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1984年的《棋王》是当代文学史上值得书写的一个文学事件。
谁都承认，当年阿城小说就很特别。他追求一种别样的风格，具体说是避免当时文坛所共有的东西。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的大陆小说充满着使命感，其中一个重要的潮流是企图接续五四启蒙文学的衣钵。面对汹涌的“问题意识”和“激情姿态”，对小说到底是什么的问题，阿城其实有相当成熟的想法。他对各种“载道”文学有着天然的敏感性，对文学屈从于“道”的窘况有过一段形象的说明：“梁启超将‘小说当‘文来用，此例一开，‘道就一路‘载下来，小说一直被压得半蹲着，蹲久了居然也就习惯了。”①当政治激情大于艺术自觉时，对燥热的新时期文学来说，1984年的《棋王》是一帖“清凉剂”。
没有什么“明珠暗投”的悖运乖时，《棋王》一出，彩声一片。但阿城似乎并不躲在角落里受用，倒是出来扫众多“抬轿人”的兴：“《棋王》里有‘英雄传奇、‘现实演义，‘言情因为较隐晦，评家们对世俗不熟悉，所以至今还没有解读，大概总要二三十年吧。不少人的评论里都写道‘吃，几乎叫他们看出‘世俗平实本义，只是被自己习惯的大话引开了。”②一句话，《棋王》太深，汝等没看懂！
阿城对某些逐渐形成的“定论”也有不安，常忍不住站出来夫子自道：“《棋王》发表以后的评论，我多多少少看过一些，几乎都没有提到第一人称‘我，只有一个季红真提到。《棋王》里其实是两个世界，王一生是一个客观世界……另外一个就是‘我，‘我就是一个主观世界，所以这里面是一个客观世界跟一个主观世界的参照，小说结尾的时候我想这两个世界都完成了。”③作为一个不动声色和喜欢话中有话的作家，我认为，这段表述是解读《棋王》的最好角度，至少这段话为本文的立论提供了一个切入点。
一、“生存意识”与“生活观念”双向互动
我认为，阿城的“两个世界”之说很有深究的必要。的确，小说中的“我”与王一生形成了文本叙述中的两个世界，即阿城所讲的“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从叙事学的角度看，阿城坚持的是科学的叙事手法，“我”在叙述时只对自我的心理活动负责，一旦涉及到他者的世界，则完全秉持行动和外在特征的描述。此种叙事手法并不特出，鲁迅在《孔乙己》中已经将其运用得格外娴熟。本文感兴趣的是“两个世界”的互动过程，即阿城在描述这两个世界之间的巨大缝隙的同时又是如何弥补并使之达到一致。换句话讲，在“我”与王一生的交往中，“我”的主观世界在与王一生的“客观世界”的交往碰撞中是如何相互影响和最终一致的。
先看“我”。不敢说小说中的我是一个饱读诗书的人，但受过良好教育绝对没有问题，博学多才常在不经意中显露出来：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巴尔扎克的《邦斯舅舅》；曹操的《短歌行》；“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诘问；特别是在王一生“车轮大战”后回住处的路上的感慨：“幼年时曾见过伦勃朗名作《夜巡》，恍惚觉得就是这般情景。”④如此这般都显示出“我”的文化教养。这也是为什么“我”被王一生归为“你们这些人”的原因。也就是说，小说中的“我”是一个颇有“五四气质”的知识分子，尽管身处物质生活的困境且常挣扎于生存基准线的边缘，但“我”内心常常焦虑的却是精神的无所皈依。
因此，小说中的“我”并不太在乎现实生活的物质困顿，而孜孜以求精神层面的解脱。在小说四个天然段落，我与王一生有三次交往。“我”抱怨最多的还是精神上的痛苦，但吊诡的是，“我”摆脱精神困境的指路人却是看似没有任何精神追求的王一生。
第一次交往是两人在火车上初次相逢。“我”看到王一生的“吃相太恶”，就有感而发讲了杰克·伦敦和巴尔扎克的两篇小说，但“我”所理解的两个关乎“生命”终极性问题的故事却被王一生归结为“吃的故事”，双方精神上的距离显然太大。交流的困难还可以从两人先后表现出的“不耐烦”中清晰看到。先是“我的”不耐烦：当王一生追问某些细节时“我有点儿不耐烦。讲老实话，我不太愿意复述这些事情，尤其是细节。我觉得这些事情总在腐蚀我，它们与我以前对生活的认识太不合辙，总好像是在嘲笑我的理想。”而当我为杰克·伦敦辩护时，“他不耐烦地打断我说：‘怎么不是嘲笑？把一个特别清楚饥饿是怎么回事儿的人写成发了神经，我不喜欢。”显然，第一回合的交流并不成功。但这并未妨碍王一生对我的影响，当棋呆子讲了一个老掉牙的故事并发表了一番“半饥半饱日子长”的感慨后，我收起了对他的轻慢之态：“我想笑但没笑出来，似乎明白了一些什么。”“我”明白了什么，作者没写，但就此开始了“我”从王一生朴素而简单的“生存哲学“中拯救自身精神危机的旅程。
