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成熟系统、影响引导了中国几千年文明的中原汉族文化，偏隅一方的东北，因其地理位置的特殊——高纬度、气候寒冷、山高、林多，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等社会原因，东北文化要沉寂边缘得多，它似乎天生不具有影响深广的精神指向，长期以来不具备中心化的可能。东北文化呈现出与中原文化，以及由此推衍出的江南文化、荆楚文化等迥然不同的特征，甚至与毗邻的蒙古草原文化也有极大的不同。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汉族人口占绝对优势，中国文明的发源繁衍地——黄河长江流域，居住着最多数的汉族人群。持续统治了中国几千年的核心文化是产生于黄河冲积扇平原的齐鲁大地上的儒家文化、中原文明，有文明发言权并操控文化话语权的是创造汉族文化阐释汉族文化的士人。汉族文明、汉族文化自古就是一种强势文化，强势文明。在中国历史上，虽有过蒙古族人建立元朝，铁骑踏过中原、江南，直至岭南，甚至向西穿越欧亚大陆边界直捣东欧的历史；有过起于东北女真的满族建立大清帝国的历史，然而，最终这两个征服者都被征服的汉族文明所征服、同化，甚至征服者们比汉族文明还中原化。
这是历史的已然事实。而“历史代表人类企图就目下可知的行动与情操来重建并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一切”①，在此情形之下，关注并创造最广泛意义上的汉族文明、文化艺术，就会成为学者、作家、艺术家自然而然无可疑义的选择。
迟子建是一个例外。
迟子建生于漠河，长于漠河。如果说，出生地或成长地是一个作家后来不停地去书写涂抹的资源的话，那么，大江（黑龙江）流域的渔村、林海、村落早已成为迟子建创作的灵感地带。迟子建曾写出了一批极具地域色彩又富人文精神的小说。应该说，迟子建是一个成功的东北文化视阈下关注现实人生的小说家。
但迟子建并未满足于此，她还要去探寻一个民族的演变史，去追问一个被忽略的民族的精神路向。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便是一个佐证。
额尔古纳河是地理位置上的一个真实存在，河右岸是中国境地，左岸是俄国（苏联）境地。其实，额尔古纳河左岸历史上也曾属于中国，《尼布楚条约》后，河左岸属于了俄国。这些都是历史的真实。但迟子建并不关心这些冷漠的历史记载或客观的地理方位。她是一个小说家，她要做的是赋予这段历史和生活在这个历史时空中的人，以神奇的翅膀，让他们飞升起来，正如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说的：“诗人的作用是描述，但并非描述已发生过的事，而是有可能发生的，亦即因为有可能性或必要性故可能发生的……因此诗较历史更具哲学性与重要性，因为它陈述的本质是属于普遍性的，而历史的陈述却是特例的。”②《额尔古纳河右岸》就是这样一部描述业已渐渐远逝的鄂温克民族百年历史的“诗”。我以为，《额尔古纳河右岸》至少补写了东北文化发展史上关于鄂温克民族的历史想象，在汉民族文明一统天下的定势思维框架下，迟子建给读者带来的是一种民族流变史上“属于普遍性的”描述，是一种文化的扩展，一种文明的跨越，一种思想的包容。
一、神秘文化
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给人强烈震撼的，不是游猎民族随季节、气候、草情而迁徙的艰辛跋涉，而是主宰着鄂温克部落的神祇——萨满天神。这个深入到族群每个成员心中的神，有着无比神奇的法力。大凡神，便有些可望而不可即，有些缥缈，与普通人相隔甚远。为了沟通神与人的阻隔，在耶稣与凡人之间有了传道布道的牧师；而在天神与部落群族之间有了跳神的萨满。萨满可能更让游猎的生民们感到亲近——他（她）们从自己身边的人中间产生，既普通又不普通——充任萨满的人被一种神秘的力量充盈着，肩负着沟通神界与人界关系的使命，神衣神帽披挂在身，手执神鼓，便进入到一种不能自已的迷醉癫狂状态。萨满教是一种原始宗教信仰，在中国的东北到西北一带和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在一些狩猎民族中曾长期存在。对萨满教的记载与研究充实了文化人类学领域的内容，但把萨满教以文学描述的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给人以审美想象空间，带给人巨大震撼的是《额尔古纳河右岸》。
小说一开始就讲述了尼都萨满的功能：“我”姐姐列娜生病，高烧昏睡，命在旦夕，尼都萨满披挂神衣神帽，击打神鼓，载歌载舞，跳起了神，终于唤回了列娜的灵魂。列娜有了生命，而一只驯鹿仔却成了她的替罪者死去了。此后，尼都萨满在多次跳神显示出异能老去后，另一位更有悲悯之心，更富牺牲精神，更具母性情怀的萨满——妮浩诞生了。妮浩是“我”的弟妇，为人宽和，沉静，善良，与其说她具备了作萨满的先天条件，不如说作者在妮浩身上隐喻了一个民族艰难生存的神话。妮浩的确是被当成饱经风霜忧患的母亲的形象来处理的。为了消弭灾祸、起死救人，妮浩就要自己做出牺牲。每救一个濒临死亡的人，妮浩就要以自己的孩子作代价。这是一种确切地知道了事情结果，却不得不为之的无奈选择。随着三个儿子的相继离去，妮浩渐渐成为一个伟大的萨满，一个让人既敬佩又感悲凉的萨满。而鄂温克游猎民族在世代的流转中得以生存，其实也缘于这样一种既柔弱又坚强的伟大母爱的支撑。迟子建在小说表面神秘文化的呈示中，也隐喻性地表达了对这个民族的敬意。
二、别样文明
