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杰 崔文苑
关键词：鲁迅小说 身体疾病 政治隐喻 映射关系 “立人”
摘 要：20世纪初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疾病书写与中华民族集体性的社会病态建立起某种隐喻性的映射关系。疾病在鲁迅小说文本中不仅是一种现实的身体病症，而且通过某种特殊的话语指涉与价值位移，在小说建构中生成了超越身体意义的审美维度。它通过艺术性的隐喻手法来反映社会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的病态，由之上升到对整个民族国家在时代变迁语境下的深入反思与批判。
一、文学的疗效功能与疾病的政治隐喻
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在某种意义上就来源于“疗救”社会疾病的主观意识。鲁迅曾表达过类似的意见，“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①他曾用“进化中的病态”②一词来概括中国大地上形形色色的文化常态。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无不充斥着明显的精神痼疾，中国民众更是作为病入膏肓的社会群体，毫无意识地沉睡在华夏大地上。针对整个民族的疾病症状，许多先觉的有识之士着眼于借助思想启蒙来达到救治民众的兴国目标。“病”成为整个民族精神状态的隐喻,疗病也被引申为对民族精神的救治,是“启蒙”的一个比喻说法③。“‘疾病作为隐喻日益弥漫在中国知识精英的话语表达之中,并转化为一种文化实践行为”④。从新文学产生的社会语境来看，文学作为治疗社会病症的工具，其作用在于起死回生，希望借助文学达到救治社会人生，进而完成思想启蒙，强国保种的社会任务。正是在此基础之上，鲁迅将文艺看作是疗救国民精神劣根性的有效工具，在文学的艺术性之外参与了大量社会性的话语言说。在鲁迅的小说中，我们既可以感受到文学作为艺术的巨大魅力，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社会的深层病态结构。“正因为‘疾病的隐喻中暗藏着复杂的意识形态，所以超越病理学的文学阐释和广义的精神治疗（“引起疗救的注意”），很自然地上升为鲁迅对自己的文学的一种期待。”⑤
身体疾病在鲁迅小说中普遍存在，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狂人日记》、《药》、《明天》、《孤独者》、《弟兄》等文中的身体疾病都是作为显性的情节要素组成文本的，但却有着各不相同的表现情状。这类疾病在小说中成为一种意象，它既完整地作为小说情节的内在成分，直接参与了小说艺术层面的塑造，同时又外在地承担了某种象征功能，它将小说的社会价值通过一定的接受机制传达给受众，达到思想启蒙的作用。鲁迅将考核对象从生理性的疾病转移到精神上的缺陷，从对疾病中心的过分关注转移到对疾病氛围内群体精神状态的深刻反思。然而，这一层层不断推进的关系却并不是采用相同的方式推导出来的，换句话说，小说在完全不同的故事模式下借助疾病这一中心意象承载着同样的社会性命题。“疾病的隐喻还不满足于停留在美学和道德范畴，它经常进入政治和种族范畴”⑥。也正是在此机制中，身体疾病本身成为一种政治隐喻。
二、身体疾病的政治隐喻及其映射关系
将身体作为一种形象的对应物与政治联系起来并不是现代社会机制下产生的思维逻辑，而是人类社会由来已久的普遍认知方式。是人类社会形成之日就已生成的普遍逻辑。中国古代社会的伦理观中，明显地呈现出将人放置在政治伦理中心地位的特征，“人命关天”的说法实际上就将生命形态与某种政治象征物联系起来；而对“身体发肤”的权限设定也从另一个层面证明了个体身体的非自我性特征，它在显性层面上是“受之父母”的，而实际上中国社会的“家族性”特征又在更为广阔的意义上将这层权限关系延伸出来，直至国家政治领域；儒家伦理观更注重将个人身体与国家联系起来。这些形态各异的思想中有一共同的因素，就是将个体生命与国家政治关联起来。
“身”和政治紧密结合着，它是政治的工具，也是政治的目标，同时也是政治的结果。“身”在肉体论、躯体论、身份论三位一体意义上，从来就不是单纯的自然现象，而是一个人类政治现象。或者说，“革命”作为非常态的政治手段，它既是以身体（改造、消灭、新生）为目标，也以身体为工具，革命是身体政治最暴烈的手段，革命的文学家同时必然是治病救人的“医生”。⑦
