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坤
关键词：“去势” “阉割” 张爱玲 男性
摘 要：张爱玲的小说世界中，男人主要有吃祖宗遗产、沉溺于“醇酒妇人和鸦片”中的遗老遗少和新旧兼杂、玩世不恭、浮华放浪的现代男性两种类型，他们的形象备受作者贬抑和嘲弄，他们要么肢体残缺、要么精神残障，文本形成了对他们的“去势”与“阉割”的书写，男性的这种生活态度正是张爱玲遁世心态在文本中的含蓄表达。
在传统的宗法体制里，“丈夫”一词的意义一向拥有高度的权威性。《说文解字》中记载：“夫，丈夫也。”注文中解释说：“从一大则为天，从大一则为夫。于此见人与天同也。”在中国宗法伦理纲常中，已经把男性（丈夫）的概念在传统的思想框架下推向了中心，创造了主体权威的至高无上。在张爱玲的小说中，男性的权威性与主体性却不断地受到质疑和嘲讽，男性大体上被解读为备受恣意贬抑和无情嘲弄的群像，如同“历史的地表之下，一片扁平、鲜艳而了无生机的图样”，“被遗忘在解放了的巴士底狱的地牢中的死囚”。
张爱玲描写了一个女人“心里的天，迟迟地黑了下去”的整个坍塌倒掉的男性世界，他们要么肢体残缺、要么精神残障，凸现了他们是猥琐无能、狂嫖滥赌、挥霍家产、坐吃山空、对子女没有责任心的畸形群体，逃避严酷的现实,沉溺在渺茫的空想中,借以摆脱心理上的苦闷和烦恼。本文拟就张爱玲塑造的两类男性形象进行分析，探讨她对男性“去势”与“阉割”的书写所折射出的遁世心态。
一、张爱玲文本中对两类男性的书写
（一）吃祖宗遗产、沉溺于“醇酒妇人和鸦片”中的遗老遗少
从男性文化群体的角度审视，男性应拥有健康的体魄、坚强的意志、宏伟的事业等等，应该承担起社会、家庭的责任。可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因肢体残缺和精神残障而竭力逃避这些责任，父权体制在她的作品中被彻底解构。
如在《金锁记》中，出生在曾经簪缨望族之家、如今家道败落、全靠祖宗的遗产苟延残喘的姜二爷，天生就有一个残废畸形没有生命的肉体，长年卧床不起，“坐起来，脊梁骨直溜下去，看上去还没有我那三岁的孩子高”，“那样儿，还成个人吗？还能拿他当人看？”他徒然只是丈夫与父亲的象征符号。这类肢体残缺的男性形象还有《怨女》中的姚二爷，《茉莉香片》中的聂传庆等，作者借人物之口直接藐视男性的躯体，进而嘲弄了传统男性形象的权威。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是父亲、丈夫、儿子，但绝对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男人，只是一个称谓、一个符号、一具躯壳而已。
如果说姜二爷之类的男性是因为身体残缺而不能承担社会角色的话，那么，文本中那些有着英俊外表、健康身体却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的男人，则可视作为了逃避社会责任而变得“精神残障”的类型，张爱玲让他们在精神上彻底成为“去势男人”，在完整人格上对他们进行“阉割”。
如姜季泽整日沉溺在声色犬马中，过着靠变卖祖宗家产过活的荒唐日子，受嫂子牺牲自己一生幸福换来的金钱诱惑，他不惜假借“爱情”名义前往诱骗。作者把姜季泽的所作所为与其外表进行了强烈对比，把他丑恶虚伪的内心世界暴露无遗。还有《创世纪》中败光了自己遗产后靠妻子的陪嫁过日子的匡霆谷；《十八春》中玩妓女、娶姨太太却充当旧道德判官的遗老沈啸桐；《小艾》中蓄娼养小、骗太太钱财、做无耻汉奸的席五爷等等。张爱玲嘲讽他们的荒唐、淫奢、卑鄙，俨然是丧失人性、没有人格的一群“去势”与“阉割”男人。
（二）新旧兼杂、玩世不恭、浮华放浪的现代男性
这一类男性大都留过洋或受过高等教育，有的还从事着上等体面的工作，但洋装掩盖下的依然是陈旧肮脏的灵魂，颓废生活方式下隐含着的仍然是生命的脆弱与精神的恐慌。
如《倾城之恋》中的范柳原是富商一场不负责任的海外之恋的孽根，受到了西洋文明的熏陶和教化，父亲去世后回国继承一大笔遗产，作为洋场社会的花花公子和风月高手出现，却憧憬着“生死契阔”的中国古典爱情理想。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中，他成为一个迷失在中西文化空白带的边缘人，人格不断裂变。《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佟振保是喝过洋墨水的“中国现代人物”，既深受传统伦理道德的影响，又崇尚西方生活方式，他的双重人格在社会规范的“好人”与人性本真的“真人”之间彼此消长地相互格斗，一方面他想亦步亦趋按照社会规范有滋有味做着“好人”，另一方面灵魂深处却受着煎熬——渴望肉欲的刺激和人性的放纵，既想得到“热烈的情妇”（红玫瑰）又想拥有“圣洁的妻子”（白玫瑰）。这个在中国农村长大、留学西洋、回到上海闯天下，“决心要创造一个‘对的世界”的有志者，却忘记了“对”的标准，只好在外来文化象征的红玫瑰和传统文化象征的白玫瑰之间彷徨，撕裂在这“真人”与“好人”的两难世界中。
这类男性形象还有《沉香屑——第二炉香》中的罗杰；《留情》中的米晶尧；《鸿鸾禧》中的娄嚣伯；《心经》中的许峰仪；《封锁》中的吕宗桢……他们肉体生命还旺盛，但精神生命早已被腐蚀，在情感与理智的矛盾中挣扎，充分显示了人性的弱点与精神的孤寂和荒凉。
