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宋诗 严光 隐逸 气节 政治 审美表现
摘 要：东汉隐士严光，是宋代诗歌中最常出现的人物形象之一。这一形象既是宋代隐逸文化的象征与符号，也寄托了宋代文人的人格追求和政治观念。宋代咏严光诗在隐逸主题的表现上，也呈现出有别于前代的面貌。
宋代的咏史诗中，东汉隐士严光是最常出现的形象之一。严光故事的流传以及历代众多文人的歌咏，使他成为隐逸文化的象征与符号。与前代相比，宋代的咏严光诗不仅数量更多，所包容的意蕴也更为丰富。这其中的文化内涵值得我们深入地探求。
一、严光事迹与宋代咏严光诗的繁盛
严光，少有高名，曾与光武帝刘秀同游学。刘秀即位后，严光乃隐名换姓，避至他乡。后齐地报称有一男子披羊裘在泽中垂钓，帝疑是严光，即遣使备车，三聘而始至京都洛阳。时故人侯霸任司徒，遣使问候，光口授使者：“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谀顺旨要领绝。”刘秀至馆所看望，说：咄咄子陵，为何不肯相助？答：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刘秀上车叹息而去。后复请他入宫论道旧故，因共偃卧。相传严光以足加帝腹上，次日太史官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着说，这是我与故人子陵共卧耳。授谏议大夫，不从，归隐富春山耕读垂钓。事详见《后汉书》卷八三。
富春山在今天浙江省桐庐县西南之富春江畔，周围有钓台、严陵濑、七里滩等名胜，风景绝佳，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互相辉映，一直是著名的游览胜地。严光与当地名胜，也成为历代文人热情歌咏的题材。南朝宋时谢灵运《七里濑诗》、梁任昉《严陵濑诗》、王筠《东阳还经严陵濑赠萧大夫诗》，唐代孟浩然《经七里滩》等诗作，均是借古人行迹抒发隐逸情怀，可视作宋代以前此类题材最为主流的创作手法。总体说来，宋代以前的咏严光诗，主题比较单一，数量也不算太多，还未形成一代风尚。
唐代洪子舆有《严陵祠》诗，则宋代以前桐庐一带当已有严光的祠庙，但至宋时已毁。北宋景祐元年（1034），范仲淹任睦州知州，为严光建祠堂，并作《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这篇文章一方面歌颂严光鄙弃富贵功名的气节，认为“是大有功于名教”；另一方面，对光武帝礼贤下士的行为也持肯定态度。与汉唐众诗人只对严光进行交口一辞的赞誉相比，范文主题的深刻性远远胜之，因而广为流传，宋人有“范子文章原易经”①的美誉，还有这样的记载：“自文正范公建祠而记之，钓台之名大显，崖石草木得以衣被风采，发舒精神，传绘于天下，其邦人尤以为荣”②，可见范文影响之深远。
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是一个标志，说明宋人对严光故事的思考和感悟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层次。终宋之世，刘昌言、董循、王逵、庞籍、孙沔、魏野、释智圆、李师中、叶棐恭、胡则、梅尧臣、赵抃、蔡襄、范师道、司马光、王安石、苏辙、黄庭坚、李廌、李谊、朱翌、杨时、邓肃、范端臣、陈渊、李处权、姜特立、曹勋、曾丰、陆游、范成大、杨万里、王阮、缪瑜、楼钥、陈宓、戴复古、陈鉴之、王遂、方信孺、洪咨夔、陈元晋、周弼、刘克庄、徐钧、何文季、宋自逊、胡仲弓、俞桂、李昴英、陈允平、汪义荣、叶茵、柴望、艾性夫、吴锡畴、金履详、史吉卿、陈著、林景熙、史吉卿、黄庚、连文凤、方岳、宋无、陈畴、方回等人，都有咏严光诗传世，可谓盛况空前。这些诗作不仅表达了人们对严光的崇拜和景仰，还深刻地表现了宋代文人的价值观念和政治文化诉求。
二、钓台与云台
钓台，传为严光垂钓处，《方舆胜览》卷五载：“在桐庐西南二十九里，东西二台，各高数百丈。……孤峰特操，耸立千仞。奔走名利汩没为尘埃客，有芥视功名之意。”云台，东汉纪念功臣名将之所，永平年间，明帝“追感前世功臣，乃图画二十八将于南宫云台，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窦融、卓茂，合三十二人”③。钓台是隐逸与节操的象征，云台是功业与荣位的象征，二者孰高孰下，宋代咏严光诗给了我们很明确的答案。