虽然这种关联有的只是浅层的象征性对应，但无疑也可说明个体的生理精神状况对国家的政治形态有着某种伦理观念上的附着关系。身体的健壮可以对应地象征国家的强大，身体的羸弱则对应地呈现出国家的衰微。在鲁迅的眼中整个民族由于历史原因和政治因素的长期积淀，在当下已经形成病态的社会症候，其具体表现如旧伦理观念对现代性素质的吞噬，政治（政权）的畸形发展，知识分子对社会责任的歪曲性担当，以及鲁迅最为关注的“国民性”问题。这些属于思想类的问题大多是宏观的，其意识指向多为集体性的人。而作为文学家的鲁迅，其思考的方式必然地与此有别，他更多地将自身设定于最下层的民众中间，通过对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与自身的体验，将某种焦虑感传达出来。在一定意义上说，在鲁迅的文学文本中呈现出来的问题，首先必然是属于“个体的人”的问题，它不涉及宏大的历史叙事，也极力避免直接将某种社会性的思想引入文学艺术的殿堂。我们可以看到，鲁迅的所有小说中，个体的人始终是其书写的中心，然而鲁迅作为思想启蒙者的特殊角色，以及通过文艺来疗救国民的文学观注定他必须在文学艺术的领域内“载道”！“当文学作品无法脱离社会文化语境而处于其中的时候, 肉体就会在社会文化的巨大网络中处于中心位置, 身体符号则往往成为映射社会文化的一个窗口。”⑧借对身体疾病的书写来隐喻社会性的思想主题在新文学的发生阶段具有广泛的适用性。我们不难发现，鲁迅正是通过“隐喻”的方法将艺术领域“个体的人”与思想领域“集体的人”映射性地联系起来的。
“由于‘隐——喻的内在张力，使得鲁迅观察，感知和表现世界的空间扩大了，方式也更趋于复杂化。更重要的是，它使文本的创作获得了独特的艺术‘变形的能力。”⑨
“这种隐喻性不是一种写作技巧，不是一种艺术的表现形式，而是鲁迅对整个世界的把握方式，是鲁迅一种思维方式，与艺术构思方式联系在一起，所以对他来说是具有小说本体的意义的。”⑩
那么，我们也就需要遵循这样一种思维逻辑进行推理：个体的人身上具有的种种特点也必然地映射在集体的人身上，而将集体的人放大到适当的领域就是整个民族与国家，对民族国家命题的思考又属于政治范畴，那么个体身体就与国家政治建立起映射关系。所以，呈现在鲁迅小说文本中的个体疾病必然地是一种政治隐喻，它意味着作为政治范畴的民族与国家集体性地呈现出某种病症。
鲁迅小说中某些具体的疾病症状可以直接与中华民族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症候建立起对应关系。《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与《长明灯》中的“疯子”所患的疾病为精神性的，他们最直观的表现方式就是对传统文化的否定。这类以“疯癫者”形象出现在鲁迅小说中的“个体”与中国在东西文化碰撞、传统与现代文明交锋过程中出现的先觉者“群体”相互印证，形成互文关系。《药》中华小栓所患的“痨病”及在这一疾病氛围中形成的非正常人际关系，实际上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肯定伦理道德，这一规范的实质是群体对个体生命的遗弃，这一结论不仅适合于处于疾病中心的华小栓，更适合以“药”的身份出现的革命者。这正是传统伦理的巨大力量，它显示出群体掌握话语权下个体生命的卑微。《明天》中宝儿患病致死的过程体现出各种非常态现象，作为拯救生命的中医剥夺了患者的生存权，流氓群体对弱者的卑鄙念头以及邻里之间的麻木关系等，这些都是当时中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而这些业已呈现出严重病态症状的现象却被生存于其间的人们普遍认同，这才是整个社会疾病的根柢。《弟兄》中疾病症状虽不具有某种特殊的隐喻性，但在疾病氛围之下生成的兄弟关系却也呈现出病态，这种病态关系的生成机制正是病态伦理观念以及群体性道德的宣判作用。“中国社会伦理秩序与政治秩序的高度一体化过程实际上不仅使政治伦理化，社会结构伦理化，同时也使伦理道德体系政治化、制度化、实体化。”{11}
三、“立人”思想与疾病政治隐喻的内在关联
鲁迅小说文本中涉及到的疾病，本质上来源于现实的社会氛围，这种社会性的非常态氛围却以普遍的形式存在于现实人生中。那么，对这种疾病氛围的描述，以及呈现出的某种压抑感与巨大焦虑便不是作家对小说情节的虚构，它是现实社会整体氛围的真实写照。而通过我们对小说疾病书写的论述可知，鲁迅极力描述疾病的本意并不在展现其本身的疾病症状，相反却只是将它作为一种背景，在这一背景之下反观整个社会人生、世间万象。其中，他最为关注的还是生存于天地之间的人，在这种普遍呈现病态的社会氛围中，人以何种形象、何种态度、何种地位生活，才是鲁迅真正的着眼点。
可以这样说，中国二十世纪初整个社会的集体病症的本源问题在于社会形态与意识形态的严重脱节。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在西方现代体制影响之下的巨大变化，它拒绝了东方的传统模式而走向了西方，认同西方的政权组织模式，从而也就认同了与西方社会形态相符合的一整套意识形态，而这套取自西方的伦理价值标准与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价值又是根本对立的。西方进入资产阶级时代就已形成对“人”的最高尊重，在东方的传统伦理规范中却找不到具体的实践，本质上是对“人”的压制与扼杀，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不允许有所谓的“个体”，整个社会都是以群体作为基本单位而建构的，个人在这套社会评介标准中没有适当的位置。所以，东西文明在二十世纪初最大的冲突就在于如何从没有个体观念的东方文明中开辟出西方文明中属于“人”的领地。
