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父亲刘双恩

刘功宜

刘双恩

我四岁的时候住在厦门;五岁住在香港，在那里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六岁来到北京，进了寄宿制的中直育英小学。“中直”是“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的简称，这所小学当时只接收中央机关干部的子女，包括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的后代，例如刘少奇的女儿、陆定一的女儿、谭震林的儿子就与我同班。

我的父母留在香港，我和哥哥姐姐在北京“无家可归”，每到周末和寒暑假，只能可怜巴巴地和老师、阿姨在一起。父母在香港，自己有资本家出身的嫌疑，哪里有资格上这所学校？我为此感到十分自卑。

那时，在学校中有一条广为流传的消息，说国民党政府招商局有一艘轮船起义。这条消息总是和我的父亲刘双恩联系在一起，我也搞不清他是起义领导者还是起义的船长。

1949 年作者劉功宜与母亲合影

1954年以后，父母搬来北京定居，把家安在东四北大街汪家胡同12号的一个大四合院里，院子的大门外悬挂着“中国海外运输公司”的招牌。东边隔壁是海军军乐团，天天传来铜管乐曲声。父亲像是总有忙不完的工作，从不和我们讲自己的过去和工作上的事。

上初中以后，我的求知欲和好奇心大增，懂的事也渐渐多起来。有一天，我问父亲：“记得在厦门的时候，家里曾经举办过一次盛大的宴会，宾客如云。酒席半途，你因饮酒过量呕吐不止，被众人搀扶回卧室休息。是不是有这回事？”父亲突然来了兴致，说道：“确有其事。不过醉酒是假，演戏是真，完全是我精心导演的一出戏。我当时的身份是厦门港领港，跻身上流社会。而我在党内的职务是地下党工委书记，咱家的豪华别墅就是联络站。为了掩护身份，我特意举办了这场盛宴，请来厦门市的头面人物——市长、议长、驻军司令、警察局长、商会会长……悉数请来，而且大开门窗，让街坊邻居和警察特务都看到，晓得这家人的背景深不可测，不可冒犯。我的酒量大得很，故意装醉，叫警察局长扶我回房间。还让客人们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随意走动，表明家里没有见不得人的秘密。”

既然在厦门过得好好的，为什么后来要搬到香港去呢？这就引来了更多的故事。

1954 年刘双恩全家于北京合影

解放战争爆发后，革命形势发展得很快，建立新中国被提上日程。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当时，大多数民主党派领袖滞留在香港，只有海轮才能把他们安全送到东北解放区。党中央把建立船队的任务交给中央办公厅直属的秘密地下企业华润公司，同时通知各地方党组织选送航海人才。正在人才选拔工作进展缓慢之际，上海地下党海关总署支部奉命撤退到香港，经王兆勋同志推荐，父亲转入华润公司党组织。他做梦也想不到，天降大任，自己竟然从厦门来到党中央直属机构参与建国大业！

父亲本就是海员出身，这份工作对他来说可以算是如鱼得水。他倾注全部热情和智慧投入创建海运公司的战斗。他首先申请购买了一艘希腊二手船，并对其加以改造。购置费是在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协调部署下，由华东局财经委员会书记曾山安排拨付的。接下来，父亲赴内地招兵买马。由于曾经担任集美高级水产航海学校航海教官，培养过许多进步青年，在他的号召下，先后有34名集美高水师生进入公司并成为骨干。这其中，有16名中共地下党员：刘松志（崇基）、刘辛南、陈嘉禧、许新识、周秉鈇、白开新、林忠敬、白平民、白山愚、白文爽、白金泉、黄国昌、周清东（士栋）、陈双士（湘陶）、张祥霖、陈源琛。还有18名非党人士：林盛、林维全、陈舜航、许祖琛、林玉泉、李德意、高清渊、庄志金、陈斯堂、苏恢源、庄绍锦、许新芳、杨元道、苏汀水、邓竟鸿、林为琪、肖炳章、李嘉寅，他们中许多人后来也加入了共产党。

