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鲁迅 《野草》 “向死而生”
摘要：鲁迅对“生”与“死”的看法与其生命哲学思想是一致的。他认为世界是荒诞的，是无法改变的。既然这样，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执着于“现在”，以此来反抗“绝望”。鲁迅的“向死而生”是在充分辨析了“生”与“死”的关系之后建立起来的独特的生命观。
“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①这是法国哲学家加缪《西西弗的神话》一书开篇的第一句话。死亡是无所不在的，这个世界上任何人都无法避免死亡。生的终点就是死亡，死亡有绝对的不可代替性。因死后世界不可知性，因此又带有强烈的神秘感。对死的选择是具有完结意义的选择，不但可以用它来“反抗绝望”，而且更是釜底抽薪，抽离了一切反抗或者不反抗的可能性。海德格尔也认为人是“向死而生”的，有生有死，生死相依，大概是非常正常的事。所以死亡成为人类借以反省自身及其与世界关系的重要窗口，以死来确证生。
鲁迅对“生”与“死”这个哲学问题也作过深刻的阐释。他认为世界是荒诞的，是无法改变的。既然这样，那么最好的办法是以坚忍的奋斗精神去面对生活。即使不能改变世界的本质矛盾，但是可以在某些方面使生命在荒诞中减少荒诞。因为他不相信彼岸世界，他注重活着的“当下”，所以他的生死观与西方哲学家是有区别的。
我们知道，鲁迅的生命意志一直有两大思想支撑。一是人道主义，二是个性自我牺牲精神。前者是他致力于国民劣根性改造的契机，后者是他获得自我生命价值的动力。这两个支撑构成了鲁迅生命意志韧性强度中最基本的部分，成为鲁迅超越自身，“反抗绝望”的坚韧生命意志的前提。
这种生命意志我们不妨回到世人经常提到的时间向度上，即如何面对“过去”、“现在”和“将来”这个问题。鲁迅对这个问题也曾经历过一个曲折的过程。大家知道，1909年，鲁迅从日本留学回国就沉湎于“过去”，当时他不问世事，只在绍兴会馆“抄碑帖”、“读佛经”，这样一抄一读就是十年。直到1918年，钱玄同和他的那次关于“铁屋子”的世纪性谈话，才打破了他长达十年的沉默，重新开始了他的创作生涯，这才使他回到了“现在”。至于“将来”，他不是没有憧憬过，少年时代崇敬的“进化论”以及留日时期的“个性牺牲精神”等，很大成分有着执着于“将来”之意。
“五四”新文化运动，极大地震撼了鲁迅的心灵，由憧憬于“将来”和沉湎于“过去”，使他回到了“现在”，这是鲁迅一生中的一次历史性的根本转折。这次转折，注定了他会直面“现在”，为“立人”而“悲哀、叫喊和战斗”：这正是鲁迅文学的本质。
那么，鲁迅是如何执著于“现在”的呢？其实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他在执著于“现在”的同时，又往往指向“将来”（死），有时还仍不免“反顾”（过去），但他的“反顾”往往看见的又是“将来”（死）。这里，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孤独、彷徨、执着”的前行者。
最具代表性的是他的《过客》。老翁、过客、小女孩分别象征着人生的三种可能性阶段，即“过去”、“现在”和“将来”。如果说小女孩是过客的童年，即“过去”，老翁是过客的暮年，即“将来”，那么，鲁迅就是过客的壮年，即“现在”。为什么这样说？《过客》中是这样描述“过客”的：“约三四十岁，状态困顿倔强、眼光阴沉、黑须、乱发，黑色短衣裤皆破碎，赤足著破鞋，胁下挂一个口袋，支着等身的竹杖。”这不能不使我们想起鲁迅本人：一个目光深邃，性格倔强，思维独到，敢于向黑暗奋力“肉搏”而不计后果的人。因此，“过客”就是鲁迅的自我命名。
那么，鲁迅是如何执著于“现在”的呢？
《过客》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前方是什么。”剧中的三个人物各自都有不同的回答：小女孩说前面是美丽的“花园”；老翁说前面是坟；而“过客”的回答是，无论前方是什么只能“往前走”。这样看来，老翁代表的“将来”即是“绝望”，因而他停下了脚步；小女孩代表的“过去”即是“希望”，因而她憧憬未来；“过客”代表的“现在”即是“求索”，因而他始终在寻找。
正因为寻找，所以他只能“往前走”，因为他是从“过去”走过来的。在“歧路”和“穷途”面前，鲁迅的人生态度是不哭也不怕，选一条似乎还可以走的路，在刺丛里姑且走，时刻意识到自己探索奋进的责任，自强不息，勉力前行。他曾极愤慨于中国人的善于苟活，就像《过客》中的老翁，那种深谙庸人哲学的世故者。他曾经说过：“苟活就是活不下去的初步，所以到后来，他（老翁）就活不下去了。意图生存，而太卑怯，结果就得死亡。”②然而，执著于“现在”，并不意味着永远立足于“现在”，时间总不会停息，“将来”——“死”的阴影始终笼罩着鲁迅生命意志的深层，撞击和销蚀着鲁迅“生”的意志。所以，鲁迅常常苦思冥想，“现在”的时代怎样？自己究竟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鲁迅在探寻后不得不承认：“我终于彷徨于明暗之间。”这表明，鲁迅现在是夹在黑暗和光明之间，甚至有一半还在阴暗当中，因为他毕竟是从“过去”中走过来又未涉及过“将来”。
