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愚公移山》 《老人与海》 愚公 桑提亚哥 文化蕴含
摘 要：愚公和桑提亚哥作为中西文学的两个经典人物，二者既存在精神气质上的相似性，又存在着文化蕴含上巨大的差异性。相似性主要体现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生理念；差异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人物生存背景“山”与“海”背后的文化蕴含的不同；人物的责任义务本位和个体本位的不同；结局的喜剧性与悲剧性的不同。
愚公是《列子·汤问篇》中的寓言故事《愚公移山》的主人公，是一个在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形象；桑提亚哥是20世纪美国作家海明威的中篇小说《老人与海》的主人公，是一个备受世人关注的“硬汉子”形象。这两个产生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人物形象，既展示出某种精神气质上的相似，又折射出中西不同文化背景所产生的文化蕴含的差异，因此二者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中西方文化的相似性和差异性。本文拟对这两个形象进行平行比较，以探讨这两个人物身上体现出的中西方不同的民族精神和文化蕴含。
一、精神气质上的相似
中国的愚公和古巴老渔夫桑提亚哥两个不论是空间上还是时间上都相距甚远的人物形象，又由于在东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我们很难找到直接的联系，但是他们身上都让人感到有一种“倔”劲，面对不如意的现实，敢于抗争命运，勇往直前，就这种明知命运如此而又不甘如此的精神气质而言，我们可以说这是一对“倔”老头。
愚公“年且九十”，“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不顾90高龄，年老体衰的现实，决定“移山”，为子孙后代开一条“直通豫南，达于汉阴”的通途。但以其之力对陈留县魁父这样的小土山尚且无可奈何，面对“方七百里，高万仞”的太行、王屋两座大山，以“扣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的简陋工具，“寒暑易节，始一反焉”运输周期，即使“子子孙孙，无穷匮也”，“移山”的子孙毕竟存在着数量上的局限性，这样低的生产力水平，劳动强度如此巨大，劳动力个体如此单薄，即使“山不加增”，移之也是一个不知要跨越多少代人的工程。很明显自己的有生之年将劳苦不止，而不可能看到移山的成功，更不可能享受到通途的便利。在这种情况下，愚公不顾亲人的质疑和乡人的嘲讽，依然要移山开路，明摆着是以卵击石、自不量力的事情。但他为了实现通途的理想，毅然决定“移山”。作品投射出一种坚忍的毅力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
古巴老渔夫桑提亚哥，年老体衰，运气很背，84天打鱼一无所获，在第85天毅然出海碰运气。他终于钓到了一条大马林鱼，耐心地与它周旋了两天两夜，终于捕获了它。然而随后成群的鲨鱼包围了大鱼，抢夺他的胜利果实，他又与鲨鱼拼斗了一天一夜，筋疲力尽。最终老人拖回大鱼时，鲨鱼几乎把它撕光了，靠岸时只剩下了光秃秃的鱼骨架，那补缀满面粉袋的帆“像一面永远失败的旗帜”。尽管又是一次惨重的失败，但他睡梦中又梦见了狮子。
愚公和桑提亚哥两位老人，一个是面山而居，不如意的环境使他挖山不止；一个是孤身出海，背运的现实没有能阻止他出海的脚步。不论是移山还是出海他们的身上都有一种相似的精神气质：明知命运如此却又不甘如此的抗争精神。这也是人类自古及今征服自然，抗争命运的一个缩影。一千年前，愚公以他东方人的乐观精神宣战：“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20世纪，老渔夫桑提亚哥以古希腊悲剧的崇高精神抗争命运的悖逆，并以其全部的行动证明了一个辉煌的真理：人可以被毁灭，但就是不可以被打败。一个是乐观的东方文明代表，一个是西方悲剧精神的深刻升华。尽管他们都无法逃避宇宙规律的支配，但相似的人生理念展示了人类亘古至今共同的一种精神气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重压下仍要展示出作为人的尊严、信心、勇气。两位老人不怕吃苦，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倔强”个性，使他们成为文学史上令人肃然起敬的人物形象。
