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守序与越轨攀升与堕落自律与猥琐
摘 要：张爱玲在中篇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中改变以女性形象为中心的叙事模式，异乎寻常地以男性为故事情节的发散中心，集中笔力，突出地塑造了佟振保这一人物形象。他表现出诸如信守秩序但经常越轨、有意攀升却自甘堕落、外表自律而内心猥琐的性格组合。从而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张爱玲的小说并非只有“苍凉”的悲剧性风格，《红玫瑰与白玫瑰》在包蕴、内敛的笔法中透视出相当充分的社会批判力量。
在众多读者和评论家的眼中，按照常规的阅读经验和评判习惯，张爱玲总是专门塑造女性形象的小说家，在她的笔下出现了诸如白流苏、葛薇龙、曹七巧、顾曼桢等女性群像，而塑造男性形象只为女主人公作陪衬，作配角，一般不突出。但是，写于1944年6月的《红玫瑰与白玫瑰》是一个例外，作者在这部中篇小说中突出地塑造了一个男性形象，即“畸形的好人”佟振保，从两个女人的叙事视觉描述了这个人物多方面的内心矛盾冲突，诸如信守秩序但经常越轨，有意攀升却自甘堕落，外表自律而内心猥琐，等等。
一、信守秩序但经常越轨
小说首先叙述了佟振保的身世和经历：“出身寒微”，通过“正途”出洋到英国获得了工科学位，回国后“侍奉母亲”、“提拔兄弟”、善待朋友、热心工作，具备当时流行的实业救国思想。这就是佟振保的社会化角色，有人生理想、生活目标，有专注的精神，有克己的信念。然而，就是这样正途出身的社会教化让佟振保自行阉割了不顾一切、勇往直前的生命热情，自行萎缩了追求爱情的盲目性和排他性的特质，他的理智，他的冷静，使他对生活所面临的一切都要进行理性的权衡。
因为，他虽然喝过洋墨水，穿着一身洋装，在洋人的公司里做事，但是他有一颗完全的中国封建头脑，在灵魂的深处，功名利禄是他既定的生命理念。他和所有传统的中国男人一样，绝对需要社会的认同，功名利禄的观念在他身上演化成不同的生活名目，时时刻刻左右着他的生活方式。佟振保在社会和公众所嘉许的作为一个男人的“好”面前，爱情也好，婚姻也罢，凡是女人所附带的一切，哪怕是生命一时冲动的情爱，都是微不足道的。事业、名誉、地位、家庭竟至使他不会爱、不敢爱，功名至上，弃爱情如敝屣。所以他所努力堆砌的“好”在他的观念里就是畸形的。
小说接着讲述了佟振保在英国留学期间一次嫖妓和一次恋爱经历。
有一年暑假，他攒下几个钱，匀出点时间到欧洲大陆旅游了一趟，途经巴黎，就在小旅馆为自己找了一个妓女。多年以后，他总是打趣着自己：“到巴黎之前还是个童男子呢！该去凭吊一番。”他一面这样想着，心底里却一直懊恼着:“就连这样的一个女人，他在她身上花了钱，也还做不了她的主人。和她在一起的三十分钟是最羞耻的经验。”他的意思是，“嫖，不怕嫖得下流，随便，肮脏黯败”，只要保证在他那“袖珍的世界”里能够做“绝对的主人”，因为他要创造一个随身带着的“对”的世界。由此可以鉴定出来，在这个人物身上有着多么可怕的大男子主义思想，这种思想究其根源，就是中国几千年封建道统上的男权观念和意识。“佟振保”为“童贞保”的谐音，他的童贞之不保，不足以见得张爱玲通过它的反讽手法所表达的对于这个人物的厌弃与否定吗？
佟振保既然在骨子里是那样一个纵欲的人，那么他在异国他乡的初恋又当如何呢？反正不管怎么样，任何女人在他面前都要注定绝对服从于他作为主人的世界，这一点是肯定的。果不其然，那位名叫玫瑰的英国姑娘就做了他初恋的牺牲品，确切地讲是殉葬品，因为同时也是佟振保自己亲手扼杀了这一段恋情的。玫瑰是一位“比任何英国人还要英国化”的姑娘，稚气活泼、天真烂漫，处处表现出西方人的情爱观念，感情全部倾注于佟振保身上。而我们这位纯正的中国式读书人呢，却坚定地认为：“把她娶来移植在家乡的社会里，那是劳神伤财，不上算的事。”于是，佟振保行将离开英国时决定彻底放弃这段恋情，但是此时的玫瑰爱他爱得还是决定以身相许。而佟振保却坚决认为“这种事不是他做的”。后来，他经常为自己那天晚上的操行和自制力充满惊奇和赞叹，他还常常拿这件事来激励自己：“在那种情形下都管得住自己，现在就管不住了吗？”
