端，两颊飞上红潮。泪珠抛。乍得双栖，又匏子、坪边秋晚，强支病枕恹恹，痴情苦恋湘皋。恨迢遥。把芳衷轻负，忍见玉鱼金碗，袜罗空剩，细数欢期，肠断山椒。”《茶花女》是19世纪法国著名小说家小仲马的代表作，小说描述了女主人公马克格尼尔（今译：玛格丽特）和男主人公阿芒的爱情悲剧。张仲炘对茶花女的悲惨遭遇表示了深深的同情，词的上阕回顾了马克格尼尔与阿芒在一起的短暂而又充满荆棘的日子，下阕描写了马克格尼尔在病床上对阿芒苦苦的思恋，把她的痴情比作中国传说中的湘妃，“细数欢期，肠断山椒”两句将茶花女的去世前的悲情描写得淋漓尽致，让人感慨万千。词中的典故、意象都是中国传统的语言风格，用这样的语言评论外国小说，将新题材和古风格成功结合了起来。
二、词史与近代历史事件的表现
鸦片战争以来，清王朝一次次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割地赔款任人宰割，这使文人士大夫感到了沉重的民族危机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状况下，临桂派词人以饱蘸血泪的词笔去记录、评判清末动荡的社会现实，补史书之阙，表现出强烈的反帝反侵略思想，这是他们开拓新词境的又一表现。
首先，他们以史入词，以词的方式叙写近代的战乱现实。如1900年，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张仲炘离京南下，在去天津的途中目睹了义和团和清军抗击八国联军的惨烈场面。他随后作《浣溪沙》（曲曲芳堤浅浅河）词，记录了这一战事的实况，词序云：“行次丁字沽，距天津只数里耳，为兵所阻，烽火连天，浮尸蔽河而下，彷徨五日莫可复之，返棹北行，打桨寄兴。”第二年六月，张仲炘回忆此事作《声声慢》词，序云：“回念去年由通返京，亦适值六月三日，雨声枪声相应，血月狼藉，情景犹历历在目也。”词曰：
银河倾汞，玉树停歌，良宵眉月难窥。滴碎秋心，飘零万点残脂。沉吟酒边心事，算鸥眠、未有人知。洗春腻，对冰檠烛泪，空梦清漪。忍忆昨年今日，正红凄碧惨，魂散千丝。鬓点吴霜，西风又换罗衣。明朝板桥新涨，料扁舟、不借凉飔。听铃语，滞秦云、人尚未归。
这两首词以题序来叙事纪实，描述了战争的真实场面，为词提供铺垫、补充和印证，使词的情感抒发有了明确的指向。关于当时天津的战斗状况，英国传教士宝复礼（Frederick Brown）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沿河上溯的旅程是一段可怕的经历。河面上积满了尸体，我们不得不躲着他们走。”在外国租界，“到处可以见到可怕的现象。死尸堵塞了河流，空气龌龊，用水污秽”。他记录的战乱状况与张仲炘词序描述的内容几乎完全一致，可见张仲炘词序所述皆是实录，具备“史”的认识功能。词中的写景抒情与题序中陈述的事实互相生发，增强了整首词的历史感和纪实性。
其次，以词笔评议时政，体现了反侵略的爱国精神。
我国古代的爱国诗词，从屈原一直到陆游、文天祥，如果站在历史宏观的高度去看，都不过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内部之争的反映，而晚清的爱国主义诗词，则是中华民族在反抗外来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殊死搏斗中产生的艺术结晶，它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临桂派词人的爱国词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词的发展史和文学史上都有着特殊的进步意义。如章华《念奴娇·秋思，乙未客京师作》写道：
悲哉秋也，正连天衰草，重阳时节。塞外阴风吹甲帐，冷透布衾如铁。闻道黄龙，年年罢戍，依旧关山月。宝刀抽断，碧痕犹认凝血。为问上将廉颇，中原何在，一帅旗漂折。鬓染青霜身老矣，伏枥雄心难摄。料得鸡鸣，军中起舞，孤愤输缯帛。许多边思，马鸣如助寒洌。