《影的告别》一篇正好表述了他的这一心绪。“影”向“形”告别的理由，有三个指向“将来”：“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这就动摇了鲁迅执着于“现在”的可能性。无论“现在”是多么美好或是颓败，“过去”是怎样的阴暗或是沮丧，似乎都与鲁迅无关，因此鲁迅对于实体的“形”有所不满，“我不过一个影，要别你而沉没在黑暗里了”。于是“我将向黑暗里彷徨于无地”。这正是鲁迅“在虚无中苦苦挣扎”的生命意志在《野草》中的艺术表现：一方面这些文字以更富有个人情感性的形式侧重表现鲁迅内心深处的自我分裂的个体生命体悟；另一方面鲁迅借此表明了对自我存在价值的憎恶与否定以及难以驱除的内心矛盾。这种境地绝不是轻松的，它表现了鲁迅生命意志中的痛苦体验——即承认自己不过是无法摆脱旧时代阴影的“历史中间物”而已。
然而，就是这样既不属于“现在”又不属于“过去”的“历史中间物”，却勇敢地立足于“现在”和“绝望”作韧性的抗争。《枣树》就是这种“绝望”抗争的真实写照。“枣树”是诗人着力塑造的形象，其性格倔强、坚忍，充满抗争的精神。在凛冽的、肃杀的秋夜中，总是“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使天空闪闪地鬼着眼；直刺着天空中圆满的月亮，使月亮窘得发白”。这是一种绝望的、孤独的、韧性的抗争精神。对此，鲁迅多次在书信中谈到这种韧性的抗争精神，他说：“世间有一种无赖精神,那要义就是韧性。”“正无需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常常的韧性的战斗。”鲁迅在《秋夜》中正是通过开掘“枣树”自身孤独抗争的精神品格,提出并回答了反抗者的自身生命价值这一人类生存哲学的问题。
“生”与“死”这对绝对对立的哲学概念充斥在他的作品中，尤其体现在属于他自己哲学的《野草》中。对“生”与“死”的思索，是鲁迅思想中的基本课题。恩格斯认为：“生命总是和它的必然结果，即始终作为种子存在于生命中的死亡联系起来考虑的。”③鲁迅在创作中，也往往把“生”与“死”联系起来。他可以由“生”见“死”：“一家人家生了一个男孩，合家高兴透顶了”，但是，一个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他更能由“死”见“生”：虽是“死火”却有着“炎炎的火形”；虽是“死掉的雨”却“如包藏火焰的大雾”；互相杀戮而能“得到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听到飞机前来投弹轰炸的声音，他则“宛然目睹了‘生的存在”；而《题辞》一篇更是表现了“生”与“死”的辩证关系。可见，“生”始终是鲁迅思考的重心所在，也是鲁迅生命意志的根本。中国传统儒家的“未知生，焉知死”的思想也在鲁迅身上延续下来。他多次提到“生存”的重要性，然而，他也说：“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那么，鲁迅在时间向度上的生命思索究竟如何呢？那就是他独特的“向死而生”的生命观。
“向死而生”倡导的是一种向上的生命意志。所以他说：“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腐朽。我对于这腐朽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这里，鲁迅对过去死亡的生命并不惋惜，因此“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鲁迅第一次发现了两千年来的国民的生命存在，其实就是“野草”，那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承担自己的自生自灭的命运，而且，每一个人都必须自己承担自己的悲剧结局。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改变，也无权改变。这种信念和海德格尔的死亡观几近相似，区别在于，存在主义强调的是个体的死，而鲁迅把这种观点扩展到了群体，野草就是群体生命的象征。
“生”与“死”，都无可回避，也无可选择。鲁迅的“向死而生”，既无面对死亡的畏惧，又非毫无意义的苟活；既不会把自己引向消极退隐，又不会浪费有限的生命，虚掷青年的鲜血。这是鲁迅在现实的抗争中充分认识了生命的荒谬性，充分辨析了“生”与“死”的关系之后建立起来的独特的生命观。鲁迅就是这样，在这“生”与“死”的缠绕中，积蓄着“反抗绝望”的精神力量。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刘高峰，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副教授，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① 加缪.西西弗的神话[A].文艺理论译丛[C].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3）,311.
② 鲁迅.北京通信[A].鲁迅全集(第三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52.
③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A].马恩选集（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2,5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