到底有否“管住”自己，张爱玲精彩的叙述中有一个明确的证明——佟振保回国工作以后，即与房东太太王娇蕊同居，但又拒不接受王娇蕊的感情及其婚姻的请求。为逃避这段感情，就匆忙跟符合他各方面意愿的孟烟鹂结婚。但是由于跟孟烟鹂之间产生不了感情，他旋又通过经常性的宿娼行为借以释放自己的情欲。当他后来发现了孟烟鹂也在背地里偷情之后，他就变本加厉，在外面公开玩女人——终了，佟振保从自我建立，到自我倚赖，再到自我毁灭，精神秩序大乱。
由此可以看出，佟振保自我确认的“精神秩序”并不仅仅是如他所说的“管住自己”，拒绝诱惑，确保“童贞”（尽管他主观上是想这样做，只是事实不尽如他的意）。他之所谓的“精神秩序”实际上是他作为旧中国传统男人的利己主义者所要维护的一切，也就是儒家文化所派生出来的男人地位至上的社会规范。他要通过信守这样的秩序来维护他的社会化角色人格。他之所以不可能接受“英国化”的玫瑰和“西洋化”的王娇蕊就是出于这样的文化心理。所以，就佟振保的本质而言，恣情纵欲是理所当然，寻欢作乐成了生活调味，不断越轨本是人生之必然。
他为做不了法国妓女的“主人”而感到羞耻，也为最后没有占有英国玫瑰的肉体而懊恼，更为他自己当年毅然抛弃王娇蕊的爱情而痛哭流涕，就不必说他跟孟烟鹂的家庭生活了，没有感情的婚姻几乎使他心理崩溃。可见，他的矛盾、懊恼和痛苦源于他的私人化社会角色不能为他的社会化角色带来体面和尊严，源于人格趋于不断分离的精神生活。
二、有意攀升却自甘堕落
张爱玲在《红玫瑰与白玫瑰》叙述角度上对这两类人物也是分而处置的，用全知视觉叙述佟振保，而用限知视觉叙述王娇蕊和孟烟鹂。有的评论家认为小说选取了一个“男人眼中的女人”的角度①，以佟振保的视觉来展示红、白玫瑰两类女性的生活，这就是对小说采用限知视觉的合理解释。虽然，不用说张爱玲本身是一位女性，作家天然具备的是女性洞察男人的独特眼光，单就小说内容来看，即以两个女性为题目，展现的是“女人眼里的男人”，小说也有多处对于这两个女性的心理、言行进行类似于全知视觉的阐释、概括和判断。但是，这些都是围绕塑造佟振保这个人物的复杂性格进行的，两位女性性格的单一性是作家早已预设好的、作为对佟振保“分裂人格”的说明，因为在佟振保的精神生活中，女性只作为一种精神符号，不需要完整的个性人格。这也就是说，在他潜意识里，女人不是人，是可掌控的玩物或者附属品。
因为佟振保的初恋情人名叫玫瑰，所以他把以后的两个女人都比作玫瑰，玫瑰成了他心目中的女性的“精神符号”。小说开篇即点明：“振保的生命里有两个女人，他说一个是他的白玫瑰，一个是他的红玫瑰。一个是圣洁的妻，一个是热烈的情妇。”他既向往圣洁的妻，又有渴望热烈的情妇，顾此失彼，永难两全。在他展开的一次次的精神历险中，作出牺牲、受到伤害的唯有女性。
王娇蕊就是为他牺牲爱情的女性，但她毕竟还不失为一个有些洒脱、勇敢和坚强的女人，弱女子孟烟鹂就可怜得连可供牺牲的爱情都不曾拥有，就唯有牺牲她的整个精神生命了。
王娇蕊出生在新加坡的华侨家庭，长大后到英国读书。她一直受西洋文化的熏陶，连汉字也写不规整，西洋化的性格，率性、直爽，全没有东方人的矜持、诡谲，再加上她又是个聪明、美貌的女人。佟振保一见到她，便觉得是永诀的玫瑰又“借尸还魂”了，终于不敌诱惑，很快与之同居，每天享受着“无耻的快乐”。
在王娇蕊的思想里却全然不是佟振保这样的理解，她对佟振保的爱是“生平第一次”，她为他改变了以往的打扮，穿上他喜欢的规规矩矩的中国衣服,愿意做他喜欢的一切，直至向丈夫提出离婚。但她万万没有想到，佟振保听到这个消息后，如受晴天霹雳，居然大病卧床，觉得他一手造起的名声和前途会毁在这件事情上，对于王娇蕊的苦苦央求无动于衷。王娇蕊痛定思痛之后，无可奈何地离开了——正如她名字的谐音所隐含的意思，“枉自娇艳的花蕊”终于凋谢。