甲午战争失败，清政府割地赔款求和。词中以“悲哉秋也”起句，奠定悲凉基调，然而词人接下来并没有沿着传统的文士悲秋的路子写，而是笔锋一转指向战场，怀古思今，丁汝昌战死，敢问还有没有廉颇一样的猛将能驱除倭寇，还我中原。词人愿意像刘琨、祖逖一样闻鸡起舞报效国家，对朝廷赔款的行为颇为愤恨。章华当时刚刚中举，年富力强，“鬓染青霜”两句乃是虚写，这种写法使词的格调更为高昂，更有鼓舞性。
对于这场战争，王以敏作《六州歌头·用于湖韵》云：
书生报国，无命作西平。华胥梦，人空老，暗吞声。暮烟凝。南睇鲲身远，祖宗地，衣冠族，忍轻弃，同瓯脱，付膻腥。见说义旗高揭冲霄志，愤起田横。誓楼船铁骑，迅扫彗星明。风劲弓鸣。犬羊惊。甚玄黄战，丹青业，天长醉，事难成。攘狄管，安刘勃，尽凋零。念陪京。遗鼎桥山在，听风鹤，遍胡兵。括膏血，资强寇，太无情。依旧平章斗蟀，上方剑、折槛谁旌。剩孤臣有泪，万死奋滂膺，何补天倾。
王以敏对清政府“祖宗地”“付膻腥”，“括膏血，资强寇”的做法也作了强烈批判。与章华相比，王以敏更多抒发了朝中无贤臣、报国无门的忧愤，以及大厦将倾的哀伤。整首词用南宋爱国词人张孝祥《六州歌头》之韵，慷慨悲凉、气象宏阔，不但艺术上可与张词媲美，而且在爱国精神上更是相通的。
三、与“诗界革命”的呼应
“诗界革命”的口号是梁启超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所写的《夏威夷游记》中首先提出的，但是诗界革命作为一场诗歌革新运动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早在1896年前后，梁启超、夏曾佑、谭嗣同等人已经尝试创作新诗了。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云：“复生自喜其新学之诗。……盖当时所谓新诗者，颇喜挦新名词以自表异。丙申、丁酉间吾党数子皆好作此体。提倡之者为夏穗卿，而复生亦綦嗜之。”
梁启超主张新诗要具备新意境、新语句、古风格“三长”，哪一些诗是符合这一要求的呢？他说：“宋明人善以印度之意境语句入诗，有三长具备者……然此境至今日又已成旧世界。今欲易之，不可不求之于欧洲。欧洲之意境语句，甚繁富而玮异，得之可以陵轹千古，涵盖一切，今尚未有其人也。时彦中能为诗人之诗，而锐意欲造新国者，莫如黄公度。其集中有《今别离》四首，又《吴太夫人寿诗》等，皆纯以欧洲意境行之。然新语句尚少，盖由新语句与古风格常相背驰，公度重风格者，故勉避之也。”在梁启超看来，宋人以佛经印度语入诗开辟了新意境，具备了“三长”，然而宋代的新意境至清代已变成旧世界，今日的新意境“不可不求之于欧洲”。他称赞黄遵宪的《今别离》诗“陵轹千古”，因为诗中描写了轮船、火车、电报等新事物及地球自转等内容。他又评黄遵宪的《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半取佛理，又参以西人植物学、化学、生理学诸说，实足为诗界开一新壁垒”。可见，梁启超所说的“意境”，主要是指诗歌的内容及描写对象。他说“新意境”乃“不可不求之于欧洲”，实为表现近代世界新兴的社会观念以及自然科学和物质文明。
梁启超将黄遵宪的《今别离》推为“新意境”的典范，前文已述临桂派词人的词作中也有描写电报、火车者，我们试将它们与黄遵宪的《今别离》诗加以比较。黄遵宪《今别离》写电报云：
朝寄平安语，暮寄相思字，驰书迅已极，云是君所寄。既非君手书，又无君默记，虽署花字名，知谁钳缗尾？寻常并坐语，未遽悉心事，况经三四译，岂能达人意，只有班班墨，颇似临行泪。门前两行树，离离到天际，中央亦有丝，有丝两头系。如何君寄书，断续不时至？每日百须臾，书到时有几？一息不相闻，使我容颜悴。安得如电光，一闪至君旁。
黄遵宪这首诗作于他在英国任参赞期间，他从一个封建国家踏进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把古人不曾接触的海外世界反映到中国的诗歌中来。与王以敏的《昭君怨》相比，两首作品都写到了电报和相思。黄遵宪的诗侧重写现代通讯下别离情状，电报是经过编译由油墨打印出来的，“既非君手书，又无君默记”，和传统的手写书信不同。他又描写了电线和线杆，“离离”、“有丝”四句吸收了传统民歌的特点，以“丝”代“思”，表达了离别后的相思之情。王以敏词重在咏物，由电报而引出思念。两人作品皆写工业社会的新事物，而以传统诗歌的风格出之，这与梁启超以古风格含新意境的要求是基本一致的。
