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红
关键词：潘先生 形象 重新 阐释
摘 要：中国现代文学教材对叶圣陶《潘先生在难中》的潘先生形象分析大多沿用了茅盾先生的评价。若抛开社会学分析方法来重新审视潘先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潘先生身上有顾家、谨慎、机智、有责任心等优点。他是灾难来临时胆小、圆滑的中国知识分子典型代表。
读叶圣陶先生的小说《潘先生在难中》，一直觉得潘先生这个人不可爱。这主要是受了一些旧有的评论和几种权威教材的影响。关于如何评价潘先生，我认为是值得重新思考的问题。
一、传统评价举例
翻开几本最具权威性的中国现代文学教材，发现对叶圣陶的《潘先生在难中》潘先生的评价惊人地相似，无非文句上做一些调整而已。例如：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这样写道：潘先生是“自私、疑惧、投机、苟安、卑琐，具有多侧面而又统一的小市民性格典型”①；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是这样评价的：“潘先生是一个带有浓厚小市民气味的卑琐形象，他的苟安侥幸的心理和表里不一的性格被刻画得淋漓尽致。”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小说“通过潘先生精于算计、琐屑庸俗、苟且偷生行为与心理的精彩描绘，活画出这类小市民知识分子卑琐自私、缺乏正义感和道德意识的委琐灵魂”③。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小说将潘先生这种人物的自私、投机、苟安、卑琐的小市民性格揭露无疑。”④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专题》说：“主人公潘先生的灵魂核心是完全的利己主义，他一切蝇营狗苟的行为，皆为了身家性命的苟全。”⑤总之，以上对潘先生评价是一片批判和声讨的声音。
茅盾先生在《王鲁彦论》中是这样评价潘先生的：“现在还深深地刻在记忆上的，是那可爱的《潘先生在难中》，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没有社会意识，卑谦的利己主义，precaution，琐屑，临虚惊而失色，暂苟安而又喜等等心理描写得很透彻。”⑥这应该是最早的有关潘先生的权威评价，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茅盾评论中的precaution应该是指潘先生逃难时的“谨慎、小心、预防、警惕”，这种概括有一定道理。本文开头部分列举的几种评价，可谓是茅盾对潘先生评价的翻版，其中“利己”与“苟安”可以说是直接套用了茅盾的评语。然而令人惊奇的是几乎每一本教材都认为潘先生是“卑琐”的。查《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可以看到，“卑琐”一词指的是“卑劣猥琐”，这与茅盾所说的“卑谦”与“琐屑”的解释是有出入的。那么哪一种解释更准确呢？小说写潘先生逃难过程中的种种行为，尽管有庸俗琐屑的一面，然而绝不至于卑劣。因此我认为几本教材对潘先生“卑琐”一词用得不够准确。相比较而言，我认为茅盾的评价更为贴切。那么茅盾为什么对潘先生有那么多批评呢？这和他生活的时代不无关系。
茅盾评价的时代背景：叶圣陶的《潘先生在难中》创作于1924年，茅盾的《王鲁彦论》发表于1928年《小说月报》19卷1号。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内忧外患、阶级矛盾激化。当中华民族面临着灾难之际，国民历史使命感与责任感就尤为重要。只有舍小家，顾大家才能够挽救我们民族危亡的命运。而《潘先生在难中》就是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创作的。小说以1924年江浙战乱为背景，以冷静客观的现实主义笔调，以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描写了潘先生举家逃难的情景，表现了潘先生在逃难时的语言、行为和心理活动。小说以“逃难”为线索和主题，为我们展示了一位小学校长在灾难来临时所作所为。他在灾难来临了即仓皇而逃，这种“逃难”有隐喻的深层含义，不仅指潘先生的逃难本身，更指涉了在风云变幻的时代回避风险、逃避斗争的行为。茅盾对于这些抛却了“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忧患意识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历史使命感与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是持否定批判态度的。在内忧外患的中国，潘先生表现出的怯懦、软弱性格，临危逃离的行为是不高尚的，应该受到指责。
二、对潘先生的重新阐释
8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不再用社会学的价值尺度对文学作品去做简单分析时，重新阅读叶圣陶的小说《潘先生在难中》，重新审视潘先生这个人物，发现过去对潘先生的评价不无偏颇。从人性等角度来看，叶圣陶笔下的潘先生可爱了许多。他也并非一无是处，是有许多可取之处的。
（一）求生乐观。当灾难来临之际，人本能地会产生强烈的求生的欲望，这是无可指责的。小说表现了潘先生强烈的求生欲望。小人物潘先生在家乡让里即将成为战场之时没有坐以待毙，做无谓的牺牲，而是作出积极回应，举家出逃，这种选择是无可厚非的。并且在逃难的过程中，没有像他夫人那样牢骚满腹，而是以一种乐观开朗的态度面对。小说写到潘先生一家逃到上海在旅馆住下，面对愁眉不展的潘师母，他舒快地开导说：“你想，从兵祸凶险的地方，来到这绝无其事的境界，第一件可乐。刚才你们忽然离开了我，找了半天找不见，真把我急死了；倒是阿二乖觉，他一眼便看见了你，于是我迎上来，这是第二件可乐。乐哉乐哉，陶陶酌一杯。”从这看到潘先生对于凶险逃难的乐观态度。他没有哭天喊地，没有怨天尤人，表现出一种随遇而安的超然态度。如果没有这种态度，是断然不会也不敢重返让里的。如果把潘先生逃生看做“偷安”的话，未免有点不大合适。