二、文化蕴含的差异性
愚公和桑提亚哥身上虽然透射出相似的精神气质和人生理念，但是由于中西文化大背景的不同，他们身上更多的是折射出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
1.“山”与“海”背后的文化差异
愚公和桑提亚哥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点分别在进行着一场与命运的抗争，但依托的背景不同。愚公是面山而居，为山所困，这里山的高大、伟岸、沉稳衬托出愚公的崇高理想和献身精神；桑提亚哥以海为生，大海是他的人生场所，以大海的激情澎湃，烘托出他人生的复杂和奋斗的艰辛。“山”与“海”的不同背景，这看似不经意的一笔，实则折射出深刻的文化差异。
愚公生活于东方文明古国中国，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内陆农耕文化的特征，作为一个大陆国家，崇尚的是高山，有一种山似的稳健性格，崇尚功用和务实，崇尚集体力量，具有乐观精神。作为内陆农耕民族也决定了民族的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也与山息息相关，因此中国“山”的文学有着长足的发展，山作为一种诗歌意象，从《诗经》起便已有了，“节彼南山，维石岩岩”（《小雅·节南山》）。接下来山意象又受到历代文人的青睐，并逐渐发展为专门状山写水的文学流派，其作品更是洋洋大观。可以说历来诗词歌赋小说等对山的描写源远流长。“山”文学的发展也正是华夏民族传统文化的体现。因此愚公移“山”也就成为一种必然。
桑提亚哥以海为背景，大海是他的人生场所，是他生命的舞台，是他赖以生存的基础。他是生活在古巴哈瓦那海边的一个老渔民，他同千千万万渔民一样，以辽阔的大海为人生场所，打鱼为生，为业。夜栖于工棚，日奔于大海，与风浪搏斗，平凡而又实在。面临着84天的背运，唯一的徒弟曼诺林也被迫离开了。是收网不干，还是继续只身捕鱼？老人选择了后者，再次远航，这一次他比以往任何一次走的更远，这是向命运的挑战，也是向自己的极限挑战。虽然老人最终没有能捍卫住他的胜利果实，却彰显出了人与自然、与命运抗争的信心和勇气。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委员会的颁奖词所说：“作家在一篇渔猎故事的框架中，生动地展现出人的命运。它是对一种即使一无所获仍旧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的讴歌，是对不畏艰险、不惧失败的那种道义胜利的讴歌。故事富有戏剧性的情节在我们眼前渐渐展开，一个个富有活力的细节积累起来，产生了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
西方文学来源于古希腊，属于海洋文明，其民族意识具有开放性和扩张性。特定的地理条件使古希腊人难以在田地里依靠农耕方式谋生，而曲折的海岸线使他们有着天然的航海条件，要想生存就必须向海外扩张和冒险。这种生存方式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也造就了自由奔放、富于想象力、充满原始情欲、崇尚智慧和力量的民族性格。由于靠海生存，于是民族的日常生活也与海紧密相连，因此西方文学中航海文学源远流长，从希腊神话中大英雄伊阿宋为夺取金羊毛在海上踏浪行波到鲁滨逊到海外漂流冒险，到桑提亚哥的倔强出海，这一系列人物的行为透射出西方人追求现世生命、注重个人地位和个人尊严的文化价值观念。航海文学的发展正是西方海洋文明的体现，因此以海洋为人物活动的背景，展示人物朝气蓬勃的冒险奋斗精神和战胜困难的大无畏精神成为作家热衷于表现的素材。所以桑提亚哥闯“海”当然也就自然而然。
因此愚公和桑提亚哥生存背景“山”与“海”的不同，看似平常，实则蕴含了两种不同民族精神在文学上的深深印记。中国作为大陆民族崇尚高山，崇尚功用和务实，崇尚集体力量，做事具有山一样的韧性和天生的乐观精神。海洋民族具有大海一样汹涌澎湃的性格，具有充沛的想象力和灵性，比较重视斗争，重视个人价值的实现，喜欢冒险享受现世的欢乐，哪怕这样会给自己带来灾难，明知毁灭仍执意追求，犹如飞蛾扑火。这也正体现出西方文化的基本内核：生命意识、人本意识、自由观念。
