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 颖
关键词：阎连科 恶魔性 文化原因
摘 要：阎连科小说中爆发了大量的恶魔性现象，本文试图从地域文化这个角度切入，挖掘其小说恶魔性因素大量涌现的文化原因。
阎连科是中国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也是中国当代一位具有自觉的恶魔性意识的重要作家。所谓恶魔性，我认为，就是在环境的诱逼下，从人性深处产生的一种异常强大的神秘的非理性的原始本能力量，该力量能够将个人完全置于其控制之下，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表现出来的过度的破坏欲和攻击性使其具有超常态的毁灭倾向（包括自我毁灭和毁灭他人）。
文学作品不仅是作者的一面镜子，同时也是社会的一面镜子。阎连科的作品不仅反映了阎连科当时的思想状态，同时也反映了河南地域文化的特点。文学的风格往往取决于作家的性格，而作家的性格总受制于当地的文化。要研究阎连科小说的恶魔性现象，不能不牵涉到中原文化。
阎连科生于河南嵩县，该县现在属于洛阳市管辖，处于中原腹地，具有浓厚的传统文化气息。河南古称“中州”，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其西北、西部、西南部、南部分别是太行山、黄土高原、伏牛山、大别山，它们隔绝了与外界的联系。北部是黄河。黄河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是“母亲河”，但有文字记载以来，却是一条灾难河，黄河溢出，淹没了良田万顷，人们流离失所。东部虽是平原，却是黄河的主要危害地，千里黄泛区便在这里，同时由于辽阔，人们无法望到边缘，无边无际中也往往造成不知何处是归宿的恐惧，人们也就不敢迁移。华夏之初(夏商周)直至唐宋，中原是中华民族的统治之心，有一套成熟的官僚体系和为官思想，它们已化成了河南人集体无意识的一部分。同时历史上的河南也往往是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争斗的地方，战乱频仍，这就是所谓的逐鹿中原。河南长期以来处于中央皇权的直接控制之下，这一方面使他们饱受战乱之苦和官宦的压迫，另一方面也使他们自认为处于天地的中央，不愿意迁徙，不愿意改变既成的生活方式，因而具有一种特别强的惰性和浓重的本土情结。
长期以来，由于河南是中国的政治角逐中心，早有逐鹿中原一说，所以中原文化其实是最典型的官方文化，也就是说官方推行什么文化，那么河南就流行什么文化。而长期以来在中国最为流行的，居于统治地位的就是儒家文化，也就是周文化，或鲁文化。因此，河南是一个高度重视血缘亲情礼数的地方，也是政治意识特别发达的地方。
那么从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来看中原文化，大概就是八九不离十了。
以此，我们就可以解释：阎连科小说中，为什么恶魔性性欲最匮乏，为什么恶魔性权欲最频繁，而恶魔性物欲不甚典型。
子曰：天下唯小人与女子为难养也。儒家从一开始就对女性采取一种性别歧视的态度，并且在后来的发展中愈演愈烈，产生了所谓的三纲五常。夫为妻纲，女人的本分是相夫教子，此外女子的任何行为大概都算是有害无益了。河南女人的任劳任怨和勤劳朴素是出了名的，相应的河南男人的大男子主义也是堪称全国之冠。如果做一项调查，估计会做家务的河南男人比例之低会在全国垫底。河南的传统一向是男主外，女主内，男尊女卑。在这方面，阎连科本人倒说过一句非常贴切的话：“很简单，就是我在写作中只知道女人是人，而没有意识到是‘女性。这大约不光是我的问题，而且是河南作家所面临的一个集体的苦恼与困难。”①连阎连科自己都承认河南作家普遍性存在着对女性的漠视，“骨子里女性在河南作家的作品中永远是他者、是属从”②。
如果我们去看河南作家创作的作品，远到杜甫，近到现当代的各位作家，极少写到妻子，更不用说恋人。对于河南男人来说，似乎潜意识地觉得谈论老婆是一件丢人的事，只有谈政治和生活才是正道，女人嘛，无非是做饭生孩子热炕头而已，放在家里自己知道就行了，绝对不能搬上台面。河南男人对政治的热情超过对女性的热情，至少表面上是这样的。再加上传统伦理道德的孝道，媳妇的地位永远比不上公公婆婆。这意味着，作为性欲对象的女性是摆不上桌面的，这样，性欲方面的描写也摆不上桌面，那么恶魔性性欲的罕见就不足为奇了。
