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燕
关键词：阿城 小说 世俗 民生 民智
摘 要：在当代文学史中，阿城的小说往往被归类于寻根文学，但阿城后来对此并不认同。阿城站在民间的视角，不仅关注世俗民众之生，同时也在试图传递他对一直根植于民间土地的民间智慧的理解，这种民间智慧使得世俗百姓不为强势环境所左右，在历史的变迁中根据自己所需，形成了世俗的生存观、荣辱观和英雄观，在与自然、文化的碰撞中，不断艰难地调适自己的姿态，以求更好地生存。
作为小说家，阿城的盛名仅仅建构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表的几篇中短篇小说上，这不可不谓是一个传奇。虽然在20世纪末，又出版了阿城的一个短篇小说集，但都是旧作，阿城坦言：“‘遍地风流‘彼时正年轻，及‘杂色里的一些，是我在乡下时无事所写。”①翻开每一部当代文学史，都会把阿城的小说，尤其是《棋王》，当作浓墨重彩的一笔详细介绍，这篇发表于1984年的中篇小说，一直被当作“寻根文学”的鼎力之作，阿城随之成为寻根文学的核心人物之一。但阿城后来并不以此为然，他调侃道：“后来有“寻根文学”，我常常被归到这一类或者忽然又被拨开，搞得我一副踉踉跄跄的样子。小说很怕有“腔”，“寻根文学”讨厌有股“寻根”腔。真要寻根，应该是学术的本分，小说的基本要素是想象力，哪里耐烦寻根的束缚？”②但是，阿城也承认，“寻根文学”与“伤痕文学”、“知青文学”相比，“有一点非常值得注意，就是其中开始要求不同的文化构成。““伤痕文学”与“工农兵文学”的文化构成是一致的，伤是自己身上的伤，好了还是原来那个身，再伤仍旧是原来那个身上的伤，如此循环往复。“寻根”则是开始有改变自身的欲望。文化构成对文学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③
“文化”乃是阿城经常提到的词，阿城对于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联非常重视，在他看来，小说实乃小道，小说受众甚多的原因在于它的通俗，而这种通俗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的积淀，源于中国最广大阶层——“庶民”对生活的本真反映。阿城甚至认为，中国文化就是具有实用性的世俗文化，“以平常心论，所谓中国文化，我想基本是世俗文化吧。这是一种很早就成熟了的实用文化，并且实用出了性格，其性格之强顽，强顽到几大文明古国，只剩下了个中国。”④中国传统文化与民间百姓千百年的生存之道相辅相成，构筑了具有真正意义的“中国”小说。
我国传统的“文以载道”的“道”是指社会政治与道德人伦规范，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格修养与品德，而传“道”之“文”是不包括小说的。“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在中国文学史上，小说之所以称之为“小”，内中隐含着一种与正统世界不相容的、与现实秩序相区别的另类内涵，虽然一直为重视所谓“正史”的传统文人轻视，但内中隐含了普通大众最普遍的审美需求，寄寓了平民百姓的生活理念。从魏晋南北朝的志人、志怪小说，到唐传奇、宋话本，一直到明清小说，小说的体式虽然日臻完善，但其内容表述几乎未脱离“街谈巷语”的民间叙事。阿城认为，自五四运动以来，小说的发展似乎成为文学的先锋，但同时它也偏离了小说的轨道，成为时代的传声筒，而非“庶民”真正生活的反映。
阿城的小说有意回归了传统小说的民间叙事策略，他的写作视角一直观照世俗，尤其是对于庶民阶层最基本的生存条件的强调，历来为评论家们津津乐道，《棋王》中的王一生的“吃”已经定格为小说林中演绎“世俗”的精彩一瞬。但是，仔细研读他的小说以及他关于世俗文化的解读⑤，可以发现，阿城不仅关注世俗民众之生，同时也在试图传递他对一直根植于民间土地的民间智慧的理解，这种民间智慧不为强势环境所左右，在历史的变迁中根据自己所需，在与自然、文化的碰撞中，不断艰难地调适自己的姿态，以求更好地生存。