2.责任义务本位和个体本位的不同
愚公和桑提亚哥都在进行着一场艰辛的斗争，但他们的队伍不同，目的不同，信念不同，从而折射出中西文明中责任义务本位和个体本位的不同：愚公是率众挖山，进行的是一场持久战，他们要经过一代或几代人的努力，为子孙后代开一条“直通豫南，达于汉阴”的通途。作为开路者，尽管他们自己可能享受不到劳动的成果，但他们认为这是责无旁贷的事情，他们身上有很强的责任意识自我牺牲精神，并且乐观地相信最终一定能够成功。而桑提亚哥是孤身出海，进行的是一个人的战争，是一场速决战，他要经过自己的努力，证明自己的价值，维护自己的尊严，享受到成功的欢乐，尽管这要冒很大的风险，他身上体现出很强的个体本位意识。这两场看似毫无联系的战争，恰恰从某种程度上透射出中西文化深层的差异性。
《愚公移山》中愚公一生“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的苦恼，于是他率众挖山，走的是集体协作的道路，这正体现了东方农耕文化特征的：崇尚功用和务实，崇尚集体力量，团队协作，强调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牺牲精神。作为90高龄的耄耋老人，明知通途的便利在他有生之年是享受不到的，但是为了子孙后代着想，毅然牺牲自己幸福的晚年，移山开路。作为集体协作的领军人物，我们从愚公身上看到的是个体意识的消解，群体意识的强化，义务责任意识、牺牲精神增强，这也正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责任义务本位的典型体现。这种甘做铺路石的精神，也一直是华夏民族的一种美德。从一个侧面体现着儒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责任意识。但也透视出中国传统文化中压抑个性，张扬群体责任义务本位的特征，这与以个体本位为核心的西方文化是截然不同的。
华夏民族的精神是责任义务本位：比较强调人对自然、社会、他人——自己的父母、朋友、孩子——该尽的各种各样的义务，认为这是人生的真谛。如愚公移山、神农尝百草、夸父逐日等等，这些古代神话传说反映着初始民族的文化精神，这种精神在漫长的历史年代里流传，又影响着该民族文化的发展。正是这种自古就有之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培育了像屈原、岳飞、孙中山等这样一批又一批为我们民族献身的英雄，也培育了我们民族直到现在还很重视家庭，孝顺父母、注意培养自己的孩子，注意对朋友讲诚、讲信、讲义这样一些传统。当然，这样的民族精神和性格在很长时间里也造成了对人个性的压抑和消解，甚至形成人的奴性甚至愚忠倾向。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大批为群体利益不断奋斗甚至献身的忠臣义士孝子，像屈原、岳飞、文天祥、杨家将、王祥等都是这类责任义务本位的典型代表。
老渔夫桑提亚哥以海为生，遭受背运的折磨，毅然只身出海，他走的是一条孤军奋战的道路。作为孤独命运的抗争者，面对必败的命运仍然要为荣誉为尊严而战，“不在于谁弄死谁，而是战斗本身是美丽而庄严的”，老人的行为表现出很强的西方个体本位意识，重视个体的人的价值的实现，强调人在自己的对立物——自然与社会——面前的主观能动性，崇尚人的智慧和在智慧引导下的自由。他像普罗米修斯一样按照自己的意志决定自己的行动，有很强的叛逆精神、自由意志和主体意识，表达了人在自然面前的理想与激情。他身上体现出的为了个人荣誉而舍生忘死、敢于冒险的行为特征和价值取向是对个人荣誉的崇尚，体现了西方人对个体价值的执著追求和对现世人生意义的充分肯定，体现了个体生命意志与欲望的放纵，蕴涵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世俗人本意识。
从这个意义上说，桑提亚哥的失败是必然的。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源头，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人对命运只有敬畏和无奈，失败是一种必然性，这种必然性体现了人和命运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在他看来，人生无论有多少艰辛和磨难，都是有价值的。人为了自己的荣誉和人格的完善，竭尽全力去做自己认为有价值的能够做到的事，哪怕这件事需要付出昂贵的代价甚至是生命。这充分体现了西方文化中人的价值取向，也蕴含了丰富的悲剧意蕴。这也正是西方文化的核心——个体本位。