中国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机会，多少感情要求被压抑，被扼杀。五四运动以来，所遭受“吃人礼教”等诅咒者，是非一端，而其实要不外此……{12}
鲁迅思想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并没有完全将这一社会疾病的根源归结于民众的思想麻木与不觉醒，而是始终将“个体的人”作为关注对象，思考他们在整个社会疾病氛围内的悲剧命运。他通过对个体生存状态的细致描写揭示出疾病氛围中道德评介机制的不合理性，将其升华为一个社会性的结论，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并共同探求其解决方法。虽然鲁迅明知思想上的改革是极难的事，甚至当最初的启蒙者对改革民众思想表示绝望的时候，他依旧抱着坚定的信念“反抗绝望”，其中的原因正在于鲁迅对“个体的人”的命运的深切关注。在鲁迅的思想里，通过“立人”途径建立“人国”的梦想始终没有破灭，他一生本着文化批判与社会批判的思想武器，拒绝与任何“无特操”的知识分子结盟，并将“一个都不宽恕”的批判态度坚持到底，其根本原因在于鲁迅对“人”这一现代命题的深层关注。我们可以发现，鲁迅一生论敌无数，派别虽然各异，针对问题也各不相同，但他坚守的阵地却始终没有改变，即他始终站在民众中间，以独立的“人”的身份来迎接所有挑战，并以独立的“人”的姿态戳穿历史、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吃人”的丑恶行径。
总之，鲁迅小说中的疾病由于隐喻关系而转向对特殊语境中整个社会病症的言说。在此基础上，鲁迅小说展现出深刻的思想性，他通过疾病氛围将社会病态呈现出来，并在相当的程度上指出病根。虽然，由于鲁迅对小说艺术性的自律使得许多文本中的疾病隐喻并不直观，但通过对隐喻本身的转化机制进行分析，依旧可以得出根本性的结论。在疾病语境中，人们普遍体验到了压抑感与焦虑，于是呈现出种种反抗压抑的非常态行为，然而鲁迅提醒我们的正是思维的逆向所发现的惊人结论：疾病氛围中的伦理规范与道德评介标准与常规氛围（即正常生活秩序）中的价值标准是统一的，二者本质上就是一体。可以说，疾病氛围中的伦理界限只是常规氛围中伦理界限的量变，并未发生质变。因此，同样的压抑感与焦虑体验应当存在于所有社会领域中，只是生存其间的人们尚未体验到那种“非常态”，依旧普遍认同这一伦理规范。鲁迅小说中疾病书写的巨大价值就在于它成为整个社会氛围的隐喻。它从个体疾病转向了社会疾病，从医学领域转向了政治领域。通过这一转变，小说的思想价值升华为对病态社会生成机制的探讨，并理性地表态。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宋杰（1984- ）,西南大学文学院2007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崔文苑（1984- ），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2008级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
① 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26.
② 鲁迅.鲁迅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32.
③ 姜彩燕.疾病的隐喻与中国现代文学[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
④ 杨念群.再造“病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6.
⑤ 郜元宝.鲁迅六讲（增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89
⑥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M].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5.
⑦ 葛红兵、宋耕.身体政治[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50.
⑧ 谭光辉.晚清小说中的疾病隐喻与中国小说的现代化进程[J].中华文化论坛，2007（2）.
⑨ 郑家建.历史向自由诗意敞开：《故事新编》的诗学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48.
⑩ 钱理群.与鲁迅相遇：北大演讲录.[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218.
{11} 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65.
{12}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2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