一、世俗的民间生存之道
文化大革命后，“伤痕文学”、“知青文学”等小说浪潮相继涌起，这些小说均以“文革”为背景，从各种角度倾诉了“文革”带给广大人民身心的戕害，但从叙述角度来看，总体上没有脱离“他者”的观注视角，作品的叙事者（或作者）往往不由自主地俯视着芸芸众生，叙事者与最广大的底层无辜受难者（即阿城所谓的世俗之庶民）的距离显而易见。在这种情势下，文坛突然冒出的阿城显然是个异类，他站在民间的立场，澄明透彻、平心静气地道出世俗众生看似卑微的欲望，传递普通百姓独特的生命尊严，表现出对普通百姓世俗生存方式的尊重。
这种与众不同的观照生活的视角，也许要追溯到阿城的生活经历，“我七八岁的时候，由于家中父亲的政治变故，于是失去了一些资格，六六年不要说参加红卫兵，连参加“红外围”的资格都没有”⑥。“我是乐意下去的（指下乡——作者注）。我下去是脱贫啊。跟别人不同，经济立场不同。我父亲五十年代就出了事儿。家里五个孩子，生活不容易，下乡是自立。”⑦在先后辗转陕西、内蒙、云南等农村的十多年中，他更深切地体会了什么是苦难，什么是贫困，他也许做过最悲观的打算——永远留在这片贫穷落后的土地上。基于此，阿城的小说一直保持民间立场，试图在最大限度上还原世俗民众本真人生的生存观念，探求平民百姓朴素的生存之道，太多的生存艰难的记忆，使得阿城感同身受地理解了中国最基层民众的生活状态与生活观念。
阿城认为，世俗民众首要的生存之需即“衣食足”。关于“吃”与阿城小说的关系，许多论者都有独到的见解。有人认为，《棋王》中王一生对待“吃”的态度，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身心合一”的个体人生态度，“在作品中，吃就是讲‘身，下棋就是讲‘心，由吃和下棋来展开对身心关系的理解，其理解的方式就是‘身心合一”，作者通过王一生对吃的“寡欲”与下棋的痴迷，体现了“身在心之先”和“心在身之先”的具有道家思辨色彩的意蕴。⑧也有人认为，“王一生将全部生命和生存的注意都专注于‘吃饭和‘下棋，来表现处身‘文革乱世的生存的艰难和在下棋中进入物我两忘的境界对于抵御乱世的精神力量”，作者“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哲学和佛教禅宗思想，把这些古老的人文思想资源通过作品中的人物转化成了现代社会个人生存的一种精神支柱”⑨。
阿城对评论家们将“吃”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进行的深入解读不太认同：“从世俗小说的样貌来说，比如《棋王》里有‘英雄传奇‘现实演义，‘言情因为较隐晦，评家们对世俗不熟悉，所以至今还没解读出来，大概总要二三十年吧。不少人的评论里都提到《棋王》里的‘吃，几乎叫他们看出‘世俗平实本义，只是被自己用惯的大话引开了。”⑩综观阿城的小说，可以看出，阿城对世俗民众之生的理解其实就是平民百姓最日常的生存观。《棋王》中，王一生反复强调“人要知足，顿顿饱就是福”，“一天不吃饭，棋路都乱”。将“吃”提高到生命的首要之重，是阿城对个人生存之道的深切体悟。在《布鞋》中，阿城不厌其烦地叙述初一学生王树林的奶奶为姐弟三人做鞋的辛苦过程，讲述一双鞋由姐姐传给弟弟的细节；在《孩子王》《树王》中，反复将视线落在孩子王福、六爪的赤脚上，阿城以“足上之履”之匮乏为中介，传达出浮生乱世世俗之人生活的不易。
阿城在他的小说中，冷静自如地阐述民间生存之艰难，也在探求世俗民众消解生存苦难的方式，这些对抗生活苦难的方式与其说是传统文化的传承，毋宁说是来自自为的民间智慧的闪耀。中国儒家思想讲求“孝悌之义”，“孝悌”对于人伦之道是“礼”的表现，可对于生存多艰的民间大众来说，是相扶相依抵制苦难的方式，是百姓源于内心的集体无意识善之本性的传达。王一生虽然痴迷于棋，但对母亲的嘱托一直铭记于心：“可你记住，先说吃，再说下棋。等你挣了钱，养活家了，爱怎么下就怎么下，随你。”上山下乡运动中，王一生选择下乡，让相依为命的妹妹留城，下乡后，一直供养妹妹至在城里分配工作、有能力养活自己后，王一生才开始四处游走，寻求棋友。
