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光俊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红极一时的天津剧作家冯育坤老师，于我有半师半友之谊，我们在河北梆子剧院的“写作集体”共事多年，我称她“老师”，非仅仅出于礼貌，无论是为人之道抑或编剧、写作方面，冯老师对我都有耳提面命、言传身教之恩。虽然她谢世已经40年，许多感人的细枝末节依稀就在眼前，久久挥之不去。
方纪称她是才女编剧
冯育坤老师出生于1928年8月16日，祖籍浙江绍兴，寄籍北京。其父冯惟德，上世纪20年代历任中东路护路军秘书、哈尔滨地亩局局长、黑河市市长，后因东北地方局势动荡导致家境没落，1933年举家迁到天津，一家人生活拮据，靠变卖家藏度日。
冯老师在天津的浙江学校读完小学、中学，1947年考入北京辅仁大学历史系，因眼晴患上中心性网膜炎，频频治疗影响了学业，1948年回到天津，转入南开大学历史系插班续读。在延安参加革命的著名作家方纪当时在南大中文系兼课，冯育坤经常跨系前往旁听，这位好学的学子给方纪留下了良好印象。1952年冯老师刚毕业，已经担任天津市文化局局长的方纪，把她调到市文化局戏曲科，负责戏曲剧团的业务管理，同时兼管整理、加工传统剧目，编写新题材的演出剧本。试用一年后转正，戏曲科的领导给她所作鉴定写道：“工作认真负责，历史知识丰富。在‘戏改工作中发挥了骨干作用。”这份保存在她个人档案里的材料，是1980年剧院党支部讨论冯老师入党申请时由人事干部提供的。
那些年，文艺界为防止滋生名利思想，提倡“集体写作”。文化局戏曲科（1958年改为“艺术处”）主持编写新戏或加工整理旧戏，往往以集体的名义，一般多由年轻后生担任执笔，资深者参与指导，署名则论资排辈，体现以老带新。五六十年前天津舞台上某些有影响的戏曲剧本，大都是以这种方式问世的。诸如1959年天津戏校京剧班学生演出的《狄青风雪夺征衣》，是冯育坤和鲁扬、林彦、陈嘉章合作;1959年天津河北梆子剧院王玉磬主演的《苏武》，是冯育坤与陈嘉章合作;1960年演出的《五彩轿》，是冯育坤与李邦佐、王庾生合作。这些剧目上演后，社会影响很广，包括周扬、田汉等全国戏剧工作的领导人，都曾对这些新编剧目给予高度好评。冯老师单独执笔创作的剧本有《兰陵王》《钟离春》《雅克萨之战》，整理、改编的剧本有《满江红》《姐妹易嫁》《三娘教子》《窦娥冤》等，她用诗化的戏文刻画不同性格的人物形象，清新高雅，格调不俗，具有很强的文学性、艺术性;剧情结构寓教于情，力避空洞说教。这些剧本立到舞台上，得到业内业外人士的广泛好评。方纪作为天津文艺界的领导者，很欣赏冯育坤的剧作，称赞她是“才女”编剧。
赴京参加
“文化部戏曲编剧讲习班”
1959年10月，中央文化部在郑州召开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期间，将天津的“小百花剧团”树为全国重点团。会后，市长李耕涛为加强重点团的剧目建设，提名将冯育坤调到该团任专职编剧。至“文革”前的几年间 ，冯老师创作、改编、整理的剧本总计20余部。其中的《柜中缘》于1960年由天津电影制片厂拍摄成舞台艺术片，收入《蓓蕾初开》戏曲专辑，在全国发行、公映。《柜中缘》《风雨长堤》等七个剧本，分别出版单行本或在刊物上公开发表。她撰写的一些艺术评论、戏曲杂谈，散见于各地报刊;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神女》等戏曲故事连环画，文学脚本也出自这位“才女”编剧之手。
1963年，中央文化部为贯彻党中央大力提倡戏曲现代戏的指示精神，于同年3月1日至7月10日，在北京举办“文化部戏曲编剧讲习班”，从全国选拔卓有成就的几十位戏曲编剧，集中到北京脱产培训，其中就有天津的实力派剧作家冯育坤。冯老师充分利用这难得的学习机会，虚心向吴祖光、郭汉城、刘乃崇等前辈名家请教，与在讲习班一起深造的陈仁鉴、杨兰春、汪曾祺、刘厚明、邹忆青、袁静宜等学友互相切磋、交流心得体会。
