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越明
趙建中先生在《梅兰芳第三次赴日公演纪事》（载《世纪》2020年第1期）中提到，“梅兰芳曾于1919年、1924年两次赴日公演”，然后描述他第三次亦即1956年5月下旬应日本朝日新闻社之邀率京剧代表团到日本公演的盛况。其实，1956年的十年前，这位京剧艺术大师有过第三次赴日演出的机会，但被他明智地推拒了。引发梅兰芳这样做的，是来自《文汇报》进步报人的婉言忠告。
1946年3月，陈霞飞进入《文汇报》当记者，主要采访市政和文化新闻。不久，她风闻梅兰芳奉国民政府之命，将东渡日本演出，颇不以为然。她向该报总主笔徐铸成禀告此事，并征询他的意见。徐铸成听后说：“那你可以代表《文汇报》去访问一下梅先生，表示舆论不同意他访日演出。”于是，陈霞飞到梅兰芳演出的剧场访问他，直接问他是不是将奉当局之命赴日访问演出，还表示舆论不同意他访日。当时梅兰芳已化好妆，正准备上场，便匆匆答道：政府是有这个意思，既然对此有不同意见，我可以考虑。之后过了很久，一直没有梅兰芳动身赴日演出的消息。一天，陈霞飞出席因事到沪的大学同学之父、成都市市长陈离的宴请，恰巧梅兰芳也获邀赴宴，在席上告诉女记者，正是因为她的那次访问，使他向当局提出舆论“不赞许”，他不愿去日本访问演出。时间拖久了，此事也就作罢。显然，经报人的提醒，梅兰芳意识到距抗战胜利不过一年，访日演出有悖民众心理，时机并不适宜，遂对当局表明不能应命赴日的立场，使之未能成事。
这段往事，载于陈霞飞所撰《艰难时世峥嵘岁月——追忆我在文汇报的记者生活》，收入《从风雨中走来：文汇报回忆录·1》（上海，文汇出版社，1993年1月版）一书。梅兰芳固然是谦谦君子，从善如流，而在这件事上所以如此，还因为他与《文汇报》有着良好的关系，对这份进步报纸的报人很尊重。据郑重先生所著《风雨文汇（1938-1947）》（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1月版）记述，1945年抗战胜利后，《文汇报》9月7日刊出副刊主编柯灵的专访《在庆祝胜利声中 与梅兰芳先生一席谈》，向读者介绍了日占时期蓄须明志拒不演戏的这位京剧名旦近况，也传达了他渴望重返舞台的迫切心情。同年10月10日，梅兰芳开始登台演出，《文汇报》以显著的编排发表他的文章《登台杂感》，配有其肖像和戏装照，还刊布醒目的演出广告，标明其在兰心大戏院首演的剧目为富有民族意义的《费贞娥刺虎》。故此，当翌年该报的记者和总主笔认为梅兰芳此时访日演出不妥，出于爱护他的目的明确表示不同意时，便获其采纳而作出正确的决断。
（作者为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