世俗之众抵制生存苦难的另一件法宝是“知足”，对于一直居于社会底层的世俗之众看来，物质与精神的困顿是一件理所当然的既成事实，与其日复一日地对生活艰辛捶胸顿足地控诉，不如平心静气地理智接受。《棋王》中，王一生对我有饭可吃还慨叹不足表示反对：“你们这些人哪！没法儿说，想的净是锦上添花。我挺知足，还要什么呢？你呀，你就叫书害了”。《树王》中，阿城以戏谑的对比表达出“足”与“不足”在不同情境下的转换，知青们刚到农村，嫌有荤腥的菜辣，不肯吃，跟肖疙瘩上山：
肖疙瘩对大家看看，就蹲下去用刀砍洋白菜的叶子。几刀过后，外面的叶子落净，手上只剩一个球大的疙瘩，很嫩的样子。肖疙瘩又将落在地上的叶子拾在一起，放进一只筐里。有个知青很老练的气度，说：“这是喂猪的。”队长说：“喂猪?这是好东西。拿来渍酸菜，下得饭。”大家不安了，都说脏。……一个多月下来，大家已经尝到苦头，多辣的菜大家也敢吃，还嚷不够，又嫌没油，渍酸菜早已被女知青们做零食收着。
知青上山下乡的苦难，阿城的看法是：“上山下乡这一代容易笼罩在‘秀才落难这种类似一棵草的阴影里。‘苦难这种东西不一定是个宝，常常会把人卡进狭缝儿里去。”{11}当人堕入为维持基本温饱而奔忙的境况时，“知足”就成为抵御痛苦空虚的有效手段。
二、世俗的民间荣辱观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认为，人的需要由低到高渐次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自尊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人必须先满足某些较低层次的需要，才能关注较高层次的需要。阿城从朴素的民间生存观中也关注到了这种现象，在他看来，所谓的“道德”“荣辱”应当基于“衣食足”的基础之上，对于民间的一些粗陋行为，如果沉潜于世俗换个角度来看，就可以理解他们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我主张‘同情的自由，自由是种能力，我们其实受很多束缚，例如“道德”“时髦”，缺乏广泛的相同之情的能力，因此离自由还早”{12}。换句话说，就是阿城以自己的“共情”之心在小说中演绎了庶民的“衣食不足无力知荣辱”的生存状态。
《秋天》叙述了一帮知青斗争“耍流氓”的房东老婆的故事。曾是红卫兵的女知青宋彤愤怒地控诉媳妇的罪行：“一到晚上，就有男人进去，她和男流氓在炕上，她丈夫弄个狗皮睡在炕下，真不要脸！一个男人才给她两分钱，真不要脸，臭流氓！”当把媳妇吊起来，用皮带抽打时，房东跑过去，替媳妇挨了一皮带。“从这天以后，村里很静，静得知青们害怕。年底分红的时候，村里每个劳动力，每人分到六分钱。”作者借男知青晓重之口传达了自己的立场：“一次两分钱，四个月哟。”在农村美妙的秋景中，晓重正在满怀诗意地篆刻“山气日夕佳”的印章，捉奸事后，“晓重永远不能原谅自己当时躲开了，曾经找了很多理由，都不行，尤其一想到举起过自己的伤手指，就喘气。‘山气日夕佳的闲章从此没有刻完。”
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最为重视人的问题，认为人既是个体的人，又是社会的人，二者相互依存，不可或缺，人既需要遵从社会赋予人的内在德行要求，又要符合社会角色伦理的要求，人的价值、尊严就体现在“匹夫不可夺其志”“堂堂正正做个人”的恒久不变的追求上。女知青宋彤理直气壮地指责与鞭笞所依恃的正是由来已久深入人心的传统人伦观，房东夫妇与村里人未尝不懂得这些道理，但生活的极度贫瘠使他们比知青更懂得生存的残酷性，“为腹者以物养己”，没有养身之物，何谈人生？在生活的重压之下，房东与村里人都默许了“人生”重于“人伦”的自然生存之道。人伦角色的承担让位于凡夫俗子“以物养己”的最低需求，只能是世俗之人无奈而自主的明智抉择。