“我是一个鄂温克女人”，“我是我们这个民族最后一个酋长的女人”，这是《额尔古纳河右岸》正文开篇的两句话。应该说，迟子建是深谙小说的叙事策略的，这两句话实际上在传达着两种信息：民族生存的奇异性和历史经历的传奇性。这种叙事角度的选择，让人想起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开篇的话。《百年孤独》用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写了一个家族七代人百年的经历，大量荒诞奇幻、超现实的故事，使全书笼罩上了一层神秘的气氛。迟子建是新三十年文学的亲历者与见证者，也许《百年孤独》带给那一代人的更是文学视阈的豁然开朗。《额尔古纳河》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展开叙事，以“我”的家族四代人近百年的发展历史为线索，写了这个民族在求生存的过程中艰辛而奇妙的历程。在以萨满教作为民族精神信仰的描述中，也让我们领略了超现实的一种魔幻色彩。
游猎民族的显在特征是它的游动性和不固定性。牧民是游动的，他们逐草而动，茫茫的草原延展着他们的眼界；茨冈人是游动的，他们占卜看相，能歌善舞，流浪的过程也是他们享受自由生命的过程。而生活于东北林海中的游猎民族，他们的生存似乎更被自然环境限制而发出沉重的叹息。他们出则进山围猎，入则栖于木柱房屋，肉食为主，兼以驯鹿奶和少量的山果野菜，靠山吃山，完全在大山的养育之中。小说大量的篇幅描绘了鄂温克人的生存状态。他们在林中饲养驯鹿，并随之逐草逐水而迁徙；集体围猎大动物，集体参与部落事物。这个游猎民族显然还处在原始共产的经济状态。其中的劳动制度、分配制度、伦理制度，颇带原始生活状态。迟子建迷恋在对曾经有过的原始文明的想象性描述中，细致稠密地挥洒着她的布置场景的能力。关于这个民族的传说传奇，像一幅幅卷轴，色彩斑斓地复活在我们面前，让读者再一次见识了迟子建富于想象力的文学才能。
不同于新世纪文学曾风行一时的生态文学创作，迟子建在充分展示边地少数民族异样生活状态时，并未将其生存环境与生存主体作理性辨析。在迟子建那里，自然环境的严酷艰难、诡谲奇异，统统都构成了族群生存必需的背景，即便是写到鄂温克民族在历史的裹挟中不得不做退让（实际上是文化的一种进步），从大山里走出来，迟子建也并不延宕在对人与环境的思考上，而是高蹈于对鄂温克民族文化的思考上。这个生存能力顽强的民族，这个善跳神有异秉的民族，却没有属于自己的文字，亦即没有可以流传自己本民族的文化载体。在小说中，迟子建写了一个执著于创造鄂温克文字的人西班，“他一直喜欢讲鄂温克语，当他知道他说的语言是没有文字的时候，就下决心要造字了。他对我们说，这么好听的话没有文字，是多么可惜呀。”在这里，迟子建避开了导致一个民族文化衰败的外在原因，而是将其主要归因于自身文明的不发达，她要思考的也许是一个关乎文明的话题。
三、叙事策略
关于叙事，法国文学理论家热拉尔·热奈特曾引克里斯蒂安·麦茨的话“叙事是一个……两重时间序列……包括讲述故事的时间和叙事的时间（能指的时间和所指的时间）”③。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迟子建将小说分成三部分，分别以“清晨”、“正午”、“黄昏”标示出上、中、下三部分，每一部分在“所指的时间”发生前，迟子建都以一个“预叙”的方式来构成文本叙事。小说以第一人称构成叙事声音，使得小说弥漫着一种“能指的时间”和“所指的时间”彼此渗透的气息。追怀或想象一段已无可挽回的逝去的文明，操作者一定要进入到那个时空隧道，飞翔在被自己复活了的生活层面上，赋予原本静态沉寂的历史以斑斓的色彩和丰富的内容。于是，历史不再是简单的发生过程，而是有了质的改变，小说叙事替代了历史发生。文学之于历史，再一次彰显其人性的合理性必然性。
“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看老了”，“如果说我是一棵历经了风雨仍然没有倒下的老树的话，我膝下的儿孙们，就是树上的那些枝桠。不管我多么老了，那些枝桠却依然茂盛”，“我的故事还没有讲完”。这三段分别是小说“清晨”、“正午”、“黄昏”三部分中“能指的时间”中发出的声音，它们连接起历史与当下，存在与想象，真实与虚幻，荒凉与丰富。
迟子建是一个长于制造小说抒情气氛的人，在其创作中总是弥漫着一种挥之不去的诗意，《额尔古纳河右岸》在一个历史性区域文化的叙事背景下，再次搬演迟子建操控长篇小说格局的能力。叙事策略的审慎使用，使这部很难切身体会其场景的小说，变得真切清晰。文学家和历史学家在进入历史时空时，不同的路径及精神取向，使得诗歌与史书，一个令人着迷感动，一个让人理性冷静。
（责任编辑：吕晓东）
课题项目：吉林省教育厅“十一五”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区域文化视野中的东北当代作家研究”（编号：吉教科文合字[2007]第36号）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王艳荣，在读博士生，吉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① 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29页。
② 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11页。
③ [法]热拉尔·热奈特：《叙事的顺序》，周宪主编《文学理论精粹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