王娇蕊的离去或许是一种幸运的解脱，而思想单纯、能力平凡的弱女子孟烟鹂就不幸被圈进了婚姻的围城。
孟烟鹂对佟振保一无所知，她只是宿命地“指定了这一个男人是她的”，她是以丈夫为天、听凭男人做主人的女人，从理论上讲应该是符合佟振保的秩序要求的。但是，佟振保对于孟烟鹂“有许多不可告人的不满的地方”，婚后不久就开始在外面宿娼，在家中经常当着仆人的面对妻子大加“呵责纠正”，时间一久，孟烟鹂抑郁成疾，终于得了便秘症。在寂寞的、令人窒息的家庭生活中，她的生存空间被挤压得只剩下浴室，能支配的只有自己的身体，挟便秘以自重，把无聊当有趣，这种可怕的空虚源自丈夫对她精神生命的幽闭和戕害。“孟烟鹂”，正如张爱玲借她的名字的谐音所寄予的意思一样，她只有在“梦”中方可求得“艳丽”的人生，现实是很残酷的。当她终于不堪浴室的缺氧而红杏出墙，这种幽闭和戕害便更加疯狂，佟振保“只差把妓女往家里带”，他在家里砸东西，心情沮丧得要发疯，“砸不掉他自造的家，他的妻，他的女儿，至少他可以砸碎他自己”。
在中国传统文化讲求男人“治家齐国平天下”，视“家”与“国”为同构一体。家庭不仅是女性生活的中心场所，而且是中国社会生活的基础。这就要求男性不能把家庭当做私人欲望的领地，而要把家庭当做集中体现公众道德标准的地方。佟振保意识不到自己对身边女性的巨大伤害，客观上是在精神的根基上瓦解自己苦心经营的社会形象。
佟振保葬送了自己的爱情，又糟蹋了自己的婚姻，但他对于自己的社会身份，甚至社会理想，并不见得有一丝漫不经心——他还有一番实业救国的思想，也并不缺少社会同情心，他只是在对待妇女的观念上落在旧传统的老巢中，这种落后的观念总是导致他跟身边的女人对立起来，使自己得不到来自爱情、婚姻的精神支撑，因而他的整个大厦也搭建不起来，他只有失败。
三、外表自律而内心猥琐
张爱玲总结自己的创作手法时说：“我写作的题材便是这么一个时代，我以为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是比较适宜的。我用这手法描写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下来的记忆。”②“参差的对照”是张爱玲对自己惯用的创作手法的一种解释，这个术语显然不是指决然的对比手法，而是冠以“参差”，意味着某种错置的、不均衡的表现样式。张爱玲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为表现佟振保与自律的外表相对照的、十分猥琐的心理状态，多处使用这种手法。
佟振保第一次与王娇蕊相见是在浴室门口。他眼前的女人是，“一件条纹布浴衣，不曾系带，松松合在身上，从那淡墨条子上可以约略猜出身体的轮廓，一条一条，一寸寸都是活的”。于是他感叹，“世人只说宽袍大袖的古装不宜于曲线美”，“这话是然而不然”。这时的佟振保已经开始心旌摇荡，一面赶紧为自己寻找自我克制的倚靠，一面又拼命为自己寻找自我放纵的借口。
又如，当他偶然窥见了孟烟鹂与裁缝的私情，当时有一种极其明显又说不清道不明的尴尬袭上心头，而他从英国学成归来的绅士风度没有能够让他大发雷霆，鉴于他经常作奸犯科的品行也没有勇气撕破“这一对没有经验的奸夫淫妇”的脸面，他只是在心里恨恨地想：“我待她不错呀！我不爱她，可是我没有什么对不起她的地方。”猥琐、郁闷的心理折磨着他，他不明白逼妻成鬼是他的责任，他发了疯似的，不再拿钱回来养家，回到家中就知道砸东西，他只想到砸不掉自造的家、妻子、女儿，无法了结妻子带给他的羞辱。
张爱玲认为佟振保的这种猥琐心理是有一定代表性的，它代表了中国封建礼教的虚伪、伪善，代表了男权社会中男性思想普遍的污浊，为此，她在这篇小说中有一段精辟的嘲讽：
不论中外的“礼教之大防”，本来也是为女人打算的，使美貌的女人更难到手，更值钱，对于不好看的女人也是一种保护，不至于到处面对着失败。