《礼记·曲礼》认为“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孔疏注曰“谓庶人贫，无物为礼；又分地是务，不暇燕饮，故此礼不下与庶人行也。”{13}意即庶人由于贫困“无物”，整日忙于生计，因此庶人不必严格遵循“礼”的限囿。阿城曾在多个场合强调“礼不下庶人”的观点，“大而言之，我体会‘礼不下庶人的意思是道德有区隔。刑条之外，庶人不受权力阶层的礼的限制，于是有不小的自为空间。礼下庶人的结果，就是道德区隔消失，权力的道德规范延入俗世，再加上刑一直下庶人，日子难过了。解决的方法似乎应该是刑既上大夫也下庶人，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礼呢，则依权力层次递减，也就是越到下层越宽松，生机越多。”{14}《妻妾》是篇颇具机锋的小说，快退休的老余只有80块钱，居然有一妻一妾。“一妻一妾”作为传统糟粕，理应被破除，小说的传奇性在于：在新中国新社会，尤其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暴风骤雨般的扫荡，老余居然能够在众目睽睽之下偏安一隅：
老余怎么能有一妻一妾呢？法律不是规定一夫一妻吗？再说，文化大革命破四旧，老余这样儿的明摆着的四旧，怎么没有人来破呢？红卫兵都瞎了眼了？
在厂里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很得意，说，红卫兵也不是神仙，没人告诉他们，他们怎么知道哪儿有四旧？法律？没人告。法院吃饱了撑的自己找官司打呀？
老余的幸运之处在于：评判老余是非的不是法律，不是传统之“礼”，而是与他具有同样生存条件的“庶民”，庶民之间的理解，使得老余及妻妾在新时期苟存下来，相安无事。“俩人（指妻妾，作者按）又不识字，上不了社会，又没害人的本事，妻不妻妾不妾的，三个人还不是两个人，相帮着活着呗。”依现实之“礼”来界定，老余所为是件上不得台面的龌龊事，但从民间世俗角度来看，这不仅是别人没必要管的私事，老余更是一个具有责任感的善者形象。在阿城看来，民间自为的荣辱观虽然有时与正统阶级观点相悖，但百姓的生存环境有时需要这种宽松的氛围，它能够使底层民众寻找到安然生存的希望，给生存多艰的百姓生活带来一抹亮色、无限生机。
三、世俗的英雄观
传统与时代演绎的英雄形象具有超凡性特点，黑格尔认为，一个理想化的英雄应当是一个“维护正义与公道的战士，具有完备的独立自足的能力和精力，为着实现正义与公道，他出于自己意愿的自由选择，承担了无数辛苦的工作”{15}。别林斯基进一步认为“史诗中的英雄们代表的是自己这个时代具有雄伟力量的全体人民”{16}，阿城认为，他的小说中也有英雄传奇，但他传达的英雄观迥然异于传统与时代演绎的英雄形象，以小说的形式给“英雄”作了民间性世俗性的全新诠释。
在阿城看来，民间对“英雄”的解读完全不同于线性历史界定的具有史诗性质的英雄人物。从平民百姓的观照视角来看，那些孕育于凡俗人生而超越曾经的生活氛围之人，或者突然做出超凡义举的普通人都是世俗的英雄，这些百姓眼中的英雄，其成为超群脱俗之人的动机不一定是“崇高的理想”使然，或许恰恰是出于最普通的凡人意识、世俗的生存智慧。《西装》中的老李小时家贫，夜里总是在街灯下读书，由于担心视力下降，配眼镜会花钱（十五块钱），居然练就了超凡的记忆能力，在大学：
老李的记忆能力很快就惊动了高等教育界……被分配到图书馆的时候，对版本的鉴别，几乎到了特异功能的地步。老李不用看内容，只远瞄一下，即可说出某朝某人某刻，现藏何处，各刻本的异同缺失错漏。为此，老李专门被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请去解决一些关键的小问题。
由努力求学的贫寒学子奋斗成为名贯中外的权威学者，老李超凡学识的缘起只是为了省十五块钱；成就棋王王一生“车轮大战”的“英雄传奇”，直接动因是这个“棋呆子”对没能参加棋赛这一遗憾的补救；肖疙瘩舍身护树、与树同死的“明知不可为而为”的壮举也只是出于他的一种朴素的民间的“天人合一”观，“可它（指树王）长成这么大，不容易。它要是个娃儿，养它的人不能砍它”。
