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张爱玲 女性 悲剧
摘 要：张爱玲用冷静而犀利的目光审视女性的生活，刻画人性，给后人留下了一幅幅闪烁着独特智慧的文化景观。关于欲望的沉沦，人性心理的暗角在张爱玲笔下得以衍生延续，只是张爱玲更多地融入了现代意识，把人性恶与人类自身的惰性联系起来。本文希望通过剖析张爱玲小说中对女性弱点的展露以及作者对此所持的冷漠超然的态度，为探讨其作品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提供一种解读的可能。
作为一个曾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文坛轰动一时且独具才情的女作家，张爱玲以其通俗写作的定位，以及身为“沦陷区”女作家与汪伪汉奸胡兰成共谱恋曲成为中国现代文坛的“异数”。如今，改编自张爱玲同名小说的影片《色戒》未公映已先轰动，而且迅猛成为当下一个时髦、近乎媚俗的热点，使张爱玲又一次成为华语文学最瞩目的作家之一。
抛开《色戒》所带动的国际电影热点，尤其是近乎匪夷所思的华语地区的热映奇观，《色戒》就其文本而言可以说是相当简单的：业余女间谍尝试色诱老谋深算、嗜血成性的汉奸头子，却最终为色所诱，为情所动，功败垂成。
小说的主人公，惊觉到爱的王佳芝，是唯一的落败者。当她放走了易先生，却即刻被易先生反手逮捕，下令杀害在暗夜里。小说的结局，易先生下令处死王佳芝，神色恍惚、却面带“三分春色”地回到家中，致使易太太猜度他莫非与王佳芝初次“得手”。而易先生的内心独白则是：“他觉得她的影子会永远依傍他，安慰他。虽然她恨他，她最后对他的感情强烈到是什么感情都不相干了，只是有感情。他们是原始的猎人与猎物的关系，虎与伥的关系，最终极的占有。她这才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在张爱玲这里，这份对落败者的书写并不携带怜悯或自怜，因为张爱玲是这样来看待女性充满疮痍的一角：“本来，一个女人上了男人的当，就该死；女人给当给男人上，那便是淫妇；如果一个女人想给当给男人上而失败了，反而上了人家的当，那是双料的淫恶，杀了她也还污了刀。”王佳芝背叛或迷失的时刻，便成为人性战胜政治的异化时刻，成为生命中“亮出你真正的身份证”的那一瞬，这一时刻并未带来获救或重生，相反是彻底的毁灭和死亡，失望与怀疑弥漫《色·戒》全篇：人无力拯救自己，更无力改变世界，只能就此没落下去。
类似这样的阐释景象使我们仿佛又看到了张爱玲闲适且梦魇般地窥头于窗，俯瞰民初市井生活关于女性重负那世故练达、莞尔苍凉的世界，一如她说的那样：“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卑劣贪婪本质的咬噬使伪善的生命颓然坍塌，真实瞬间裸露。
1.浮世的哀歌
在张爱玲小说创作中，“荒凉”的意蕴表现在人的生存境况的尴尬，人在命运前的无奈以及人性的虚伪丑恶，它集中体现在爱情与亲情的消解上。面对人生的缺失，张爱玲在创作中也杂糅着矛盾与困惑。既执着凡人俗世的感性世界，又清醒地意识到生命存在的悲剧本源，并将这种悲剧意识在家庭琐事和爱情的悲欢离合之中营造出两个世界：身内的世界精致但孤独，身外的世界则充满着浮滑与冷漠。
张爱玲在《茉莉香片》中有一个细节，写聂传庆对着床头的屏风想起他死去的母亲的一生：
她不是笼子里的鸟，笼子里的鸟，开了笼，还会飞出来，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鸟，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
这只“绣在屏风上的鸟”充满着象征意味，我们或者可以把它理解为象征着那整个时代女性的命运，又或者更可以扩展到人在世界上无所逃遁的命运的象征。旧的东西在衰亡中苟延残喘，新的东西在滋长中迟迟疑疑，新旧文化交替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无所附着的失落感和荒凉，笼罩着整个社会，笼罩着每个人。
《花凋》写的是一个因疾而终的少女与一桩因疾而终的姻缘。没有海誓山盟，没有刻骨铭心，没有那么缠绵悱恻，更没有那么诗意动人。恋爱中的男女还没有感受到爱的甜蜜，一场疾病就轻易地就将他们分开。患难并未见真情，女主人公郑川娥在患难中对爱情产生了讨厌、怀疑、失望，章云藩在患难中移情别恋。爱情在现代社会中显得那么脆弱，不堪一击；也并不像郑川娥所憧憬的那么神圣、浪漫和忠贞。“硕大无朋的自身和这腐烂美丽的世界，两个尸身背对背拴在一起，你坠着我，我坠着你，往下沉。”这肯定不是积极的有助于精神上进的感觉，但却饱含着张爱玲对人生，特别是对时代转换中价值崩溃的一种深入的感受，是对新旧交替中文明状况及女性命运的一种理解。
