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冷战 选择 性格 命运
摘 要：尤里·邦达列夫的哲理小说《选择》发表于1980年。作品因描述两个少时伙伴不同选择成就的不同命运时，涉及了生与死、责任与义务、隔阂与理解、东西方和平共处及意识形态斗争等十分广泛的社会问题，在当时苏联评论界和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时过境迁，重读往日的佳作，考察作家写作的历史语境，品味主人公们的命运沉浮，不难看出，令人悲泣的命运结局虽符合作家所处时代刻画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但也携带了作家冷战思维的印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从本国利益的需要出发，分别与各自的盟国成立了战略性机构——华约与北约，从此，两极世界之间开始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状态。这种状态对彼此的文学进程也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因为敌对的两个阵营对作家创作中的意识形态有着较为严格的要求。到了20世纪70-80年代，两极世界不断寻求对话与交流，冷战局面渐趋缓和。尤里·邦达列夫的《选择》（1980）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一部力作。小说虽是描写当代苏联知识分子生活的作品，但少时的两位好伙伴，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夫和伊利亚·拉姆津，在关键时刻不同选择成就的不同命运却是贯穿全书的一根红线，串联着作品各主要章节，昭示着作家鲜明的态度。在卫国战争期间一次血腥的战斗中分手后，一别近四十年，瓦西里耶夫成了苏联画坛精英，声名远播；拉姆津则因战斗中被俘漂泊到德国，变成了相当富裕的西方商人。在冷战的政治气候支配下，作者安排自己的人物故友重逢，却似陌路；母子团聚，备感生疏。最后，无法用友情、亲情慰藉自己的拉姆津在无望中自绝而亡，而瓦西里耶夫在人生的旅途中继续寻觅生活的真谛。作家因站在广阔的社会背景、国际背景乃至全球、宇宙范围的角度来观察和思考问题，在作品中涉及生与死、责任与义务、隔阂与理解、东西方和平共处及意识形态斗争等十分广泛的社会问题，引发当时苏联评论界和读者空前热烈的讨论。1983年小说获全苏国家文艺奖金，同年，小说作为苏联当代文学名品在中国翻译出版。
一
“选择”一词本身就是一个抽象的人生哲理命题，其内涵具有不确定性和朦胧性。尤里·邦达列夫用“选择”给小说命名，颇具深意和匠心，它寄寓着作者对人生、世界的深沉思考和对人性、同情、理解之爱的热切呼唤。性格决定选择，选择决定命运。现实生活表明，人的性格具有流动性。关于人的性格运动，列夫·托尔斯泰曾如是说：“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切人性的胚胎……他常常变得完全不像他自己，却又始终是他自己。”正是性格的流动性才促成人多变的选择，而选择的多变性便演绎出各种不同结局的命运。
从小说里我们得知，少时的伊利亚·拉姆津自尊、自信、刚毅果断，富有正义感、同情心和爱国心，是同伴中的佼佼者。在卫国战争爆发，祖国面临危难的关头，不满十八岁的他并没有惊慌失措，逃之夭夭，而是在没有达到应征年龄下，离开后方无依无靠的母亲，和好友瓦西里耶夫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艰苦的、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前线。在前线他英勇作战，不愧是一名好战士。一年后年仅十八岁的他就当了炮兵中尉并被任命为代理连长。然而，在一次夜间战斗中，由于战前团里对阵地部署失误，也由于伊利亚一时的疏忽，炮兵连突然被敌军包围了，还没有来得及开炮便被德军打得人仰马翻，为了不束手待毙，做无谓的牺牲，伊利亚只好带领炮兵撤离阵地。他回去向团长沃罗丘克汇报，可团长未弄明原因，便断言他们一行是逃兵；拉扎列夫为报复伊利亚，趁机歪曲事实，添枝加叶地对他进行诽谤。团长便向伊利亚宣判：要么将他们当逃兵送交军事法庭，立即枪毙；要么他们自己返回阵地夺回大炮。“你想要尝尝谁的子弹更甜吗?我们的还是德国人的?”蒙受屈辱的伊利亚狂怒地意识到，自己面前通往未来的路都堵死了，因为无法从德军重重的包围中拖出三门瘫痪的大炮。他怀着委屈不平的心情，毅然投进了河对岸敌占领区的茫茫黑夜中，决心以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无辜。