范仲淹《钓台诗》云：“汉包六合冈英豪。一个冥鸿惜羽毛。世祖功臣三十六，云台争似钓台高”，陈畴《题钓台》云：“区区寇邓功如许，何以高风独凛然”（按东汉寇恂、邓禹二人为光武中兴名将，均是云台图画中的人物），曾丰《再题严子陵钓台》云：“麟阁故基为草鞠，云台遗屋与烟飞。桐江自汉至今日，依旧行人指钓矶”，陈宓《钓台》云：“云台貂冕成堆土，钓濑羊裘照九秋”，这些诗歌都表明，在宋人心目中，钓台的地位远高于云台，昭示了宋人在价值观念上的取舍。不仅如此，宋人甚至认为汉王朝的国家社稷随着陵谷变迁而荡然无存，而独有隐士的清名流传至今，杨万里《题钓台二绝句》之一云：“汉室也无一抔土，钓台今是几春风”，宋无《子陵祠堂》云：“汉陵今日无抔土，惟独先生有钓台”，方回《过钓台》云：“汉祀无宗庙，严家有钓台”，都是以汉室不存而钓台独存两相对照，凸显出严光的价值。
究其原因，是因为宋人认为富贵功名乃至王朝社稷都只是历史的表象，只有品志节操才是可以光耀千秋、永存后世的东西，因此陈著《题严子陵钓台二首》之二道：
方信先生大有功，光皇只是暂时雄。东都二百年名节，全在桐江一钓风。
严光鄙视功名利禄的名节，在宋人看来，是重名教、淳风俗的绝好榜样，所以在咏严光的诗歌中，特多对严光高洁品质的歌颂以及这种品质现实意义的揭示。缪瑜《钓台二首》之二云：
桐庐江中秋水清，富春山中秋月明。钓竿千尺无恙在，持竿我欲从先生。先生岂是傲当世，鄙夫患失滔滔是。狂澜既倒挽之回，持报故人惟此尔。衮衣不博一羊裘，事往台空江自流。遂令千古重名节，于乎先生真汉杰。
热情地赞颂严光“汉杰”的历史地位和令世人重视名节的历史意义。赵抃《过子陵故祠》、李处权《题严公祠》、叶棐恭《过子陵钓台》、庞籍《经严子陵钓台作四首》等诗，也都指出以严光之节可矫风俗之弊。范仲淹为严光立祠、著辞、刻碑，谈到此举的目的时，梅尧臣《读范桐庐述严先生祠堂碑》云：“欲以廉贪夫，又以立懦士”，朱翌《钓台观新刻范文正碑》也说：“使君着意敦风俗，更作高堂榜卒章。”可以看出，在宋人心目中，严光绝不仅仅是一个相忘于江湖的隐士，而且是一个道德上的光辉榜样，因此蔡襄《题严先生祠堂》中有“孤风敦薄俗，岂是爱林泉”之句。
顺理成章地，严光成为一把用来衡量人心士节的标尺，咏严光诗也往往具有批判当代不良风气的现实指向。司马光《独乐园七题》之《钓鱼庵》云：
吾爱严子陵，羊裘钓石濑。万乘虽故人，访求失所在。三公岂易贵，不足易其介。奈何夸毗子，斗禄穷百态。
显然是借歌颂严光批判现实生活中那些谄谀卑屈以求取官位的小人。吴锡畴《重题钓台》云：“不向云台恋故袍，清风固自钓台高。渭川八十年烟雨，岂是渔竿把不牢”，更是取“钓于渭渚”、“以渔钓奸周西伯”④的吕望拿来作对比，认为吕望把不牢自己的功名利禄之心，不及严光更有价值。
到了宋元易代之际，遗民诗人多咏逸民遗贤，有以名节自励的涵义。如林景熙《谒严子陵祠》云：“东都节义何为高，七尺之台一竿竹”，表达以节士为榜样，忠于故朝、不食周粟的决心，这又赋予了宋代咏严光诗以新的时代内涵。
严光的事迹在宋人看来具有如此的教育意义，因此南宋理宗绍定元年（1228），知州陆子遹创钓台书院⑤，以培养人才。可见严光的事迹经过宋人的感悟和体认已经熔铸成一种时代精神，激励着士人践行道德理念，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宋诗咏严光在主题上多沿气节操守这个方向展开，反映了高涨的道德思潮对文学的普遍影响。
三、严子与光武
严光与一般的隐士不同，曾与光武帝“同游学”，与最高统治者有密切的联系。严光这种特殊的地位和身份是宋代咏严光繁盛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在对相关史事进行吟咏时，可以使诗歌包含更多的政治内容，表达文人士子的政治诉求。
严光为什么会选择归隐的人生道路，宋人在诗歌中进行了详尽的议论，而且这个话题总是与文人出处进退的思考联系在一起。王安石《严陵祠堂》云：
