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亮
重读《棋王》，我想起了另一部似乎相距甚远的小说——王小波的《革命时期的爱情》。从行文风格、内容、旨趣看，这两部小说都大相径庭。然而，这两部小说却都描绘了一幅个人与时代疏离的图景。《革命时期的爱情》讲的是革命时期王二荒诞的情爱，《棋王》讲的是革命时期王一生对象棋的痴迷。在这两部小说中，革命作为一个背景，基本上是被悬置的，是抽象和模糊的，并不对个人施加过多的影响。个人与时代的关系不是共谋，也不是对抗，而是疏离和隔膜。如是，《棋王》也可改名字叫《革命时期的象棋》。
作为“寻根派”的扛鼎之作，《棋王》常被评论家指称为有“道家”风范之作。《棋王》是否完全为诠释“道”而写作，下文会有分析。而单单就“疏离感”而言，这部小说确实有道家的意味。
小说的开头描述知青在火车站作别亲人下乡的情景。这很容易叫人联想到食指的诗歌《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然而一路读下来，调调却完全不同。食指描述了离家的隐痛——“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风筝的线绳就在妈妈手中”，被抛弃的绝望——“我再次向北京挥动手臂”，“然后对她大声地叫喊：/永远记着我，妈妈啊，北京！/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因为这是我的北京，/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而《棋王》中的“我”却全然没有这种情绪：“此去的地方按月有二十几元工资，我便很向往，争了要去，居然就批了。……我争得这个信任和权利，欢喜是不用说的，更重要的是，每月二十几元，一个人如何用得完？只是没人来送，就有些不耐烦，于是先钻进车厢，想找个地方坐下，任凭站台上千万人话别。”①此中有的只是从容、淡定，甚至是“欢喜”，家国之痛——这种形而上的情感——被置换了。
就在这样的氛围中，“棋王”王一生出场了：
我走动着找我的座位号，却发现还有一个精瘦的学生孤坐着，手笼在袖管儿里，隔窗望着车站南边儿的空车皮。
除了这里，小说中还有两处对王一生的外貌描写，一处是王一生到农场看“我”：
我见他背上的汗浸出衣衫，头发已是一绺一绺的，一脸的尘土，只有眼睛和牙齿放光，嘴上也是一层土，干得起皱……
另一处是王一生离开农场，我送他出山沟：
王一生整了整书包带儿，就急急地顺公路走了，脚下扬起细土，衣裳晃来晃去，裤管儿前后荡着，像是没有屁股。
这种描写不是写生，而更像简笔画，粗粗勾勒几笔，形未尽出而神尽出。这叫人想起了鲁迅的笔法。鲁迅这样描写孔乙己：
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他身材很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
而祥林嫂是这样的：
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会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
如果用西方19世纪现实主义“细节真实”的准则来要求，这样的简笔绝对是不合格的。不用说巴尔扎克对伏盖公寓长达几页的描写，看看托尔斯泰在《复活》中是如何让玛丝洛娃出场的，就可看出鲁迅和阿城的惜吝笔墨了：
过了两分钟光景，一个个儿不高、胸部丰满的年轻女人，身穿白衣白裙，外面套着一件灰色囚袍，大踏步走出牢房，敏捷地转过身子，在看守长旁边站住。这个女人脚穿麻布袜，外套囚犯穿的棉鞋，头上扎着一块白头巾，显然有意让几绺乌黑的鬈发从头巾里露出来。她的脸色异常苍白，仿佛储存在地窖里的土豆的新芽。那是长期坐牢的人的通病。她那双短而阔的手和从囚袍宽大领口里露出来的丰满脖子，也是那样苍白。她那双眼睛，在苍白无光的脸庞衬托下，显得格外乌黑发亮，虽然有点浮肿，但十分灵活。其中一只眼睛稍微有点斜视。她挺直身子站着，丰满的胸部高高地隆起。②
要比较出两种写法的高下，无疑是愚蠢的。只能说一个是西方的“写真”，一个是东方的“写意”。阿城的“但求神似不求形肖”，正是他得道家韵味的地方，就如老子所说“大音希声”，或庄子所说“得意忘言”。其实，阿城本就不像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们，追求反映历史，追求绝对真实。他的小说不是照相，更像一幅前景清晰而背景模糊的中国山水画。整部小说只有“我”、王一生和脚卵有比较清晰的形象，其他的全都是模糊的群像，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只是“一个同学”“大家”“山上的人”“书记”“画家”。