《倾城之恋》的白流苏，这个破落世家的离婚女性，在娘家被挤对得无法立足。后来她结识了经济富裕的单身男子范柳原，并觉察到了他对自己的兴趣，于是她决定“用自己的前途来下赌注”，赌一场并无胜算把握的婚姻战。接着就是煞费苦心地与精刮油滑的范柳原斗智斗勇，处心积虑，机关算尽。用她自己的话说是：“我跟他的目的究竟在经济上的安全。”身上带着这样图谋金钱与生计的“蚤子”，其感情世界怎能不“千疮百孔”呢？虽说，香港的沦陷最终还是成全了她的婚姻，但神话即使冲出了历史背景的约束，也终究摆脱不了命运于女性“惘惘的威胁”。我们且来读一段极具象征意义的荒凉描述：
柳原靠在墙上，流苏也就靠在墙上，一眼看上去，那堵墙极高，望不见边。墙是冷而粗糙，死的颜色。……柳原看着她道：“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
我们仔细研究这一段描述，不难发现这是和张爱玲在《〈传奇〉再版序》中的两句话相呼应的：“将来的荒原下，断瓦颓垣里，只有蹦蹦戏花旦这样的女人，她能够夷然地活下去……”这断瓦颓垣的意义，正是张爱玲小说艺术的精神所在。所以，在这堵“冷而粗糙，死的颜色”的墙上，就算“姹紫嫣红开遍”，也依旧是“断瓦颓垣”。这当然是极具讽刺意义的：传奇好像终于战胜了历史。只是“香港的沦陷”做了这婚姻的“证婚人”——这样的命运主宰底下蕴藏着多么深重的悲哀。
还有就是张爱玲笔下的亲情。《玻璃瓦》中的姚先生对于女儿们的前途有极周到的计划，然而他精心为女儿张罗的一切，却不过是为了自己的地位、财富和荣誉，正如他的女儿曲曲的一段话所言：“我若是发达了，你们是皇亲国戚；我若是把事情弄糟了，那是我自趋下流，败坏你的清白家风。”还有，亲人们对郑川娥（《花凋》）的久病表现得极不耐烦。郑先生宁可将钱拿来养姨太太，也不愿再给川娥买药；郑夫人想给川娥买药，又怕暴露了自己的私房钱。在这里我们看不到“针织粗呢”般的温暖亲情；有的只是浮世男女赤裸而又丑恶的人性，有的只是无奈的人生。那是怎样的一首首关于文明与人性的哀歌！
2.女性的重负
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张爱玲真正了解女性在现代社会的生存处境。对女性软弱、自私和卑劣心理的挖掘更是入木三分。张爱玲看到的是女性卑微晦涩的现实处境，有命运的拨弄，更有来自于女性自身苍白麻木的精神重负。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尽管身份不一，教养不一，却都是浑身“爬满了蚤子”，丑陋得很。对她们来说，生存是人生的第一要义，其余一切都是虚幻的。她们没有自立于社会的谋生本领，只能像软体动物一样紧紧地依附于男性。她们以爱情婚姻为谋生的手段，以建立家庭为人生安稳的城堡，尽管“爱情似网、婚姻如枷”，仍然义无反顾地争取“走到楼上去”。张爱玲用写实手法，不留情面，甚至尖酸刻薄地抖搂女性世界陈腐的老底：物质的贫乏使她们出卖灵魂，物质的充裕又使她们自甘堕落，美好的人类情感在金钱面前不堪一击。
例如，《金锁记》中一生都在欲望的牢狱中挣扎的困兽曹七巧，《红鸾禧》中装腔作势、搔首弄姿的邱玉清，《十八春》中设圈套让亲妹妹委身其姘夫以维持现有生活状态的曼璐，《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甘心忍受丈夫在外拈花惹草的烟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不惜将自身卖于“交际”，变成“造钱”交际花的葛薇龙……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大多“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她们在几千年封建传统文化浸润下内心积淀了腐朽落后的因子——绝大多数的女性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上精神地位的低下，女性群体一直习以为常地满足于物质地位的一点点提高，却忍受着人格的不平等，谁也没有觉得不对。
这里，最浓墨重彩的是《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她首先是一个被买卖婚姻制度残害的妇女，为了钱她嫁给了身患骨痨的姜家二少爷，她一边陷落一边反抗，挣扎报复。她咬牙切齿忍受着“守活寡”似的夫妻生活取得家族地位，通过丈夫死后分家，获取了相当多的财产。从这一点看，曹七巧是一个奋斗者，然而奋斗的结果，非但没有使她活得更好，反而遭遇了比鲁迅笔下的祥林嫂还要更沉重的精神折磨，她把自己套在婚姻、金钱、情欲这三重枷锁之下，疯狂地变态和扭曲。而这压抑过深的欲望逐渐使她怪戾地毁坏儿女的婚姻。她给儿子长白娶了亲，却千方百计地套牢他，引诱他讲述夫妻间的隐秘，再以此羞辱、折磨媳妇芝寿。女儿长安直到30岁才在亲戚的撮合下，在她“生命里顶完美”的时候认识了最理想的对象童世舫。