汉庭来见一羊裘，默默俄归旧钓舟。迹似磻溪应有待，世无西伯可能留。崎岖冯衍才终废，索寞桓谭道不谋。勺水果非鳣鲔地，放身沧海亦何求。
磻溪者，吕望未遇文王时垂钓处。周文王、武王重用吕望，终于灭商并一统天下。桓谭，光武帝时征为待诏，因反对谶纬，被贬为六安郡丞，死于赴任途中。王安石此诗以吕尚与桓谭二人的不同命运相对照，认为只有具备圣德雅量的明君，才能让贤者能臣一展雄才，这实际上也包含了王安石对自己政治生活的慨叹。黄庭坚在其《杂诗》中进一步明确地说：“古风萧索不言归，贫贱交情富贵非。世祖本无天下量，子陵何慕钓鱼矶。”陈渊在《用令德韵题严陵祠》一诗的序中也尖锐地指出：“予谓光武不能用子陵，岂子陵之失哉！”
孔子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⑥，孟子说：“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⑦，这些对仕隐问题通达灵活的处理方式为宋人思考文人出处提供了理论依据。严光为何归隐，按照孔孟的理论可归结为天下无道，正是因为如此，宋代咏严光诗中才会出现那么多对光武的批评的声音。但也应当看到，儒家的仕隐观落脚点还是在“仕”上，“隐”是在天下无道的环境中不得已的妥协，一旦现实社会存在理想的政治环境，士人依然希望有所作为。因此，上面引用的那些诗作，完全可以视为政治上的嗟怨，实际上包含了对君臣遇合、风云际会的渴望。
当然，宋人咏严光诗也不尽是崇严子而抑光武的。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引《易》说严光“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光武帝“以贵下贱，大得民也”，弱化了严光对国家政权的不合作态度，强调国家尊重隐士辞天下以洁身守志的意愿，隐士则以高伉狷洁的品质为天下倡，实际包含了君君臣臣、君仁臣忠的道德规范的内容，也就是要求人们按照固有的社会角色，各安其位，各得其所。范文影响深远，宋代许多咏严光诗在主题上是对它的重复和进一步阐发。梅尧臣《读范桐庐述严先生祠堂碑》一诗实际上就是对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观念的诗化表达。另外，范师道《钓台》云：“大汉中兴得英主，先生高退作闲人”，刘昌言《钓台》云：“卓哉光武真圣君，终使狂奴毕高志”，这说明“山林”与“朝市”不但不再对立，隐士逸民还是圣朝盛世的补充和点缀。
在这一基础上，宋人对文人出处进行了新的思考，赵汝鐩《出处辞》云：
大公严子陵，皤然两渔人。文王尚西伯，光皇已中兴。太公所以竟卷饵，子陵所以归垂纶。趋向固异辙，出处同一心。当日遭逢傥易地，两翁亦必随时而屈伸。钓台高兮渭水清，或隐或显俱彰千古名。
吕望选择仕，是因为周朝尚未能实现国家的统一；严光选择隐，是因为汉室已然中兴。文人进退的选择，应“随时而屈伸”，服从于国家需要这一前提。
严光在给侯霸的信札中曾言：“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谀顺旨要领绝。”宋人咏严光诗，颇有从“怀仁义”“绝阿谀”这一角度入手措辞的。例如徐钧《严光》云：“仁义一言非小补，此身何必佐岩廊”，李师中《子陵二首》之一云：“阿谀顺旨为深戒，远比夷齐气更豪”，庞籍《经严子陵钓台作四首》之一云：“要领戒三公”，“千古激浇风”等等。其中金履祥《题钓台》最为典型：
谁云孟氏死，吾道久无传。我读子陵书，仁义独两言。仁为本心德，义乃制事权。怀辅存体用，治乱生死关。乃知严先生，优到圣贤边。归来钓清江，夫岂长往人。汉道终杂霸，文叔徒几沈。何如对青山，俯仰日油然。我来一瓣香，敬为先生拈。陟彼崔嵬冈，想此仁义心。
将《后汉书》记载中一个并不显眼的细节演绎成这个故事的中心思想，并以“仁义”二字确立严光的历史地位。
前人咏严光诗，较少从政治观念上措手，而宋人对这一问题积极深入的思考，使此类诗歌在主题上有了新的开拓。
四、隐逸主题的深化发展及审美表现