（二）顾全家庭。小说多处描写潘先生对家庭的照顾，堪称为模范。首先，对妻儿关爱有加。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当听说家乡让里要发生兵变时，他选择了到上海避难并毅然带上了柔弱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儿子，并没有把他们拉下，任凭他们遭受可能到来的灾难。这说明潘先生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自私者，不是一个只顾自己逃生的“跑跑先生”。第二，在逃难过程中对妻儿无微不至地关照。潘先生逃难时的狼狈相主要还是拖家带口造成的。试看他“右手提着黑漆皮包，左手牵着个七岁的孩子”，在如潮的人海中还要关照九岁的孩子以及妻子，尽管艰难，他却没有一句抱怨的话，反而不断鼓励安慰妻子，呵护孩子。第三，对妻儿的思念与担忧。小说只有一次写到潘先生流泪，那就是当与妻子和阿大走失时，潘先生担忧着急引起的：“家破人亡之感立时袭进他的心，禁不住渗出两滴眼泪来，望出去电灯人形都有点模糊了。”当他看到妻儿时：“舒畅地吐一口气”说“现在好了！”小说还多次写到思念妻儿，把妻儿的安危放在自己之上。“这几天潘先生无赖极了。最难堪的，自然是妻儿远离。”“次之便是自身的问题。”其次，潘先生的家庭责任感强。主要表现在：第一，当从上海返回让里之时，他首先跑回家看看。第二，利用红十字会会旗保护他家不受袭击和侵害。勤俭节约的品行也显露无遗，在去红房子避难时，还不忘装上几件衣服，有自己的也有孩子和妻子的。过去潘先生受到指责最多的是自私自利。依我看来，这正是潘先生最鲜活的一面。鲁迅先生说得好：“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潘先生对家庭的照顾不能表明他自私自利，正说明他是一个有家庭责任感的活生生的人。
（三）热衷事业。小说还写了作为一校之长的潘先生，在灾难来临之时为学校所做的种种努力，使我们看到他不是只顾逃难，对学校不管不顾，而是表现出了应有的一份责任心。第一，重返让里。这里的动机值得商榷。潘先生返回让里有为保住自己职位的成分，但为了自己饭碗就不顾性命的做法不太符合潘先生的处事原则。在性命难以保全之时，潘先生不会掂量不出孰轻孰重。如果说潘先生只是一个利己主义者，那么他就不会冒着生命危险重返让里。然而他却不顾妻子的劝告、让里的险情，执意一人回来，“一口气奔到自己的学校里，提起笔来就起草送给学生家属的通告。”表现出潘先生并非只是苟全性命于乱世，还是努力做着自己应尽的义务与责任。第二，为学校的安全付出努力。不可否认，潘先生加入红十字会带有欺骗的性质，是他保全性命的一种策略，表现出潘先生的圆滑和世故。但是也说明了潘先生对学校安全的担忧，否则的话，他不用绞尽脑汁，缴纳会费加入红十字会了，直接躲到红房子保命就行了。他的举动表明他是不愿舍弃学校而只顾小家的。他能把学校的利益放在心上，表现了他对自己事业的热衷和一定程度的责任心。潘先生能够对事业和家庭承担风险的行为表明，他还不是一个完全的利己主义者。
（四）谨慎镇定。灾难来临时人人都有可能惊慌，曹操赤壁之战惨败后逃命时的“三哭三笑”，并没有影响他作为一代枭雄的形象，何况一个小小的潘先生。正如茅盾先生所说的“临虚惊而失色”。潘先生在逃难过程中是惊慌而不失措，镇定而不忙乱，表现出令人佩服的冷静。第一，火车站的一字长蛇阵的布置，可见潘先生慌乱中的机智，而且早已安排妥当，并非临时抱佛。如果不是这样，恐怕潘先生一家逃离了战乱的同时就会增添了妻离子散的痛苦。第二，临危不乱，头脑清醒。在家庭队伍被冲散时，潘先生镇定自若，守候在走失的妻儿必行之道路——车门旁边，终于找到了妻儿。第三，懂得人情世故。从叫黄包车到租住旅馆，可以看到潘先生娴熟的办事能力。而且还慷慨地多付车夫一个铜钱，对车夫的勒索并不计较。对小孩子点菜时要吃大餐的愿望能够理解，对潘师母训斥孩子不作追究，小说写道：“潘先生有点窘，却作没事的样子说，‘小孩子懂得什么。”一句话写出了潘先生的宽容大度和善解人意。第四，躲进暂时提供安全栖息之地的“红房子”避难。危难之际想到了到租界避难，作为一种权且之宜，未尝不可。可见潘先生的临危不乱。
潘先生是军阀混战时期普通知识分子的典型。他没有过高的思想境界，却尽到了自己应尽的义务和责任；他并不强悍，但却为学校及家庭付出了努力。他是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鲜活的圆形人物，不是干瘪的自私鬼。我们在批判他的利己、疑惧等灰色人生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他乐观、负责、谨慎、机智的一面。潘先生是复杂的：虽然行为琐屑但不卑劣；虽然政治麻木，但未泯灭良知；虽然胆小怯懦，但未忘记自己的职责；虽然处事圆滑、精于算计，但不损害他人；逃难时虽惊慌，但不盲动。他并非表里不一，而是真实生动的。小说通过对潘先生的塑造，揭示了上世纪20年代教育界知识分子身处困境时复杂的心理和性格特征，也反映了他们在灾难来临时胆小怕事、圆滑稳妥的人生态度和处事原则。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郭 红，文学硕士,邯郸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①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版，第51页。
② 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中国现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版，第60页。
③ 程光炜、吴晓东：《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95页。
④ 孔范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3月版，第422页。
⑤ 刘勇：《中国现代文学专题》，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5月版，第34页。
⑥ 方壁（茅盾）：《王鲁彦论》，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 第一集·文艺理论集一，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52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