20世纪80年代末，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出现，将传统性的英雄形象完全颠覆，甚至出现了“反英雄”倾向，将史诗性小说中讴歌的英雄义举解构为卑琐自私的欲望驱使，甚至全面消解了英雄形象的存在。与新历史主义小说不同的是，阿城虽然有意对传统的英雄形象进行解构，但又从民间视角对“英雄”的概念实行了重新建构。《江湖》中的孙成久，由寡母养大，从小学徒逐渐成为柜上的采买，走南闯北见识多广，黑白两道也都应酬得到，“邻里见孙成久回家，也都来打问讯，说孙家老大是见世面的人。渐渐的婚丧嫁娶也都来请孙成久主一下事，去了，就是很大的面子。”阿城更是借孙成久之口传达了他所理解的民间视角的“英雄”：
孙成久九十多了，耳朵还很好。重孙子念台湾香港的武侠小说给祖爷爷听，念多了，重孙常常说要做个江湖上的英雄。
孙成久手也不抖的喝茶，自己盖上茶碗的盖，说，武侠里有个屁的江湖。早年听人念说《红楼梦》，里面有个凤姐，就是在个王府里，倒是懂江湖的，算得上是个江湖英雄吧。江湖是什么？江湖是人情世故，能应对就不易，更别说什么懂全了。打？那是土匪。
在王者视野中，英雄是时代的先锋，是拯救历史的尧舜，是完美人类的代名词。而民间所理解的英雄不仅仅是那些传说中叱咤风云、行侠仗义的超人形象，更多的是存在于他们身边的某些世俗生活的成功者，这些人在坚定信念的支撑下，百折不回地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游刃有余地周旋于世俗生活之中，成为平凡百姓仰慕或效仿的对象。
人生无常，世事常变，在人类生存驳杂的层面，世俗之人凭借生存的本能与智慧，或者锲而不舍，或者灵光乍现，艰难地调适自己的生存状态，执著于自己的生存目标与态度，那么，历史也就以这些平凡之人的生存本能与智慧为底色，缓缓地前行了，“普通人的‘英雄行为常常是历史的缩影。那些普通人在一种被迫的情况下，焕发出一定的光彩。之后，普通人又复归为普通人，并且常常被自己有过的行为所惊吓，因此，从个人来说，常常是从零开始，复归为零，而历史由此便进一步。”{17}而能够推动历史前行之人，无疑便是英雄了。
哥伦比亚大学王德威教授认为，阿城的作品是“庶人所充斥的世俗社会，熙来攘往，啼笑之外，更多的是不登大雅的苟且与平庸。然而阿城看出其中自有一股生命力。往好了说，这生命力是一股顽强的元气，总已蠢蠢欲动，饮食男女，莫不始于此。但另一方面，这生命力也是一种坚韧的习气，一种好死不如赖活着，且战且走的日常生活策略”{18}。无论是“元气”还是“习气”，正是这种关注世俗民众之生存、世俗民众之智慧的民间视角，成为文学推开民间人文关怀之门不可或缺的一股力量。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徐 燕，河南平顶山学院文学院副教授。
① 阿城：《遍地风流·自序》，作家出版社，1998年。
②③④⑥⑩{11}{12}{14} 阿城：《闲话闲说—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作家出版社1998年2月版。
⑤ 阿城世俗观最系统化的呈现，是在他《闲话闲说》及《威尼斯日记》二书中的阐述。
⑦ 杨阳：《听阿城乱弹琴》，《南方周末》，2000年6月30日。
⑧{16} 王又平著：《新时期文学转型中的小说创作潮流》，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⑨ 於可训：《中国当代文学概论（修订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3} 《礼记正义·曲礼上卷第一》（十三经注疏本）。
{15}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88页。
{17} 阿城：《棋王》，《上海文学》，1984年7月。
{18} 王德威：《世俗的技艺——闲话阿城与小说》，《遍地风流·序》，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