第二次两人的交往是在小说的第二个叙事单元。当王一生风尘仆仆来拜访“我”，在谈到各自的生活时，王一生对窘迫的生活却显得很惬意。而我则抱怨“没书，没电，没电影”，王一生指责“我”：“你就叫书害了……人要知足，顿顿饱就是福。”但“我隐隐有一种欲望在心里，说不清楚，但我大致觉出是关于活着的什么东西。”这时的“我”仍深陷于精神的困境。这种“关于活着的什么东西”其实就是生命的意义，也就是王一生所说的“活的大意义”。但“我”颇显“复杂与丰富”的人生观、世界观在王一生简单生存哲学面前已显出几分心悦诚服的动摇，“我突然觉得很泄气，有些同意他的说法。是呀，还要什么呢？……为什么就那么想看看随便什么一本书呢？电影儿这种东西，灯一亮就全醒过来了，图个什么呢？”的确，难道人生一定要有“大意思”才能心安？这就为第三次两人交往时“我”的大彻大悟留下了伏笔。
两人第三次的交往在第四叙事单元，这是小说的高潮，也是《棋王》中最难索解与把握的部分。我觉得此段不仅是作者对王一生悟道的叙述，更重要的潜在叙事还在于，这是一个“我”最终解决自身精神危机的过程。
在王一生与九位棋手的“车轮大战”中，“我”眼看着王一生“似乎都把命放到棋里搏”的场景、手握着一枚王一生母亲留下的“无字棋”，内心忽然大彻大悟：“我心里忽然有一种很古的东西涌上来，喉咙紧紧地往上走。读过的书，有的近了，有的远了，模糊了。平时十分佩服的项羽、刘邦都目瞪口呆，倒是尸横遍野的那些黑脸士兵，从地下爬起来，哑了喉咙，慢慢移动。一个樵夫，提了斧在野唱。忽然又仿佛近了，用一双弱手一张一张地折书页。”这段颇具魔幻色彩的心理描写与小说的结尾相呼应：“我却还似乎耳边人声嚷动，眼前火把通明，铁了脸，肩着柴禾林中走，咿咿呀呀地唱。我笑起来，想：不做俗人，哪儿会知道这般乐趣？家破人亡，平了头每日荷锄，却自有真人生在里面，识到了，即是幸，即是福。”
“我”终于抚平了躁动的心灵，解决了精神上的苦闷，学会了用平泊淡定的心态去解释和看待人生的追求和得失。从“黑脸的士兵、樵夫、呆子的母亲、山民们”这些最普通人们的最普通的生活中“我”看到了生命的真意、看淡了命运的无常和苦苦追求的虚妄，这不仅是“我”的悟道过程，其实也是阿城对人生意义的探究过程。
同样，王一生也在与“我”的交往中逐渐解决了“生存意识”与“精神追求”之间的矛盾。《棋王》中“道”的主要载体就是王一生。但严格来说，王一生是混沌状态的“大哲”。囿于环境，王一生读书不多。连“唯有杜康”都不知为何物的他，压根就不清楚自己身体力行的是饱含中国传统智慧的道家精神。在他看来，自己“没有什么忧，没有。‘忧这玩意儿，是他妈文人的佐料儿。我们这种人，没有什么忧，顶多有些不痛快。何以解不痛快？唯有象棋。”但积淀在他身上的民族文化的“根”使他本能地超越了只求一口饱饭的程度。
但王一生又有不一样的地方。除了吃，他还醉心象棋，这是倪斌嘴里“很高级的文化”。这就决定了王一生在与苦苦追求精神的“我”交往中不可能不发生变化。尽管开始不喜欢“我”的故事，但王一生也承认：“你在车上给我讲的两个故事，我琢磨了，后来挺喜欢的。”王一生喜欢琢磨的特性最终提升了他。在经过和倪斌的对弈后，特别是在一次似乎都将命博上的“车轮大战”后，“知足常乐”的王一生也终于悟到了他一向鄙薄的东西，他含泪叹道：“妈，儿今天明白事儿了。人还是要点东西，才叫活着。妈——”阿城一向含蓄。高人不讲俗人话，我觉得，“人还是要点东西”的“这点东西”说白了就是“追求”。王一生终于脱离了最本能、最原始的“生存状态”上升到了“生活状态”。这与“我”放下身段领略到平平淡淡的生活真义有异曲同工的地方。
二、民间社会与精英阶层的双向交流
仲尼曰：“礼失，求诸野。”《棋王》中描述的时代就是一个空前的“礼失”时代。在疯狂的“文革”年代，所有表层有价值的“坛坛罐罐”都已被打烂，中华文明已经奄奄一息。但令人欣慰的是，阿城揭示出中华文化的“根”其实已经深深扎入民族的血液、渗入民族的骨髓、变成为民族身体中的基因，外在的破坏就像野火肆虐过后草原上的野草，只要哪怕是一星星点的阳光雨露，它都会重现生机。而重生的方式是向民间汲取营养。在这一层面，阿城也是通过对比手法阐释了这一命题。