此外，传统文化中的禁欲思想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至今，河南人，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一般很少正面谈及性方面的事，因为下意识地觉得那是见不得人的事。如果谁在公共场合大谈特谈这方面的事，很容易招来一片鄙夷的眼神，甚至是骂声。这意味着正常的生理行为都会招来非议，更何况是变态的恶魔性性欲呢？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河南作家很少写女性，很少写性事，理解为什么阎连科小说中的恶魔性性欲数量如此之少。
那么，恶魔性物欲为什么在阎连科的作品中发育不良呢？我们也可以在河南地域文化中找到答案。
从孔子对颜回的赞赏，我们就知道儒家文化对于安贫乐道的推崇。河南人的俭朴和河南人的吃苦耐劳一样闻名于世。尽管山西人也节省，但是山西人喜欢把一团面做成很多花样，能够在小处见出享乐和巧妙，而河南人很少讲究吃穿，大部分河南人对于吃和穿，目的明确，那就是饱和暖，至于好吃不好吃，漂亮不漂亮，那都无所谓。所以河南的传统文化根深叶茂，但是饮食文化却乏善可陈，既比不上陕西，也比不上山西，更不用说山东了。河南人习惯性拒绝一切不必要的铺张浪费，任何看上去是贪图享乐的行为都是败家子的行为，即使家里钱多得都花不完，也绝不允许多花一分钱。中原文化呈现出一种追求极端俭朴简单的倾向，这里我们分明感觉到了墨家文化的遗迹（河南就是墨家文化的发祥地），儒家虽然崇尚节约，但是决不至于到达这种近乎自虐的程度。也正因为这样，河南的文学艺术其实历来很少繁荣，确切地说是具有审美属性的艺术不如其他地方发达，而政治性的功利性的思想却很容易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如两程的思想。因为艺术也是一种奢侈品，不符合墨家的要求，也不符合河南农民的要求，大概河南历来是多灾多难，既是兵家必争之地，又是黄河泛滥之区，人们的生活朝不保夕，所以勤俭节约是生存的必要条件，即使目前有钱，也要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正是生存环境的恶劣造就了河南人的勤劳、节约，造就了河南作家作品中无处不在的苦难。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河南人对于物质并没有过多的追求，对于任何奢侈的物质欲望他们会下意识地抵制，否则也将受到社会的严惩。河南人的物质欲望无非是吃饱穿暖，至于什么山珍海味，什么稀奇古怪的玩意儿，他们常常觉得是奢侈之物。
和大部分河南人一样，阎连科是一个非常朴实的人，对于物质恐怕也没有什么过多的欲望，但是，也和其他河南人一样，他似乎很容易“眼气”别人，所谓眼气，在河南方言中的意思是眼红和妒忌、羡慕之意。对于河南人来说，所谓的物质的欲望，按理来说并不高，就像阎连科小说里所写到的那样，能够西红柿鸡蛋捞面条再搁点蒜汁，就非常知足了。其实，阎连科的欲望也似乎并没有超出这个限度，包括其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恶魔性物欲其实往往不是对于那种山珍海味或稀世珍宝的欲望，他们的欲望有时让人觉得寒碜、可怜。我时常觉得，阎连科小说中的人物即使表现出了恶魔性物欲，其实那物欲也很有可能是权欲或其他欲望的一个转换。这一点恐怕是非常有地方特色的。由于受传统的文化影响，河南人比较遵循不患贫而患不均的准则。河南人比谁占有物质多，其实物的多少不是目的本身，他们比的是身份、地位，换句简单的话，就是为了面子，或者说为了争口气。孔子的不患贫而患不均的思想，在河南人心中根深蒂固，已经积淀成一种无意识。
对于河南人来说，似乎性和物质倒是其次的了，最重要的是骨气和面子。而最有面子的事，无疑是当官了。所以权欲才是河南人的核心欲望，或者说是最最重要的欲望。在宗法社会里，或是在民主与法制不健全的地区，“做官”，成为衡量农民生命价值的最高标准，“光宗耀祖”“衣锦还乡”“当官发财”成为农家子弟的人生目的，这不管是在故乡，或是在异地。河南作家大都来源于农村基层，“官本位”化为了他们的无意识，在农村亲身体验到了官的作用，“官本位”思想便像梦魇一样追随着他们，由乡村到都市。《两程故里》、《瑶沟人的梦》、《情感狱》、《新兵连》、《头人》、《故乡遍地黄花》、《官场》、《官人》等都表现了这个问题。作家们表现了官场中的各色人生，把农民的“官”心理描摹得细腻逼真。“二程”子孙程天青（《两程故里》）放着城里的生意不做，也要回去当村长，并用大把的钞票去购买选票，而瑶沟人为了使连科（《瑶沟人的梦》）能当上大队秘书而不惜一切代价。这些均说明了农民对“官”的重视，他们梦寐以求、如饥似渴地想得到。这样的事情绝不是河南作家的虚构，而是河南作家一辈子挥之不去的真实阴影，这些事情至今在我们身边时时处处地存在着，发生着。