讲习班结业后不足一个月，特大暴雨沿太行山自南向北狂泄不止，太行山东侧各条河流山洪暴发，邯郸、石家庄、邢台、保定、衡水、沧州、天津等7个专区104个县（市）受灾，在最危急时刻，党中央、国务院指挥部队炸开南大港海挡，让洪水通过静海东部和大港地区漫流入海，保障了天津市区的安全。从讲习班回到天津的冯育坤老师，马不停蹄，立即与天津的另一位剧作家林彦合作，深入到抗洪抢险第一线，采访天津军民在自然灾害面前英勇无畏，团结一心抗洪抢险的事迹，很快完成戏曲文学剧本《风雨长堤》的创作，由天津评剧院搬上舞台演出。剧本刊登在《河北文学》1964年“戏剧增刊”上，引起广泛关注，深获好评。
下基层出剧本
冯育坤老师是特别敬业的剧作家，在太行山的山梁沟底 ，在呼伦贝尔大草原 ，在遵化的麦田果园 ，在密云的水利工地 ，在宁河的抗震棚里，无不留下了她深入生活的足迹 ，到处都有她结交的朋友。她常说：“没有深厚的生活积累 ，很难写出像样的作品。”这是她多年从事剧本创作的切身体会，也是经验的总结。
回顾冯老师创作的一个个表现现实生活的剧本，无不源于实际生活。哪怕剧中一句台词的设计 ， 一个细节的设置 ，她都有可靠的依据。《渡口》里老爷爷考问水莲划船技术的一段唱词 ，就是她在坐船时从船工那里受到启发，后来又多次讨教老船工才编写出来的。为了帮助业余作者修改《风雪采油工》， 她亲自奔赴大港油田 ，同采油工人一同吃住 ，挖掘在艰苦条件下采油工的精神面貌，而后她才把这些从生活中体验到的人物情感写到剧本中。石油工人看了演出 ，称赞这出戏“真像那么回事”。
冯老师每到一个地方深入生活 ，很快就能够同当地群众打成一片。有一次 ，她来到盘山脚下的一个山村。未到之前 ，村里就传说要来一位大城市的女剧作家，村干部为她安排了客房、客饭 。可是 ，她来到之后 ，坚持和房东住在一起 ，到老乡家里吃派饭 。那时 ，山村很穷 ，每顿饭都是高粱米饭、咸菜 ， 冯老师吃得津津有味。老乡过意不去 ，有时就为她炒几个鸡蛋 ，烙两张面饼 ，她实在推辞不过 ，事后扯上两尺布送给老乡做鞋面 ，或买上一条毛巾留给老乡擦汗用。她每天花费一定的时间帮老乡轧碾子推磨 ，上井台打水 ，扫院子 ，背柴禾 ，什么活儿都干。她习惯到社员家串门 ，两腿往炕上一盘 ，手里不是搓着玉米粒 ，就是用木拐子打麻绳 ，在亲亲热热的聊天中 ，了解到许多人物趣事和风土人情 。一天 ，她到山林里访问一位护林老人 ，是当年盘山民兵班的老游击队员。采访时 ，她无意中了解到老人家有心绞痛的毛病，回到天津 ，她立即买来一包新药651 ，托人带给这位老人。老人服用后很見效 ，高兴地把这个情况写信告诉了冯老师 。冯老师又先后两次托人带这种药给老人家。
从这些生活小事不难看出 ，冯育坤老师与群众同甘苦共命运的赤诚之心。因此 ，群众视她如知己 ，对她无话不说 。这为她从生活的土壤里挖掘适用于戏剧创作的宝藏 ，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结识老大姐冯老师
早先我在天津戏曲学校习艺，学的是音乐伴奏，1958年分配到河北梆子剧院担任琴师。我喜欢研究剧种发展史，偶尔在报纸上发表一些谈戏论艺的短文和剧评，冯老师从（天津）文化局艺术处调到梆子剧院任专职编剧后，对我研究戏曲艺术和练习写作给予热情支持，经常从专业角度指导我。冯老师曾经对全国著名的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河北梆子剧院副院长韩俊卿作过研究，在《戏剧报》上发表过艺术评论，还准备为她写传。冯老师调到梆子剧院后，因为编剧任务繁重，遂把我推荐给韩俊卿副院长，鼓励我认真研究韩俊卿其人其艺，并把她积累的相关素材交给了我，“文革”结束后我出版的《韩俊卿评传》，得益于冯老师长期花费心血对我的帮助、指导。