在新语句的使用上，梁启超等“新派”文人比较直接、大胆地使用外来的音译词及佛经、《圣经》中的典故。梁启超曾写过一首颇似“新学之诗”的《蝶恋花》词：
法界光明毛孔吐。楼阁潭潭，帝网无重数。渺渺化身何所住，百千万劫寻来路。蹴踏金轮披垢腻。除却泥犁，那有庄严土？热血一腔谁可语？哀哀赤子吾同与。
从本词在《饮冰室合集》中的编排位置看，当作于光绪二十年（1894）至二十八年（1902）之间。词中大量使用了佛家语，如“法界光明”，指诸法之光，宇宙万物的本性；“化身”指佛现世传法之身，这里比喻真理；“金轮”，宝物名，佛经中说金轮王出各国臣服；“泥犁”指地狱。这些佛经用语很拗口、也不易懂，如果读者对佛经不熟悉的话，几乎不知所云。当时梁启超众人皆以用佛教、基督教等宗教词语入诗为新异，很显然，在诗歌革新运动的尝试中，这种过分强调新名词的方式是不成熟的。与梁启超、谭嗣同的这些诗词比起来，临桂派词人则比较注重词体的传统特色，在词语选择上非常谨慎，避免了堆砌新名词之失，意境也高得多。
梁启超等人倡导的“诗界革命”带有很强的政治性和功利性，其目的是为维新派的政治社会变革服务，但过分强调诗歌的政治内容和教化功能，很容易破坏诗歌自身的艺术美。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以引用西方的政治、宗教名词为新异的做法，实际是一种新的“掉书袋”，其弊病显而易见。临桂派词人虽然与康有为、黄遵宪等人有所交往，但他们大都专力为词，在“诗界革命”的问题上非常冷静。他们没有提出“革命”的理论，只是在创作实践中对题材进行开拓，表现一些前所未有的新内容，形成不同以往的新境界。由于词体自身的特性，长期以来以婉约为本色，在题材内容、表现方式等方面都形成了较强的审美定势，即使表现全新的内容，词人们大多仍然沿用传统的语言要素。因而，临桂派词人描写新题材的作品自然体现出了新境界和传统风格的融合，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与当时“诗界革命”的呼应，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民国时期，南社的一些词人如王蕴章、叶玉森、胡先骕等人跨出国门，眼界大开，他们的不少词作描写了异域的风光和事物，大大丰富了词的内容。但在以西方工业社会的新事物入词这一方面，临桂派词人实为其先导。
（责任编辑：古卫红）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0080431112）
作者简介：巨传友（1978- ），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讲师，主要从事明清文学研究。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夏威夷游记[A].饮冰室合集[C].北京：中华书局，1989.
[2] 王以敏.檗坞词存[M].光绪刻本.
[3] 邓鸿荃.秋雁词[M].民国七年刻本.
[4] 张仲炘.瞻园词[M].光绪三十一年刻本.
[5] [英]宝复礼.京津随军记[A].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八国联军在天津[C].济南：齐鲁书社，1980.
[6] 章华.淡月平芳馆词[M].民国刻本.
[7]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8] 钟贤培等选注.黄遵宪诗选[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
[9] 汪松涛编注.梁启超诗词全注[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