在主叙述之外，作者用了三次插叙，补述了王一生的身世、经历。第一次是王一生在火车上被人认出，“我”开始回忆他的传奇经历：王一生串连时曾因为下棋好被人利用盗窃，回到京城后偶遇一拾破烂老头，窥得棋道，下遍京城无对手。在这一次插叙中，一个棋呆子的形象被粗略勾勒了出来。与第一次不同，第二次和第三次插叙都由王一生亲自讲出，分别详细讲述了他向拾破烂老头学得“棋道”的经历以及他的家世，妈妈对他的期许和爱。三次插叙由表及里，由远及近，如剥洋葱般完整地交待了王一生的过去，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间棋王”。在结构上，这三次插叙同主叙述圆融无间，安排得非常高妙。
在语言上，《棋王》也很得“大音希声”“大巧若拙”的真味。叙述语言显得古拙、朴素、简练。整部小说很少长句，多是十字左右或十字以下的短句；很少复句，多是简单句。如第二章开头这段：
这个农场在大山林里，活计就是砍树，烧山，挖坑，再栽树。不栽树的时候，就种点儿粮食。交通不便，运输不够，常常就买不到煤油点灯。晚上黑灯瞎火，大家凑在一起臭聊，天南地北。又因为常割资本主义尾巴，生活就清苦得很，常常一个月每人只有五钱油，吃饭钟一敲，大家就疾跑如飞。大锅菜是先煮后搁油，油又少，只在汤上浮几个大花儿。
整一段都是简单句，几乎没有形容词，句子也只有主、谓、宾而很少状、补等修饰成分，非常朴素自然。
不仅叙述人语言如此，人物语言也如此。作者并不追求人物语言的生动、形象。无论是“我”还是王一生乃至脚卵的话语，都没有性格特征和情感特征，而是同样的朴实、平淡。应该说这同小说整体的叙述氛围是吻合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小说除了描述似乎很高蹈的精神生活的“棋”，还着重描述了很尘世的物质生活的“吃”。王一生迷“棋”，也迷“吃”。形而上的追求和形而下的渴望在王一生身上得到了很巧妙的统一。其实对于王一生而言，“棋”和“吃”对于他都是最基本的生活需求——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最低和最必要的需求，而不是享受。王一生迷棋，可并不奢望更多、更高的精神生活。第二章中“我”抱怨农场“没什么玩的，没书，没电影儿”。王一生则说：“你们这些人哪！没法儿说，想的尽是锦上添花。”书啊，电影啊，在他看来“实在是超出基准线之上的东西”。王一生迷吃，可并不好吃，并不贪口腹之欲，他要求的仅仅是饱。他不喜欢邦斯舅舅的故事，因为那是个馋的故事，不是个吃的故事。王一生对“棋”和“吃”的痴迷，是在一个精神和物质生活都极度匮乏的年代，人对一丁点的精神和物质满足的非常态的渴望和追求。
在对物质和生理基本满足的追求中，人种得以延续；在对精神和灵魂满足的追求中，文化得以延续。王一生棋中的“道”，以及他生活态度中体现的“道”，实际上是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王一生对“道”的追寻，正象征着文化的传承和坚守。第四章中，在描写王一生车轮大战九棋手时，作者这样写道：
我心里忽然有一种很古的东西涌上来，喉咙紧紧地往上走。读过的书，有的近了，有的远了，模糊了。平时十分佩服的项羽、刘邦都目瞪口呆，倒是尸横遍野的那些黑脸士兵，从地下爬起来，哑了喉咙，慢慢移动。一个樵夫，提了斧在野唱。忽然又仿佛见了呆子的母亲，用一双弱手一张一张地折书页。
这无疑是一段象征意味很浓的文字。我们的民族之根，就是这样一代一代坚韧地传承和生长着。这个根，这个民族心底最深处的无意识，是很难被一时一代的意识形态所改变的。时代风云际会，这个根却兀自生长。再荒芜的原野，这个根也在地下默默汲取水分，默默抽枝发芽。
这大概就是以《棋王》为代表的寻根小说的用意所在吧。在一个贫乏的时代之后，我们该往哪里寻找我们的精神家园？《棋王》给出的答案就是：在贫瘠的土地之下，我们的文化之根并未枯萎。生长在民间的民族精神，就是我们的希望所在。
故在我看来，《棋王》不见得是写道家。如阿城自己所说：“其实道家解决不了小说的问题，不过写小书倒有点像儒家。做艺术者有点像儒家，儒家重具体关系，要解决的也是具体关系。”《棋王》在艺术上颇有道家风范：古拙、圆融、自然、天成，主人公王一生的生活态度也暗合道家思想。然而从整体上看，小说讲的还是“坚守”，或者说，小说讲的是以道家守拙、柔韧、自足的精神，来坚守中国传统文化。这“坚守”的态度是“道”的，对象却是模糊的，它指向整个文化。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陈 亮，首都师范大学诗歌研究中心2006级博士生。
① 本文引用《棋王》内容出自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棋王》，不再一一说明。
② 草婴译：《复活》，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