具体说，倪斌（脚卵）代表着日渐促狭的知识阶层的精致文化，而王一生代表着生生不息的民间文化。每当时代狂潮来临时，精致文化就会惨遭荼毒而陷入僵化，而其存在有时都显得很不可靠，就像《棋王》中倪斌的处境：“有时候走在山间小路上，看到这样一个高个儿纤尘不染，衣冠楚楚，真令人生疑。”
小说中安排了太多的具体的对照：首先是出身，倪斌和王一生绝对可以成为《棋王》里的“呆鹅双雄”。倪斌出身文化世家，先祖是赫赫有名的倪云林，其迂腐性格和满嘴文绉绉的做派令人喷饭。而王一生是苦寒子弟、妓女的儿子，出身低微，有着天生自觉的阶层意识。长期的压抑更使其成为憨态可掬的棋呆子。如果不是时代大潮的影响，可以说王一生和倪斌的人生轨迹不会有任何相交的地方。
其次是棋艺的来历、秉承不同，倪斌是家传，就像王一生讲的：“家传的棋，有厉害的。几代沉下的棋路，不可小看。”而王一生的棋则是“跟天下人”学的。两人初次交手后，倪斌讲：“天下是你的”。其实，从根基上说，倪斌的棋路也来自民间。小说中倪斌高祖倪云林学棋一节讲得很清楚：“后来兵荒马乱，家道败了，倪祖就卖了家产，到处走，常在荒野店投宿，很遇到一些高士。后来与一个会下棋的村野之人相识，学得一手好棋。”只是“倪祖后来信佛参禅，将棋炼进禅宗，自成一路。”至此，阿城对中国文化的传承及生生不息的原因难道说得还不清楚吗？
另外，阿城还设计了很多具有符号性的对应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两副象棋的暗中对照，即王一生母亲留给儿子的“无字棋”和倪斌父亲给倪斌的明代“乌木棋”。
“无字棋”放在“一个小布包儿”里，“拽出来一看，是个旧蓝斜纹布的小口袋，上面绣了一只蝙蝠，布的四边儿都用线做了圈口，针脚很是细密。取出一个棋子，确实很小，在太阳底下竟是半透明的，像是一只眼睛，正柔和地瞧着。”而倪斌的棋是用“乌木做的棋子，暗暗的发亮。字用刀刻出来，笔画很细，却是篆字，用金丝银丝嵌了，古色古香。棋盘是一幅绢，中间亦是篆字：楚河汉界。”可以看到阿城太清楚不过的用心，无论两副象棋的质地、做工、外观有多大的差距，也不管是无字还是镶有金丝的篆字，它们传承的都是民族文化中最精粹的东西。
而最发人深省的，是阿城让两者的碰撞的交流。阿城看重王一生所代表的“野”，但他并没有否定“礼”。王一生走遍天下学棋，但这之前他已经受到精致文化的熏陶，捡垃圾的老头给他讲：“咱们中国道家讲阴阳，这开篇是借男女讲阴阳之气。阴阳之气相游相交，初不可太盛，太盛则折，折就是‘折断的‘折。”正是这种洞见和气度成全了《棋王》的深邃内涵，使得《棋王》成为一个可以反复阐释的丰富文本。
三、结 语
阿城小说接续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和情趣。《棋王》是最突出的范本，语言自不必说，其挥洒自如的笔调从容而带有耐人寻味的幽默效果，透露出作者本人超然恬静的生活态度和心态。但阿城小说更重要的意义可能还在于其结束了“文革”后盛行一时的“伤痕”“反思”“改革”文学的义愤铿锵和故作深沉，开创了回顾和沉潜民族文化的“寻根文学”，阿城虽不能说引领和开创了一个时代，但在帮助中国当代文学远离痛心疾首的启蒙意识、剥离装腔作势的语言铠甲及舒缓小说本真艺术心灵方面的意义不容低估。《棋王》委婉深沉的思想内容、淡定从容的语言叙述、老到圆熟的结构手法更加显现出阿城特立独行之艺术品质的曲高和寡。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张小荣，安徽大学中文系2007级戏剧戏曲专业硕士研究生。
① 阿城：《闲话闲说—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作家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168页。
② 阿城：《闲话闲说—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作家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178页。
③ [美]施叔青：《与〈棋王〉作者阿城的对话》，《文艺理论研究》，1987年第7期，第51页。
④ 阿城：《棋王》，《上海文学》,1984年第7期，第35页，以下凡引自该作的文字，不再另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