1947 年刘双恩任集美高级水产航海学校航海教官。图为刘双恩（后排中未戴帽者）与学员们在一起野餐

1948年10月，华夏企业有限公司成立。1949年4月28日，该公司下属的“东方”号海轮开始第一次航行，父亲任船长。在旧中国，高级船员生活优越，普遍没有革命意愿，父亲和刘松志是仅有的两名持证共产党员船长。后来，爱国侨领陈嘉庚在大连登上“东方”轮，看到那么多党员和船员都出自他亲手创办的集美高级水产航海学校，也十分意外和自豪。

华润公司先后20余批次，将成百上千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分批护送到北方解放区，为新政协和开国大典的如期举行作出了重大贡献。该公司还为前线战斗和后方建设运送了大量物资。淮海战役的支前物资中，有许多是华润公司从海外采购和运送来的。此外，华润公司下属的华夏公司解放思想，大胆聘用党外专家主持国际租船业务。父亲和同事们虚心向专家学习，不断成长壮大，培养出一大批专业人才;华夏公司也迅速打入国际航运市场，成为新中国外贸运输事业的开拓者之一。

香港华润公司是党中央直属的地下企业，父亲是党中央直属机关的在编干部——这就是我们兄弟姐妹被送进中直育英小学的缘由。原来我们出身红色资本家！“眼蒙心底明，足跛步履坚”

提起自己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的，父亲不无自豪地说，他没有领路人，而是自己在黑暗中摸索、寻觅，最终认定共产主义并立志为之奋斗终生。

父亲1909年10月10日出生于福建泉州百源村，1927年从集美高级水产航海学校毕业。从学生时代起，他就怀着救国图强的愿望，读遍图书馆里的进步杂志，寻找心目中的真理。在营口港，他目睹侵略者割断抗日志士的脖颈，并将其捆绑在广场上暴晒，直到血液流尽死去。这一场景让他内心充满愤怒。在治疗眼病和足疾后拍摄的照片背面，他写下了“眼蒙心底明，足跛步履坚”的语句，鼓励自己坚定前行。

山河破碎、黎庶涂炭，无数事实证明，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有朋友托父亲把一部无线电台转交给抗日联军，他冒着生命危险完成了任务。可惜事后与朋友失去联系，痛失加入党组织的机会。每到一个地方，他都会一边开办读书班，介绍进步书刊，引导有为青年，一边寻找党的关系。抗战胜利后，他回母校集美高水任教，即便工资比当船长低十倍，他也心甘情愿。

1949 年刘双恩任“东方”轮船长

经过15年苦苦追寻，1946年12月，在开明人士郑公盾帮助下，经集美高水党员许新识、洪遂明介绍，父亲终于如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3月，他转任厦门港领港。10月，担任中共（闽中）厦门工委书记、中共泉州中心县委监察委员。工委机关就隐藏在家里。领港工作薪资丰厚，但大部分收入都被他用来为游击队购买粮食、武器和西药。他还经常举办家宴和社交沙龙，既掩护了工委机关，又建立了上层关系。利用这些关系，他为许多党员搞来国民身份证，帮助其安全转移。

父亲不仅航海技术精湛，而且交际手段娴熟。打桥牌、下象棋、喝酒、跳舞、插科打诨，他都游刃有余。他说服开诊所的四弟为游击队员疗伤看病，从上海仁和助产士学校毕业的妻子俞琼惠则帮助护理。他虽然跻身上流社会，却平等待人、乐善好施，还经常无偿献血，留下很好的口碑。

“海辽”轮船长方枕流

1959年国庆节前，家里来了一位面庞消瘦、精明强干的中年人。母亲介绍说，他就是起义的“海辽”号轮船船长方枕流，时任广州远洋运输公司经理，来北京出席国庆十周年典礼。他可是我久仰的英雄！在其驻留北京的几天里，我几乎天天与他相伴，了解了起义的许多内情。