从1964年夏天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禁演古装戏，戏曲舞台只演现代戏，剧院为充实现代戏编写人员队伍，把我调到剧本创作组，从此改为正式编剧，成了冯老师的助手。于是我有了更多向冯老师请益、学习的机会。冯老师出身于名门，毕业于名牌大学，学养深厚，知识渊博，古典诗词倒背如流，历史事件和人物如数家珍，她用张黑女体写出的蝇头小楷无比娟秀，功力极深。古道热肠的冯老师年长我15岁，对待我这个年轻后学，业务上指导，生活上关心，我把她既看作是业师，又把她当成可亲可敬的老大姐。我们一起出差，每天补助四角钱差旅费，入不敷出，买饭花项总是冯老师抢着付，她说年轻人收入有限，还有家庭负担，不要跟她客气。有一次我的自行车被盗，那个年代买自行车凭证，非常难得，而自行车是老百姓上下班必备的交通工具，离了它生活很不方便，冯老师便把她家里保存的一辆坤车毫不吝惜地送给我，帮我解了燃眉之急。
有功不赏反遭罪
“文革”风暴降临，我们剧本创作组所有成员一个不落全被关进“牛棚”，成为造反派专政的对象。
1966年， “才女”剧作家冯老师厄运难逃。“造反派”把 “资产阶级臭小姐”“反动学术权烕”等一顶顶帽子扣到她的头上，逼迫她承认所写《五彩轿》《苏武》等剧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文化部选拔她参加戏曲编剧讲习班，被诬为是周扬网罗的“文艺黑线”干将。不仅她遭受无情毒打和惨酷迫害，并且殃及她在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授的爱人黎国彬先生、有病在身的母亲闵莲茹。连她年仅十几岁的子女黎念、黎毅也都受到株连，造成的恶劣后果让人痛苦终生也无法弥补。
冯老师的身心遭受无情的折磨，她患上了严重的高血压症，经常是高压200，低压120，头晕目眩不可终日。“造反派”硬说她是装病逃避批斗，几个青年人把她打倒在水泥地上，她昏死过去，“造反派”还在她身上踢几脚，扬长而去。1969年5月，市革委会通知河北梆子剧院派一个写作小组，到河南省太行山“引沁济蟒”水利工地，采写一份纪实报告。工宣队负责人把这项任务派给患高血压症的冯老师以及雷云霄和我，组成三人小组，每天头顶烈日 ，从这道山梁转向那个沟底 ，采访工地上的模范人物 ，往往一天步行几十里路 ，穿越数十米长、水深过膝的渠道 。冯老师每天卷起裤腿 ，打着手电 ，倔强地穿渠道越山头，咬牙坚持了十多天，写下几万字的情况汇报，上交市革委会。回津后，冯老师身体极度虚弱，但不准歇一天，第二天就到“清理阶级队伍小组”报到，随时接受审问和批判。
1970年炎热的夏天 ，市革委会要求各单位派人支援天津7047地铁工程施工。驻河北梆子剧团的工宣队负责人，把一直患高血压症的冯老师派去，他对冯老师说：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派到施工第一线，跟工人一起劳动，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是党对知识分子的关怀和信任。冯老师无话可说，只能绝对服从。她扛起行李，到张庄大桥工地民兵连报到，每天脚上捂着高筒胶靴 ，头戴一顶柳条编制的安全帽 ，同小伙子们一起刨石掘土。后来 ， 施工大队领导得知她是著名剧作家，安排她担任工地宣传员，负责宣传鼓动工作。她认认真真到各连各排搜集好人好事 ，编写成小节目 ，教工人们学唱和表演。她还在工地的几个角落办起了宣传栏 ，编稿、抄写、出刊 ，都是她一个人 ，把工地的文化生活搞得异常活跃。
一截甘蔗惹风波