二、张爱玲文本对男性书写所折射出的遁世心态
张爱玲笔下的两类男性形象，要么没有强健的体魄，要么没有健全的人格，父权文化之下的腐败荒唐和生活恶习都集中在他们身上，他们不再是历史的创造者、阐释者，家庭的供养者和社会的中坚，在家庭、社会中的地位已经从中心走向边缘甚至消失。
张爱玲以她特有的敏锐和深刻对男性主体进行了解构自审，描写了特殊历史环境下男性的生存状态：躁动、精神匮乏和意识焦虑，从而把他们作为“人”的自私、贪婪、卑鄙与虚伪剖析出来。男性已处于边缘地位或成为被挤出社会的“多余人”，由于主体性、权威性的丧失，就无法也不愿承担社会和家庭的责任，张爱玲笔下塑造的这些“去势”与“阉割”男性的生存状态正是作者遁世心态的含蓄表达。
张爱玲文本的遁世心态是独特的思想上的遁世，其主观上有入世的愿望，只是当面对严酷的现实社会时，则逃避现实，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张爱玲的人生态度是现实的，带有个人主义功利性。她有突出的个体意识，以自身为中心，“贵己”、“为我”。认为人生的“生趣”不在斗争中，不在时代大潮中，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上，也不追求思想上的崇高。国难当头时，作家们感时忧国，纷纷跻身抗日行列，张爱玲却独处公寓，冷眼旁观着这一切，她的作品中没有体现民族国家存亡的主题。她曾说过：“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
其次，张爱玲冷漠、自私，决定她在创作中表现出隐遁和疏离的心态。1943年香港休战后张爱玲曾做过临时看护，伤兵的痛苦呻吟叫她发怒，伤兵的死亡叫她欢欣鼓舞，并能躲进厨房有滋有味地品尝用椰子油烘烤的小面包，“我们这些自私的人若无其事的活下去了”，“能够不理会的，我们一概不理会”。张爱玲的性格特征决定着她的创作心态。
第三，张爱玲主观上有过入世的愿望。1949年全国解放，她曾试图去顺应当时的政治洪流，结合时代风云创作了《十八春》和《小艾》，可两部作品的结尾都是失败的，这是她本质上对政治生活疏离的必然结果。1952年张爱玲在香港期间，接受美国驻香港新闻处的一份工作，创作《秧歌》和《赤地之恋》，试图去迎合新的生活环境，结果仍然事与愿违。她主观上想入世的愿望客观上并未实现，依旧选择孤独的避世生活。
张爱玲主观意识和生活中的复杂“遁世”表现，在其塑造诸多男性时不可避免地流露出来，而这种心态又透视出一种悲剧意识。
三、张爱玲文本中遁世心态透视出的悲剧意识
张爱玲的这种遁世心态在创作中表现为对男性“去势”与“阉割”悲凉无奈的书写。与之相比，鲁迅面对悲凉，主动选择盗火者的形象，在绝望中反抗，渴望用自己的苦痛换来人世的光明，留下的是“肩起黑暗的闸门”的反抗姿态；而张爱玲描写那些“去势”男人意在颠覆男性的霸权，凸显出他们不敢“直面人生”，不敢以“真”来面对生活，更没有改变现存不合理生活和社会制度、创造美好明天的勇气。张爱玲的悲凉是看清世事却在人海中穿越而过，冷眼看世人的表演，一路走，一路放弃，自立于边缘。鲁迅是为民众在呐喊，张爱玲是为个人在私语；鲁迅是为民族的忧患在挣扎，是对“大我”的执著追求，张爱玲书写的是人性的自私，是对“小我”的独特关注。
在张爱玲小说中关于男性形象的塑造上，没有刀光剑影，却有一种杀人不见血的恐惧。她的悲剧意识不必借助传统的激烈冲突的形式构架来运作，就已经具有了一切悲剧所必然具有的实质。张爱玲用这种悲剧意识去观照她文本中的每一个男性人物，让每一个个体面对无边的旷野，体尝着人生的虚无和存在的荒诞，每一个男性人物不知不觉地走向了悲剧境地，最终的结局或是肉体的毁灭或是精神的灭亡。
张爱玲之所以不厌其烦且又如此冷酷无情地诉说着男性的丑恶、肮脏、无能、猥琐，是因为她认为生活本来如此。罗宾汉认为一个作家面对人性的丑恶和人类生存状况的卑污，绝不与这种现状妥协，而是永远对这种现状发出怪鸱般恶毒的诅咒。张爱玲无疑是逃避了作为一个作家应尽的社会责任，以一个“局外人”的姿态，站在一旁冷冷地、反复地提醒人们：男性的主体性和权威性已轰然倒塌，这正是张爱玲遁世心态在其文本中的表现。
张爱玲作品中流露出的浓厚的悲剧意识，是她在逃避历史赋予的责任，是她对病态社会、残缺生活的随顺和认同，是她对男性的不负责任缺乏质疑，因而她作品的主题永远指向悲观。
（责任编辑：赵红玉）
基金项目：本文系吉林省教育厅“十一五”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张爱玲文本中悲剧意识渗透出的遁世心态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吉教科文合字［2007］第340号）
作者简介：陈 坤（1967- ），白城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学报编辑部编辑，吉林大学文学硕士，主要从事外国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的比较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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