方枕流船长1916年出生于无锡一个清贫的工人家庭。他靠刻苦用功考入海关总署税务专科学校海事班，1938年以第三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在重庆海关工作期间，他多次著文批评高级关员贪污腐败、花天酒地、以权谋私，引起我父亲刘双恩的注意。此后，父亲便努力多与他接近。

抗战胜利后，父亲与方枕流等人联名上书，坚决反对请洋人重回海关任职。由于意见没有被接納，他们愤然辞去职务。方枕流几经周折，调任招商局“海辽”轮船长，在厦门与担任领港的父亲久别重逢。二人重续旧谊，每天在船上彻夜长谈，一起收听新华广播电台。父亲引导方枕流走上革命道路，鼓励他争取在“海辽”轮上第一个升起新中国的旗帜，而这也成了方枕流的奋斗目标。此后他也办起了读书班，从中物色和团结积极分子。

1949年5月19日，“海辽”轮被迫撤离上海。此前一天，方枕流收到我父亲的电报：“随船离沪，待机而动。”“海辽”轮船员们背井离乡，辗转去过基隆、黄埔、榆林等地，离家越来越远，受尽军队欺侮，思乡之情愈重。眼看全国即将解放，方枕流冒着违抗军令的危险闯入香港，准备孤注一掷，寻机起义。在我父亲的鼓励下，他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华润公司总经理杨琳〔原名秦邦礼，系博古（秦邦宪）之胞弟〕代表党组织宴请他，给了他巨大的鼓舞。

终于，方枕流等来了空放去汕头接兵的军差，不但可以合法离港，而且加满了油料和淡水。鉴于“重庆”号巡洋舰起义后被国民党军飞机炸沉，对于“海辽”轮而言，唯一安全的港口是苏联军队驻守的大连港。杨琳立即向中央办公厅报告，提前与在大连的苏军联络，允许起义船只进入。父亲向方枕流交代了大连方面的联络暗号和电报密码，还向方枕流转达了党组织的决定，告诉他，起义是对他最大的考验，起义成功之日就是他入党之时。方枕流则把全家合影交给父亲，同时郑重提出，如果起义失败，请党组织照顾他和另两位起义领导者——大副席凤仪和报务主任马骏的家属。15年后，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勒令交代“历史问题”。每写到这里，他都难忍悲情，掩面而泣。

1949年9月19日，“海辽”轮在夜幕掩护下悄悄出发，父亲和杨琳、王兆勋发出“预祝你们成功”的手电筒信号为其送行。晚9时，轮船行驶到香港外海横栏灯塔转向点，方枕流向全体船员宣布起义。经过八天九夜的曲折历程，9月28日，“海辽”轮胜利抵达大连港，升起事先约定的国际信号旗“P.R.B”（我要进港加水）。中央办公厅驻旅大办事处代表前来迎接“海辽”轮，并通知方枕流，到达大连的那一天，他就已经成为共产党员了。旅大区党组织还将一面五星红旗交给“海辽”轮，以便在船上与开国大典同步举行升旗仪式。后来，为了不影响收听实况广播，方枕流决定将升旗时间提前三分钟，即改为10月1日14时57分。“海辽”轮由此成为第一艘升起新中国旗帜的海轮，它的图案还被印在了1955年发行的第二套人民币5分纸币上。

1949年10月23日，“海辽”轮全体起义人员向毛泽东主席发去致敬电，同时发表全体船员《告国民党招商局台湾航业公司及各官僚资本轮船公司的海员书》。第二天，毛泽东复电嘉勉。

“海辽”轮是第一艘，也是唯一一艘单独起义成功的原国民党政府招商局轮船。在“海辽”轮的带动下，1949年11月初，“两航”（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12架飞机起义;1950年1月15日，招商局13艘轮船起义;随后，又有华利、上海实业、新大陆、民生等轮船公司的50余艘轮船和千余名船员“北归”。