佟振保的外表自律与内心猥琐恰恰显见爱的能力和责任的能力的缺失。欲、情和理三者本来是浑然一体，难定界线的，小说的精彩莫过于把欲描述为佟振保所狎之妓女，把情描述为佟振保所遇之情人（玫瑰与王娇蕊），把理描述为佟振保所娶之妻子（孟烟鹂），从而展示了这个人物不能把欲、情和理三者和谐地统一在一位女性身上的矛盾、痛苦。
对于这种欲、情和理相互分离而产生的猥琐心理，鲁迅先生曾有一段声明：“我并不是说，——如他们攻击者所意想的，——人类的性交也应如别种动物，随便举行；或如无耻流氓，专做些下流举动，自鸣得意。是说，此后觉醒的人，应该先洗尽了东方固有的不净思想，再纯洁明白一些，了解夫妇是伴侣，是共同劳动者，又是新生命创造者的意义。”③这就是说，感性的欲望本来并非不净，但要是不合乎情感与理性的生命目的，就一定会陷入虚伪，也就会摧残人性。所以鲁迅进一步揭示这种心理：“为社会所逼迫，表面上固不能不装作纯洁，但内心却终于逃不掉本能之力的牵制；不自主地蠢动着缺憾之感的。”④这对佟振保的猥琐心理是不幸而言中。
小说的最后，写佟振保有一晚回到家中，在卧室里发泄似的砸东西，吓得孟烟鹂不敢进卧室，但是结尾只一句“第二天起床，振保改过自新，又变了个好人”。他也有头脑清醒、良心发现的时候，像这一次一样，还不缺乏反省的深刻力量。但是再一次“改过自新”后“变”出的“好人”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他会爱上妻子孟烟鹂吗？读者们一定认为不可能。那么他会离婚吗？读者们或许有一些怀疑。如果离婚了，他还会找到如玫瑰或者王娇蕊一般的爱情并与之结合吗？这些都是没有根据的想象。事实上，读者们对于张爱玲笔下的佟振保已经彻底了解了——他虽然不跟鲁迅小说《祝福》中的鲁四老爷接受过同样的教育、处于同样的时代，但是他们血液里那种封建道统文化的基因是一样的，戕害女性的行为实质也是一样的。
在塑造人物的手法上，鲁迅用的是“直笔”，以典型的思想家和启蒙主义作家的风范，展示世人以文学为批判旧文化改造国民性的利器。“张爱玲却是一个纯粹的文学家，更带有自由主义作家的气息”⑤，她的创作运用的是“曲笔”。鲁迅比较专注于人物性格所导致的行为表现和行为结果，显示出立竿见影的投枪匕首一样的战斗锋芒。而张爱玲长于深入人物的精神世界，以天才的领悟力洞察人物性格的各种心理元素，以“情欲”论及一个落寞时代弱国子民作茧自缚、自造心狱的精神自缢。她于作品中挥洒出来绝世才华虽不见刚性的刀刃刀背，但她使文学从政治来到人间，从艺术技巧的层面辐射出更为丰厚、隽永的阴柔魅力。她跟鲁迅一样，亦是描绘人性弱点、挖掘国民劣根的圣手。就具体的《红玫瑰与白玫瑰》而言，张爱玲就是想通过佟振保这个人物来表达她的社会批判：人格缺损、精神残障的男人是不可能引领女性人生、创造社会规范的！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吴国富，硕士，浙江广播电视大学淳安学院教师进修学院高级讲师。
① 胡婷婷：《张爱玲的世界》，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第88页。
②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选自金宏达、于青主编《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174页。
③ 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10月第1版，第131页。
④ 鲁迅：《寡妇主义》，《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10月第1版，第264页。
⑤ 玲真：《海内外张爱玲研究述评》，《明报月刊》1995年10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