1970年春节过后，驻梆子剧团的工宣队某队长，把虽然已经“解放”但仍在接受组织审查的冯育坤叫到革委会办公室，严肃地责问：“你最近又做了什么对不起党的事？”一句话把冯老师问了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颗心立刻悬了起来，不住地突突突跳着。她左想右想 ，天天在“造反派”们监视下夹着尾巴做人，小心还小心不过来，哪里敢犯什么错呀！工宣队长把一封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某连队发来的公函递到冯老师手上 ：“你自己看吧，怎么给人家回复 ？ ”冯老师接过来一看，信中通报天津河北梆子剧团冯育坤，用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动摇兵团战士扎根边疆，是现实形势下阶级斗争新动向，要求天津有关组织对其严肃处理。
原来，冯老师被解除隔离回家后，才知道刚满16岁的儿子黎念已经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黎念出发前曾去河北梆子剧团看望关在“牛棚”里的妈妈，在“革委会”掌了权的“造反派”们就是不准一见。转眼间半年多过去，春节到了，哪个当妈的不惦记远在数千里外的儿女！冯老师知道因为自己连累了儿子，心里深感愧疚，想给自己的孩子寄点什么表示“年”意，她从书店买来几张“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扎根边疆干革命” 的时髦新年画，为避免破损，她独出心裁，买来一根甘蔗，切去两头只留中间权当画轴，把年画卷在外面，再用厚纸封好，从邮局给孩子寄了出去。没想到，就为寄年画用甘蔗当画轴，给远在黑龙江生产兵团当农垦战士的儿子惹了祸：兵团有关领导认为连队正在进行艰苦奋斗、扎根边疆的教育，黎念的家长竟然采用隐蔽的方法寄好吃的东西，不仅对连队影响不好，而且容易勾起农垦战士由贪吃而思乡，甚至产生离队思想。于是，拿黎念当靶子，全连开了一次 “兴无灭资”批判会，同时把這个事件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通报给天津市文化系统革委会，要求严肃处理黎念的妈妈冯育坤。
就为了这一截甘蔗，引起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从北部边疆刮到天津，使年轻人心灵受到创伤，“才女”剧作家蒙受屈辱。那年月真个是“鸡蛋里边挑骨头”， 挑上了谁，谁能有什么辙！冯老师幸好遇上了梆子剧团三结合革委会善良的主任阎勇，帮她跟工宣队负责人讲情，才把这件事压了下来。不然的话，给冯老师头上扣一顶多么沉重的政治帽子她也得承受，因为那是个没有公理可讲的特殊年月。
节外生枝 盖棺也难论定
1973年，天津市革委会布置河北梆子剧团（原为剧院）突击一台现代戏 ，准备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华北地区戏曲调演，河北梆子剧团革委会把任务压在冯老师头上，说是为“文艺黑线”人物创造“戴罪立功”的机会。冯老师仓促上阵，从一本儿童读物发现署名“今新”的一则儿童故事，她以戏剧家的敏锐眼光，预见到这是一个颇能发挥戏曲唱做舞打特点的素材，立即动笔，很快便结构出有情有趣、以《渡口》命名的一出小武戏，能演四五十分钟。在“八亿人口八台戏”的那个特殊年代，河北梆子小戏《渡口》参加在北京举办的华北地区戏曲调演，立即引起轰动，一时间南北各地不下三百家专业剧团、宣传队，通过各种渠道涌到天津，原汁原味地学演。北京电影制片厂将其摄制成戏曲艺术影片在全国公映，剧本由天津、云南等几家出版社分别出版好几种单行本。身为“样板团”的上海京剧院，也按照《渡口》里的角色挑选演员，并派到天津向河北梆子剧团《渡口》剧组一对一地学习。学成后回到上海，将剧名改为《锦江渡》，在剧场演出的同时，由“上影”摄制成京剧影片。