从前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宋人在吟咏严光这一历史人物时，其重心和着眼点放在了道德与政治两个层面上，可见宋代道德思潮以及文人士子的政治使命感、社会责任感对文学创作的深切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咏严光诗中，隐逸主题并未绝迹。并且，在宋代崭新的文化背景下，这一主题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
隐逸在古代中国有悠久的传统，在文学上，隐逸主题在宋代以前也有充分和多样的表达。宋代咏严光诗中也有一些直接宣扬隐逸思想的作品。如宋初著名的隐士魏野，其《寓兴七首》之二云：“每念李斯首，不及严光足。斯首不自保，光足舒帝腹。我心异老聃，惊宠不惊辱。岂敢示他人，吟之将自勖。”以秦朝李斯的命运与严光作比，表现自己的遁世之情。另黄庚《题严子陵》云：“捷径终南士，闻风定赧然”，柴望《富春严子陵祠》云：“万里崎岖祠下路，不知行役几人闲”，讽刺奔竞驰骤谋官求利者；史吉卿《严子陵钓台》云：“功名束缚几英豪，无怪先生抵死逃。坐钓桐江一派水，清风千古与台高”，歌颂严光不受功名羁束、以快其志的自由精神；戴复古《桐庐舟中》云：“富贵直浮云，羊裘钓烟雨”，揭示富贵功名如过眼烟云的题旨。
值得注意的是，宋代的隐逸文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隐逸最初是指遁迹山林、不应征命的生活方式，采取的是与国家不合作的态度。但随着历史的发展进程，士人被逐渐容纳到国家体制的规范之中，人们对隐逸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逐步进行了修正，晋王康琚《反招隐》诗云：“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邓粲也曾说：“夫隐之为道，朝亦可隐，市亦可隐。隐初在我，不在于物”⑧，唐代白居易《中隐》诗云：“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已表现出将隐的自由精神与仕的物质基础结合起来的倾向，但不免拘泥于形迹。到了宋代，隐逸进一步内化为一种精神，体现在恬淡自守而又与俗俯仰的人生哲学中。隐逸不再是不应征命的政治态度，而是与时屈伸的生活态度；不须有遁迹山林的行为实践，但必须有自坚操守的人格精神。表现在文学上，不一定要表现山林之志，但是山林之兴、山林之乐却是不可或缺的内容。乐，成为新的历史时期隐逸情调在审美上的实现。
在宋代咏严光诗中，寓乐于山水之间的作品构成了一道可资玩味的风景。兹录两首较为典型的如下：
董循《严子陵钓台和友人韵》：
子陵垂钓逐江流，相与登台作共游。红叶黄花三峡雨，高风亮节一天秋。四围黛色迷青眼，满幅烟云锁绿洲。谁到严滩同玩赏，往来七里听渔讴。
连文凤《钓台》：
诸将驱驰尺寸功，先生来此坐清风。汉家天地间身外，严濑烟波落照中。片石粼粼年岁晚，一丝袅袅利名空。笑余亦是垂纶客，欲借台前系短篷。
这些诗歌毫无例外地都带着明快开朗的调子。其他如李廌《钓台》、王阮《题严陵钓台一首》、胡仲弓《严子陵钓台》、李处权《钓台》、刘昌言《钓台》等诗也与之类似，莫不洋溢着温厚和畅的欢愉之情。这是传统隐逸思想经过深刻熔铸在诗歌里的美学表现，与宋人提倡的“孔颜乐处”和“圣贤气象”精神境界在本质上也是统一的。可以看出，在传统隐逸主题的审美表现上，宋诗也呈现出迥异于前代的面貌。
（责任编辑:古卫红）
本文系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社会科学科研基金项目成果，项目编号Y683
作者简介：吴德岗，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图书馆副馆长。
① 谢薖《读严子陵祠堂记》，本文所引宋代诗人诗作，均出于《全宋诗》，因为篇目较多，恕不一一标明卷数和页码。
② 孙应时《客星桥记》，《烛湖集》卷九。
③ 《后汉书》卷二二。
④ 《史记·齐太公世家》。
⑤ 《景定严州续志》卷三。
⑥ 分别见《论语》之《卫灵公》、《泰伯》、《述而》。
⑦ 《孟子·公孙丑上》。
⑧ 《晋书》卷八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