然而，客观环境是千变万化的，人也随着自己变化着的心理改变着自己的抉择。在河对岸敌占领区，命运之神没有让敌人的子弹打死伊利亚，而是将他打伤，把生与死的最后选择权交给了他。想着被冤枉成胆小鬼和逃兵，悲恨交加的他没有选择自杀，而是做了敌人的俘虏活了下来。二战结束后，考虑到苏联政府对被俘人员的政策和立场，伊利亚不敢回国，要继续生存，就只能选择西方。于是，他在德国结了婚，有了儿子，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以后又定居意大利。对这种别无选择的选择，难道仅仅横加指责他自私、无耻、背叛吗？
假如当初司令部能正确指挥作战，那么炮兵就不会全部覆没；假如那个连作战地图都看不明白的团长沃罗丘克不那么武断跋扈，让伊利亚·拉姆津将功补过，也许他会成为一名出色的指挥官，要么战死疆场，要么胸前挂满勋章凯旋。事与愿违，伊利亚·拉姆津只能生活在与他业已形成的人生观、道德观、世界观相悖的西欧德国，过着一种与从前完全断裂的身不由己的生活，他思念祖国，思念亲人，却无法成行。当年过花甲、病入膏肓的他千方百计争取回到朝思暮想的祖国，来到梦牵魂绕的母亲、朋友身边时，这里曾经使他感到亲切、熟悉、珍视的一切都已荡然无存。莫斯科已改旧时熟悉的容颜，儿时形影不离的朋友瓦西里耶夫对他怀有戒心，认为他是“在陌生的遥远的异乡度过了不可理解的生活的人，是另一个星球来的人”，少年时代爱过他的玛莎避而不见，莫斯科艺术界的官员科里岑把他当成有钱的外商，有着赤子之心的版画家洛巴金认为他是祖国的不速之客，最致命的打击是母亲对他淡漠和不谅解的态度。这个五十开外的游子，对人间的—切都绝望了，是生还是死，这个1943年他曾面临过的选择难题又出现了。当时的客观环境迫使他去死，他选择了生；如今本可以朋友重逢，家人团聚，安享生活，他却选择了死。伊利亚悲剧性的命运让人同情，催人落泪。他不幸的一生显示了人无法把握自身命运的可悲，也说明选择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当然这个结果也是冷战时期作家理应选择的结果。
二
邦达列夫在《探索真理》中曾写道：“在我们的散文中……那种辉煌的、装饰门面的新古典主义销声匿迹了，出现了友善的、洞察一切的外科医生的手术刀和爱克司光透视器……文学开始聚精会神地研究它应该研究的东西，分析人身上的善与恶、爱与恨、恐惧和从恐惧中解放……出现了一种尺度：人性。”作者正是按照自己所处时代对人物性格发展逻辑的理解，艺术再现了伊利亚·拉姆津的性格变迁。卫国战争爆发时，这位受众多女孩青睐的帅哥，坚强而又充满激情，难以容忍别人的怀疑情绪，轻蔑地反对别人的软弱；在战场上，他比瓦西里耶夫表现得更有才华，炮兵连长阵亡，便被任命为代理连长。然而，一次战斗却永远地改变了瓦西里耶夫和拉姆津的命运轨迹。师长的粗暴和错误指挥，阴险的上士对他的诬陷固然导致了他的直接被俘，但是，锋芒毕露、—时的感情冲动和患得患失的个人主义使他在关键时刻战胜了义务和责任感，做出了情非得已的选择。随着几十年时间的流逝，生活环境的改变，拉姆津也变得阴郁和玩世不恭，和瓦西里耶夫重逢时，他表白自己：“我恨政治，我不属于任何人……哪儿也没有上帝了。”标榜自己是一块“中间地带”。离开了祖国、离开了母亲的他，似浮萍，似无根可归的落叶，深深地陷入宿命的泥坑：“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可悲的孤独的人，我们都难免一死。”也许，人的命运是由潮流、机缘、预感指引的，完全不是由严格的、经过精确计算的意旨指引的。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如同稍把道岔微微扳动，就会使机车从一条线路岔向另一条线路，后果无法预测。拉姆津最终走上自杀的道路也与其自身的某些性格有关。
在作者的笔下，瓦西里耶夫，作为苏联公民和艺术家，是以拉姆津的对立面出现的，代表着另一种社会制度，另一种生活方式，另一种命运。瓦西里耶夫在战后幸运地进入了美术学院深造，勤奋加上天赋，成了很有名望的画家并如愿以偿地同心爱的玛莎结了婚，有了美丽的女儿维卡。但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他可以高高在上地裁判拉姆津的生活。相反，作为一个善于思考的人，他对生活工作中的许多问题并无胸有成竹的答案，也常常因找不到满意的答案而苦恼。如，工作中遇到诸如灵感枯竭的问题，遇到一些反对他的人和他厌恶的人，家庭生活中既有着与幸福家庭相似的幸福，也有着与不幸家庭一样的自己的不幸：父亲在世时候他没有尽到一个做儿子的孝道，女儿被不良少年污辱等等。尽管他不是一个完人，但拥有明确的生活目标、热爱的事业和家庭与知心的朋友而使其生活变得充实和幸福。和拉姆津相比，瓦西里耶夫的命运少了坎坷和波折，多了顺利，令人羡慕。
《选择》中另一人物的命运显得更为复杂并充满悲剧色彩，这便是伊利亚·拉姆津的母亲，一个饱受了各种磨难的女人。她对自己的委屈和痛苦有一种病态的反应，不会为了怜惜遭受更多磨难的人而忘却自己的不幸。从篇幅不多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知道，她先是夫亡（丈夫在清洗中被镇压），接着唯一的亲人——儿子阵亡，且不知牺牲在何方。作者从心理上证实无边的痛苦扭曲了她高傲的灵魂，吞噬了她善良的心。当伊利亚·拉姆津想方设法回来见她一面，她却用冷漠平静最严厉地惩罚了自己的儿子，造化弄人，儿子永远地离开了她，她不得不继续承受命运给她安排的孤单凄清的生活。