从以上比较分析不难看出，华夏民族重群体责任利益而西方民族重个体价值的实现，这些不同正是植根于东西方传统文化的土壤中，折射出深层次的思想和文化基因，体现着不同民族的审美心理、文化理念和价值追求。
3.结局的喜剧性与悲剧性的不同
愚公“移山”是一场由愚公领导，以团队协作的方式对大自然的战争。是古代劳动人民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生动反映。事实上，远古时代人们虽懂得“为”在长期时间上的可能性，生产力的极度低下使他们不得不面对众多超出自己力量的困难，一面是崇扬“为”的精神，另一方面却有力所不及的存在，神话的产生在意识形态中解决了这一矛盾，最终愚公凭着挖山不止的诚心，感动了天帝，神背走了大山，“为”的圆满结局由神替人实现，愚公也就既“为”了又在残年之中享受到“成功”的快乐，真是皆大欢喜的尾声。
这里并不是愚公最终移山成功。神话结尾，借助神的力量来实现愚公的宏伟抱负，是解决人和自然矛盾的想象方式，所反映的是古代劳动人民的美好愿望。这种喜剧性结局后来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一种特色，即“大团圆”的结局——把不能实现的或绝难实现的愿望化成一种浪漫的遐想，形成皆大欢喜的尾声。于是有了“大团圆的模式”或是“光明的尾巴”，这种看似喜剧的背后却隐含着深刻的悲剧性，这种悲剧潜藏在喜剧背后的特点是东方悲剧的一大特色，也体现了华夏民族的审美心理和接受心理。
桑提亚哥孤身闯海却没有那么幸运，尽管他有在84天一无所获仍然出海的勇气，命运也回馈他巨大的马林鱼，但那仅是命运投射给他的最后一抹阳光，还是没能逃脱彻底失败的命运。最终他只带回来光秃秃的鱼骨架回来，那满面补缀的粉袋子的帆“像一面失败的旗帜”。在这里作者在大自然的背景下，表达了人类的命运，人类的孤独与苦难，失败与抗争，不屈不挠的进取精神以及面对莫测的自然、悲怆的人生所表现出的一种重压下的从容。结尾老人年迈孤单的身影，他的疲惫、坚忍、内心的宁静和对“失败”的体悟更是全书精神的归结。作品结束在沉寂的忍耐中，在对人的盛赞中流露出淡淡的孤独与悲观。这个结局不像中国的愚公移山那样乐观。这种悲剧意识恰恰反映了作者的深刻性，反映了不断进取的奋斗者们共同的历史命运。
桑提亚哥的失败是悲壮的，体现了西方人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和人对生命存在的思考。因此桑提亚哥的悲剧可以看作是一出命运悲剧。“命运悲剧”体现了人与命运之间的冲突，人对命运虽不懈抗争仍难以逃脱在命运支配下失败的结局。却透射出生命的坚毅顽强，呈现出一种缺憾美。
从以上比较分析不难看出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尤其是中国文学喜欢圆满的结局，具有理想主义精神，尚乐观成为其民族精神的基本特征。而正是由于保持了乐观主义精神，才使其民族在失望时可以看到希望，在绝望中依然存有善良美好的愿望。但也恰恰由于乐观主义精神的存在，使我们的民族在认识自身方面不够深刻，甚至盲目乐观，很容易陷入保守，不利于创新，这导致我们民族缺少发展的后劲。而西方文学喜欢理性思考，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善于发现生活中的悲剧。这种悲剧意识恰恰体现了西方文学的一种深刻，也成为民族发展的一种动力。
《愚公移山》和《老人与海》喜剧和悲剧结局的不同，典型地反映了中西文化的不同审美心理、接受心理、文化心态和价值追求。在各民族求生存谋发展的过程中，相互了解相互借鉴，共同发展也就成为一种必然。
（责任编辑：水 涓）
作者简介：张思莉（1972- ），临沂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古代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为元明清文学。
参考文献：
[1] 吴华译.老人与海[M].南京：译林出版社，1995.
[2] 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3] 徐葆耕著.西方文学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