由于河南人缺少迁移，以血缘而居，人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建立在平等的契约论的原理之上，而是建立在以出生论为基础的血缘关系上，后代必然绝对服从前辈。家长制是长官制产生的基础，对长辈的“孝”直接导致了对当官的“忠”。这是“官本位”思想产生的社会基础。在经济不发达，人的力量相对弱小的时候，人们易于产生一个拥有绝对权威的人格神来作为最高主宰的幻想。人与人、民与官相处的准则就成了超自然的、非现实的人格神，譬如“神仙”“老天爷”“良心”以及道德等。人们把自己的意愿欲望折射到天上，希望有一个公平正直的主宰来统治世界和制约贵族，这是虚妄的，对当官的缺少健全的监督和制约，这是“官本位”思想产生的心理基础。相对而言，河南，尤其是一些落后的边远山区，处于一种凝滞不前的状态，经济相当落后。经济落后，人们靠其他手段获得的利益远远没有为官获得的利益大，这与他们无意识中的官本位思想契合了，人们就非常崇拜当官的。在这些地区，由于缺乏健全的监督机制，也无其他的价值评判尺度，再加上人身依附的“忠孝”观和非现实的制约机制，当官的权力就很大，甚至可以无法无天，这就是“官本位”思想产生的经济酵素。河南，中原，长期处于政治中心，历朝历代的中央统治者对河南的控制都非常严。河南是一块政治实验田，所以逐鹿要在中原，任何政治运动也往往率先在河南发起，河南是政治的风向标，最高领导人的意志最能被听话的河南人领会并身体力行，所以大跃进的第一炮是在河南打响的，浮夸风最厉害的也是河南，河南在政治运动中总是能领天下风气之先。而政治、官场、权力斗争是最能表现恶魔性的地方，因为它们最需要当事人的恶魔性，因为在这些场合，人就是攻击目标本身。
河南的父母对儿女最大的期望大概就是希望他们有朝一日能当上官，而儿女最有出息的就是当个官，让父母扬眉吐气，那是最能告慰父母的，比什么都强，其他诸如钱物反倒是身外之物，也不知道该怎么用，都无所谓，关键是要当个官，被人羡慕，被人仰视，被人尊敬，人活着不就是图这个吗？当官，既解决了物与性这些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又解决了尊严和自我价值实现这样的人类高级需求，既满足了个人利益，又合乎社会理想，既实现了忠，又实现了孝。于是，河南人的目标似乎就剩下一个了，那就是当官。以至于产生了异化，为了当官而当官，为了权力而权力。于是常常发生为了权力而不惜烧钱伤身，甚至丢掉性命，为了权力不惜损害个人利益和他人利益。本来权力是为其他目的服务的，可是异化的结果有可能是损害了其他目的也在所不惜，就为了权力而权力，权力成了最高的唯一的目标。
所以，无论是为个人考虑，还是为家人考虑，还是为社会考虑，河南人都得为权力而活着，不管你本人愿意还是不愿意。阎连科的《情感狱》就是这样一种情况的真实反映。因此，河南作家无论如何都摆脱不了权欲的折磨。权力本身其实在河南文化中就扮演着一个恶魔的形象。人们恐惧它，但是又崇拜它，逃避而不可能，因为到处都是它的身影，投奔它，就往往意味着出卖灵魂，伤害他人，意味着人性的恶魔化。无论是小说中的“连科”，还是现实生活中的阎连科，我们都能看到这种辛酸和无奈，这种痛苦和压抑，他们也在反抗，但是恶魔的力量太强大了，以至于连反抗本身也是要以自身的恶魔化作为代价的。无论如何，权力是永远的胜利者，因为这个社会，因为人性中的欲望。于是，恶魔性权欲理所当然地成了阎连科小说中最重要的恶魔性类型。
是什么造就了阎连科小说中的恶魔性，是阎连科的恶魔性；又是什么逼出了阎连科的恶魔性，是环境，是社会，是文化，是历史和现实。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董 颖（1978- ），新乡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
①② 阎连科、梁鸿：《巫婆的红筷子》，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2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