作家还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其他一些人物形象，让我们在想象中构筑他们未来可能的命运。当然，这些人物都是从时代的五脏六腑里孕育出来，各种感情都在他们的皮囊里蠕动着，里面掩藏着一整套完整的哲学，而他们的命运自然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三
20世纪80年代，邦达列夫的《选择》曾和艾特玛托夫的《一日长于百年》、冈察尔的《你的朝霞》被誉为苏联文学“向更高峰前进的指路牌和最近的方向标”，获得了国家级大奖并被搬上银幕。我国及时翻译出版了这部作品，而对该作品的研究则散见于一些学术著作和期刊中。如，由李明滨、李毓榛主编的《苏联当代文学概观》（1988）、黎皓智撰写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思潮》（2006）等有专门介绍《选择》的文字，而《俄罗斯文艺》、《当代外国文学》、《外国文学动态》等知名学术期刊上则发表了一些学者的研究论文，一些学位论文也涉及对该作品的研究，作品的受重视程度可见一斑。时过境迁，苏联解体20多年后的今天，重读往日的名篇佳作《选择》，品味主人公们的命运变数，不难看出，其命运结局虽符合作家当时刻画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但也携带了作家冷战思维的印痕。
说到苏联文学，把它和政治联系起来是很自然的事情。一切的文学形式几乎不加隐讳地被政府直接用作政治目的，不具有政治义务或没有社会内容的艺术作品是很难得到官方认可的。20世纪70-80年代，苏共中央就文学和艺术问题出台了一系列决议，旨在要求作家善于用明确的阶级立场历史地、哲理地、综合地分析社会现象及全球性重大问题，加强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斗争的力度，把思想评价和社会分析深度同美学的严格要求结合起来。作为“时代的良心”、“社会的良心”，作为一个目光敏锐而又真诚的作家，在《选择》中邦达列夫对冷战时期东西方和平共处、隔阂与理解及意识形态斗争有着自己的理解和评价。作为“上过前线一代的作家”，他在小说中真实而生动地再现了卫国战争场景以及其中人物的命运。但是，一旦回到现实中，一旦面对冷战期间的两极关系，作家便会自觉地站在苏联国家的立场上，站在政治的高度上来书写作品中人物的命运。伊利亚·拉姆津血战沙场，死里逃生，当了俘虏，遭万劫留在这个昔日被苏联公民称之资本主义的国家——西欧的德国，生存并发家，但结局却逃脱不了身患绝症、众叛亲离的下场。这已经鲜明地表达了作家的立场。从小说中我们得知，伊利亚·拉姆津并未做背叛祖国的事情，非但如此，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里还经常做一些对国家有益的事情，为什么作家给他安排这样一个结局呢，难道他就必须选择战死沙场或者壮烈自杀以保全自己对国家的忠诚？他没有选择活下来的权利吗？站在人性、亲情的角度，天下哪有不谅解满怀苦衷的孩子的母亲？瓦西里耶夫如此阻挠女儿随伊利亚·拉姆津前往意大利，难道西方真是地狱？考察当时冷战的国际环境、苏联的文艺政策以及作家自身的经历，也就不难理解作家的立场和态度了。看今日的世态，再回首作品中的冷战硝烟，不得不感慨弹指间世道天翻地覆的变化。冷战已谢帷幕，两极世界不复存在，俄罗斯谋求的是不仅要与西方对话交流，更要友好合作，共同发展。对欧洲充满向往的俄罗斯普通民众也利用求学、探亲、旅游、商务、移民等机会感受欧洲，融入欧洲。二十多年前曾经非常入时的题材在今天已经显得不合时宜，俄罗斯学者主编的颇具影响力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中再没有对邦达列夫当年红极一时的《选择》做只言片语的介绍是耐人寻味的。作家可以为作品主人公们选择各异的命运，流逝的岁月也会把前后截然不同的命运留给作品。
作家可以把握自己时代的脉搏，却无法预知历史前行的方向，其思想和视野的局限性不言自明。用批判与发展的眼光看，作家在《选择》中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看法有失公允，有时甚至夸张、危言耸听；对人物命运的安排更是多有偏颇。那一曲命运悲歌只能奏响在冷战时期的特殊历史舞台上，换了时空，便有些不伦不类了。尽管如此，即使21世纪的今天，作家直面人生、紧切时弊的公民激情，见微知著的敏锐观察力，探求人生真谛的执着精神，为人类命运而担忧的责任感，仍然值得敬重和肯定。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朱红琼（1967- ），文学硕士，长春税务学院外语部副教授，从事俄语语言文化教学与研究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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