起义后，方枕流被评为特等功，先后担任广州和大连远洋运输公司经理，曾当选全国劳动模范并赴京参加全国英模代表大会。尽管获得了很高的荣誉，但方船长每次见到我们，还是会满怀深情地说，刘双恩同志是他的革命领路人。冲破海上禁运的主力军

继“东方”轮之后，华夏公司又增加了“奥弥托”“碧兰普”“港星”“梦荻娜”“梦荻莎”“莫瑞拉”等万吨轮船。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接任华夏公司董事长兼总船长，刘松志任“东方”轮船长。1950年3月起，父亲又兼任新国兰船务公司经理，秘密购买美国的旧登陆艇，拆卸其发动机零件回国组装，为海南岛战役作准备。

方枕流船长宣布“海辽”轮起义

由于中共中央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决定不再经营“党产”，1952年秋，华润公司的全部资产和人员移交对外贸易部。华夏公司则于1951年划归交通部、贸易部领导的中国海外运输公司。1956年，中国海外运输公司又与中国陆运公司合并，组成中国对外贸易运输总公司（中外运），由外贸部管理。随着组织机构的变动，父亲先后担任中外运专员、中外运副总经理、外贸部运输局副局长、中国租船公司总经理、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海事仲裁委员会委员、三级副总工程师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打破美蒋海上封锁禁运、运输各项建设急需的进出口物资上。当时，大陆的海运事业几乎一片空白，只有华夏公司拥有船队并在国际航运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国际贸易海上运输的重担自然落到肩头。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实行封锁禁运，而华夏公司的船队或悬挂外国的方便旗，或租用中立国家的期租船，抢运了大批物资。可以说，父亲和他的团队充当了粉碎美帝海上禁运的主力军。在这场斗争中，他做了四个方面的工作。

1949 年10 月1 日，“海遼”轮与天安门广场同时升起五星红旗

第一，开辟珠江口垃圾尾航道。传统的大铲航道有两个致命缺点：一是吃水只有13英尺，不能进出大型船只，而且受潮汐影响，滞港时间较长，造成外汇浪费;二是沿珠江东岸行驶，驶出珠江口即进入香港海域，一旦风云突变，帝国主义封锁香港，黄埔港会立即成为“死港”。于是，父亲派得力同志勘察，找到了一条新航道，吃水28英尺，不经过香港海域，这就是垃圾尾航道。广州港务局随即组织力量清除水雷和障碍物，建立航行标志。1950年冬，垃圾尾航道开始启用。直到现在，它还是珠江口的主要航道。

第二，开辟湛江新港。由于垃圾尾航道靠近香港，依然会受到封锁禁运的威胁，父亲决定继续寻找新路线。他推测，当时还只是一个小渔村的湛江港很有发展前途，于是再次派出得力干部，会同交通部技术人员组成勘测小组，发现了新的深水通道。后经政务院批准，湛江新港建设被列入国家计划，很快建成并投入使用。

第三，分化瓦解敌方阵营。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封锁，父亲主要采用三种方法承运禁运物资：一是利用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船只;二是高价吸引瑞典、芬兰等中立国家的船东;三是逐步争取租用资本主义国家的船只。通过这三种办法，新中国逐步打开缺口，赢得了海上运输的主动权。以著名的“大米换橡胶协定”为例，我方用瑞典籍期租船“诺丹不列斯”轮成功运回3000吨橡胶。父亲是这场斗争的主要策划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他精湛的业务能力和组织才能在斗争中得到了充分展现。

第四，建议创办新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为了缓解中国对外贸易运输能力不足的压力，父亲向政务院提议，探索与社会主义国家合资创办海运公司的可能性。1951年6月，中国与波兰联合成立中波轮船股份公司。华夏公司所属的三艘万吨级轮船作为中方投资转入合资公司，“梦荻莎”号改为“兄弟”号，“梦荻娜”号改为“希望”号，“莫瑞拉”号改为“团结”号，均改为悬挂波兰国旗，波兰人担任船长，高级船员则皆由华夏公司的干部担任。波兰方面同样入股三艘船，分别是“布拉斯基”号、“克修斯克”号和“玛布切克”号。英雄船长方枕流也加入了中波轮船股份公司，先后担任波兰分公司航运处处长、天津总公司黄浦办事处主任。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第七舰队禁止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船舶进入中国港口，中波合资公司的成立正逢其时，发挥了巨大作用。该公司至今仍在运营，是新中国经营时间最长的合资企业。