小戏《渡口》在全国获得荣誉，河北梆子剧团集体立了功，编剧冯老师的日子也开始好過了些，起码没人逼迫她写交待材料了。1976年“四人帮”被清除，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拨乱反正，市文化局为冯老师在“文革”中遭受极不公正的待遇予以彻底平反，并任命她为河北梆子剧院小百花剧团筹备组成员。1980 年，市里举办推陈出新剧目会演，冯老师带病重新修改《窦娥冤》，参演后荣获“优秀剧作奖”。
3月22日，一直血压很高的冯老师，因为急于完成我俩合作的剧本《同心树下》，约我到南大家属宿舍，在她家讨论提纲。她在伏案笔记时，突然一头倒在书桌上。冯老师的爱人黎国彬教授叫来救护车，又请两位好友帮忙，将昏迷不醒的冯老师急送河西医院抢救，与冯老师有交往的张主任医师确诊其为严重脑溢血，住院治疗期间又并发尿毒症，病情一天比一天恶化。
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白桦，文化局副局长兼河北梆子剧院院长王雪波等领导同志到医院看望，问她有什么需要组织上帮助解决的困难，病入膏肓的冯老师，说话已经不很清楚，她流着眼泪向领导提出的唯一要求是：她从1958年申请入党，因为家庭出身问题一直通不过;她希望自已在有生之年能解决入党难题，然后再离开人世，不留遗憾。白部长、王副局长答应立即处理这件事。
中共天津河北梆子剧院党总支召集支委开会，讨论冯老师入党问题。支委们认为，冯老师虽然家庭成分不好，但本人热爱共产党，工作一贯勤勤恳恳，成绩突出。况且人已病成这样，依然要求入党，可见对党的态度是真诚的，支委们一致同意吸收冯老师入党。党总支书记阎勇到医院把这个好消息通知她，请她在决议上签名，躺在病床上不能起身的冯老师激动得直流热泪。此时她己经手不能握笔，口不能说话，阎勇书记把一支钢笔塞到她手心，让在一旁陪护的我握住冯老师的拳头和笔，在决议书上写下“冯育坤”三个字。阎书记说，从支部大会通过时起，冯老师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了。冯老师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精神顿时好了许多，家属也为冯老师生前入党高兴得奔走相告，说冯老师这回可以含笑九泉了。几天后即1980年5 月 11 日，年仅52岁的冯老师在医院逝世，年纪轻轻，惜哉！
天津河北梆子剧院为冯老师操办追悼会，文化局党委审查悼词时，指出冯老师的政治面貌不能称党员。因为江青曾经看过冯老师创作的小戏《渡口》，支持北影厂将其拍成电影，尚在审查核实，梆子剧院党总支通过了冯育坤入党，但未经局党委批准不能生效。冯老师的家属对此极为不满，拒绝举办追悼会。经市委宣传部主要领导过问，文化局党委组织部于5 月20日在河北梆子剧院党总支报送的冯育坤入党材料上签字，盖章通过。遗憾的是，按照党的组织法有关规定，申请人在世时批准入党才有效，如果申请人已逝世，不再批准入党，特殊情况只能追认党员，而追认党员必须具有烈士的名分。局党委批准冯育坤入党，签署的日期在她逝世几天之后，不能生效;她没有烈士的名分，不能追认为党员。鉴于此，尽管冯育坤老师临终前党总支书记当面宣布她已经是中共党员，但由于制度的缘故，她到底也没有进入中共党员名册，空欢喜了一场。好在冯老师已经抵达九泉之下，并不知道世间的这些风云变化，任凭后来人随便怎么说，都无所谓了。
（作者为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责任编辑 章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