但恰恰是这幸福婚姻的苗头引来了她母亲更阴森恐怖的打击。曹七巧设宴宴请世舫的席间，不动声色地向世舫暗示女儿有鸦片烟瘾，这是多么可怕和惨烈的图景！曹七巧用她戴了30年的“黄金的枷”“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掉了半条命”。一边“被吃”的曹七巧，一边学会了“吃人”。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清算了封建性的“吃人”的社会关系之后，似乎了结了文明史上的一笔旧账；然而中国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关系，又是在几千年封建礼法关系的肌体上孳生出来的怪胎，曹七巧带着这个“胎记”出生长大，但她已经不再像封建吃人者那样迷信，害怕报应。正因为曹七巧的生命中有了强烈的金钱意识，而又无法摆脱封建婚姻制度，才使她把封建吃人者的本性和现代物质生活欲望扭结在一起，迸发出比封建时代更强大更可怕的能量，毁掉了自己，毁掉了别人。
张爱玲通过曹七巧的形象，写出了封建文化对女性人格的变形以及女性自觉接受封建文化而造成的人格变异，揭示出生存在时代夹缝中的女性悲剧的复杂性。这远比鲁迅笔下描绘女性的时代更加令人感到震惊，在这里，张爱玲和鲁迅一样，都看清了中国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从而透视出国民灵魂和精神素质方面的种种特征，因为现代社会的人际关系是古代宗法社会人际关系的变态和发展，张爱玲写出了这种变异的活生生的过程。与此同时，张爱玲还把五四文学革命中对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的反思，从以病态的男性为主体的身上，扩展到以女性为主体的市民阶层中来，挖掘女性自身积淀的阴暗的民族文化心理——自私、虚荣、矫情。在二十世纪的文学格局中，女性都是受欺压残害的对象；在张爱玲笔下，女性也可以是欺压和残害别人的主体。
可以看出，张爱玲小说的都市发现和女性解剖，都相当地具有现代性。她没有做纯粹的旧派小说的追随者，她的小说除了具有地道的中国式古典味，还具有在当时看来已是极其先锋的现代内涵。用古典的故事外壳表现关于现代人的主题，表现生命在强大的环境力量下的扭曲、变形，表现人在两种文化的夹击中苟且偷安的精神状态。
“去掉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人类的文明努力要想跳出单纯的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么？事实是如此”。在仅剩下“饮食男女”这两项中，张爱玲也没有放过对它的无情的拆穿，无论男人还是女人，做好人还是做坏人，张爱玲都不给他们留任何出路，就像鲁迅在解剖知识分子的内心矛盾时一样，让他们在绝望中挣扎，在虚妄中反抗，反抗没有希望的“虚望”。在这里，张爱玲突破了传统文学中，对人的好／坏价值观所做的简单判断，而进入了现代文学中对人的生命价值存在无从把握、因而造成人的残缺与荒谬的复杂判断之中，把人性的悲剧，提高到一个人类生存的总体背景上来把握，这个总体背景就是：绝望与苍凉。即使张爱玲保留着一份对世俗生活的“安稳”、“平实”的爱恋，使她作品中的人物在生命“爬满了蚤子”也能顽强地活下去，但这些顽强、热闹又恰恰反证了张爱玲对他们的生命本质进行无情拆解的真正含义。顽强和热闹救不了世俗男女的命，无论婚姻还是恋爱，最终都要完结在绝望与苍凉的底座上，无法逃脱。理性是靠不住的，不可理喻的人性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他们除了在爬满蚤子的生命中哭笑着表演之外，还有什么出路呢？张爱玲对现代人生的悲剧意识的探索，也包含了作家对个人生命体验的一种观照和反思，于今天来说仍然极具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曾穗菁，中山大学文学硕士，广东金融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
参考文献：
[1] 陈子善编：《张爱玲的风气—1949年前张爱玲评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
[2] 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3] 张洪，无奈与悲哀－张爱玲的小说基调，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第3期。
[4] 梁云，论鲁迅与张爱玲的文化关系，社会科学辑刊，1997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