由于工作勤奋、成绩斐然，1958年，父亲光荣地获得了“全国外贸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以上四项贡献，也都写入了他的先进事迹之中。新中国贸易航运事业的先驱

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外贸易中，除整船的大宗货物租船外，其他大部分货物均由各外贸公司分别向外国班轮公司订舱，配载和定价的主动权握在外国人手里，我们明知吃亏，却无能为力。1956年以后，相关业务改由中外运统一办理，于是父亲决心改变这种受制于人的局面。

这是一场没有先例的小客户战胜大垄断集团的斗争。父亲事先作了周密的计划和充分的准备，然后全国外贸公司统一行动，大量租进期租船，再通知伦敦出口公司向远东水脚公会交涉：其一，要求公布市场期租轮的成本运价;其二，要求比较班轮运价与期租轮运价的差度;其三，强调中国是有能力同时装满十几条船的大货主，并且有能力用期租船来承运一切进出口货物;其四，要求班轮公会降价;其五，表明中国有与班轮长期合作的诚意。这五步棋，每一步都击中要害。

经过三年的不懈斗争，班轮公会终于降低了价格。这为国家节省了数千万英镑的宝贵外汇，也是西方航运史上垄断集团第一次完全接受托运人制定的费率，垄断者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了。其中的一个近洋航运垄断组织——“中国、香港、新马海峡航运协定”（近洋班轮公会）甚至被彻底斗垮，从此销声匿迹。世界航运界对此深感震惊，不得不对新中国另眼相看。

1956 年刘双恩（左二）等访问波兰格丁尼亚港

父亲再接再厉，以华夏公司的名义成立了香港远洋轮船公司，从期租船开始，采用滚动发展的方式积累资金，把到期的期租船一艘艘买下。经过十多年惨淡经营，香港远洋轮船公司完成“大换血”，最多时拥有50余艘轮船，载重吨位达到207万吨。到了1975年，中外运经常掌握着400多条期租船，合计500多万载重吨，初步建立起幾乎覆盖五大洲、四大洋的航线。

为了完成周恩来总理“力争在1975年基本上结束主要依靠租用外轮的局面”的要求，根据国务院决定，1970年5月，华夏公司把香港远洋轮船公司的28艘轮船（约30万载重吨）上交交通部，编入中国远洋运输公司船队。这为我国远洋航运奠定了坚实基础。1971年至1975年，中外运又把180艘次、240万载重吨的远洋、近洋进出口班轮航线和航位一并移交给中远公司。中远公司以此为起点，一步步发展到了“世界500强”的水平。

20世纪60年代初出访欧洲时，父亲敏锐地预见到，集装箱的广泛使用必将带来一场革命。回国后，他积极向主管部门乃至全国各相关企业推荐、推广使用集装箱。他还凭借自己在航运界的威望，多次上书国务院，呼吁开发宁波北仑深水港。1973年9月，粟裕受周恩来委托，主持召开全国港口建设工作会议。会议期间，父亲再次提出北仑港问题，大大推动了北仑港建设的进程。

十年动乱中，刘少奇被凭空扣上“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大帽子。担任中国租船公司总经理的父亲因此成为标靶，背负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忠实执行者”的荒唐罪名，进而屡遭批斗，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母亲也不幸含冤离世。

“文化大革命”后期，父亲重返岗位，夜以继日地工作，希望挽回动乱造成的损失。可惜的是，1978年9月23日，他因肺气肿和心力衰竭在北京逝世，享年69岁。（责任编辑 赵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