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昌华
我与海婴先生因书相交，前后过从十五年，音问未断。盖我为其父母编选过《爱的呐喊》《许广平文集》（三卷）和《鲁迅的艺术世界》。其间他致我的信凡四十六通，均谈书稿，鲜及家事及其他。私信，是一个人真实的隐秘世界，由信来读人或是一个独特的视角。
由于海婴的身份特殊，是读者关注度颇高的公众人物。我不讳言，坊间对其时有微词。我想就我个人与其“面对面”的交往和白纸黑字的信，来谈谈对他的印象。
我眼里的海婴先生
是大度的
我认识海婴始于1996年。我为供职的出版社策划选编了一本鲁迅、许广平散文合集《爱的呐喊》，函请他授权，他欣然同意，出版社表示“愿意按国家规定支付稿酬”，并提供了另一家出版社付酬方式和较低的付酬标准。该书出版以后，本社除按合约只付许广平部分的稿酬外，另付了一帧照片的稿费，象征性的而已。海婴在复信时特别提及“收到这部分（指照片）使我十分感动，因为多少年来，不论在什么书籍上，照片似乎已经在几十年前进入了‘流通领域，当然，我也似乎‘清高而不去追索。”还说了一番致谢的话。
次年春，我进京公干，顺道拜访了他。我问许广平先生所著《遭难前后》一书解放后出版过没有。他说国内没有出过，柯灵先生于1980年推荐给香港刘以鬯先生，在香港文学出版社出了一次。当我了解许广平的几部著作已多年未再版，市场断货，又念及许广平先生百年诞辰在即，于是萌发编《许广平文集》的创意。海婴听了，十分高兴。选题在社里顺利通过，很快进入操作阶段。海婴在北京鲁博及鲁研界朋友的帮助下，陆续将稿件分批寄来。事先说好合同条款由我方初拟，再请他提意见、相商。海婴复信寄回合同，没作实质性的修改，只说希望出版日期提前半年，作为许广平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大会礼品。因书稿工程较大，文稿搜集要完备也很琐碎、麻烦，出版日期如此之短，当时我只答复：“争取如期”出版，他表示理解，又说“他的话只是代表家属的建议和希望而已”。文稿在较短时间内备齐，海婴附信说：“目前奉寄的各类稿子可以说是全部的99.999%（以拟收考虑的供选稿）”。我请他先编目、分类，他没有做，说怕我们会为难，“我是有意不分类编目，目的是使你们主动，便于取舍”。这也是真话，他提出主导意见，可能会左右我们既定的编辑方案。我把另一位责编孙金荣同志拟的“编目”奉上，请他“指正”。他复信说：“文集的分卷方法甚好。就这样编排好了，替我谢谢孙先生。”但他将“出版前言”的第一段改了一下，附言说“这是不作数的”，由我们定夺。他既如此“大度”，对他的意见，我们也就实事求是地有取有舍。事后，他未表示异议。我们相互间的沟通比较顺利，双方都很满意。
因为这是由他主持为母亲出版的“文集”，无论从哪个角度，他都该写点纪念文字。经我之邀后，他答应写“后记”，有点调侃地说：“有些感情性质的话以及牢骚之类，放在后面为宜。”一周后，我收到海婴的“后记”。应该说，海婴是比较好激动的，也爱发点牢骚。他的“后记”原稿中有一段是写许广平去世后，他本人及亲属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待遇。读了这些“牢骚”，我颇为难。此前，我已略知海婴有点执拗、喜欢较真，怕碰钉子;但我还是鼓足勇气给他写了一封长函，大意说这是许广平先生的文集，含纪念性质，“后记”中的“牢骚”话放在里面不大妥当，如果照现在这样写法，广平先生在九泉下心也不安的。如实在有话要说，可另写专文，不一定非要放在这儿。大概我言词恳切，或许他意识到我的话不无道理，他来电话爽快地同意删去，并说：“我把‘大权交给你。”随之，我将自以为“不妥”的一刀砍去，又将个别情感色彩偏激的措词做了润饰，力求平实一些。
《许广平文集》在编选者署名时，我们曾一度“纠缠”了一番。前文已说过，最初与海婴签约时，海婴“打官司”的消息，已见诸媒体。社长考虑该书是本社一手策划的，为保证本社享有该书的专有出版权和对其他出版物的制约，社里提出本社应有一位同志（让我）充当副主编。后来在与海婴一年多的交往中，看出他对我们出版社的权益十分尊重。例如在此期间，他拒绝了另一家出版社要重印《许广平回忆鲁迅》的要求，以保证本社的“文集”能有正常的发行量。所以我与社长商量，还是单署海婴一人名为宜，更显“正宗”。因此付印前，我于1997年8月15日致函海婴说：“人与人之间，应是相互尊重与爱护的，真诚是最可贵的。”“我们原先的考慮（署一副主编名）似已没有必要。”9月1日他复长函：“关于先生副主编的具名，我以为很合宜的，这本‘文集没有先生的创意、策划、奔波以及向社领导疏通，是不可能问世的。这点，我们家属铭记在心。你的辛苦应当体现在‘文集上，不应该当‘无名英雄。”又说不署副主编名“是不公的，事实上，我的‘主编是‘充数的……”跟着，9月5日又来信，坚持他的意见：“关于署名，请再一次和社领导解释一下，这本文集，工作是你做的。我只为了某种咱们商议好的原因、因素而‘堂皇地摆在那（指便于宣传、发行。作者注）。谁都知道，这是吹不响的滥竽，否则无地自容。若此，新书发布等等活动，我只好回避，躲起来了。”我打电话对他说，为感谢他的美意，我接受他在“后记”中鸣谢我的话。他旋即又打来电话，坚持要我署名。付印在即，9月10日我再次坚辞，并说明理由，责任编辑栏内我已署了名，这“本身就是对我关于这部书稿工作的肯定……关于署名问题的讨论，我们就此画个句号”。并声明书已付梓，木已成舟。事实上，也绝非如海婴自谦的那样“是一种摆设”。他为《许广平文集》的出版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搜集、复印资料、大致分类，为初次发表的大量的历史函件中的人物和事件作注;征求老照片，以及请雷洁琼、赵朴初先生题词等等;而这些工作，远非一个责编力所能及的。
如果说当初签约，作为出版社一方还心存疑虑的话，那么在该书的运作过程中，海婴在文稿的处理对出版社的尊重上和拒绝他人重印《许广平回忆鲁迅》维护本社权益上，已表现了真诚合作的意愿。因此，我们才主动提出放弃署名。
从出版社的角度来说，在出版《许广平文集》的尽心尽力上，也令周海婴深深感动。为使该书能赶在许广平百年诞辰纪念活动时出版，出版社督请承印厂加班加点，2月10日装订出第一批书。可是厂家在淮阴，交火车快运已来不及。偏偏此时天降大雪，到处冰天雪地。出版社出资请运输公司派专车，日夜兼程终于在11日晚间平安抵京，为次日首都各界纪念许广平大会献上珍贵的礼品。海婴表示：“实在太感动了，感动得要流泪了。”
这次出版社与海婴的合作十分愉快。由此我想，这恐怕源于双方的相互支持和理解。“尊重是双行道”，此言不谬。
一年后，我社出版了长篇纪实小说《鲁迅》，我给海婴寄了一本。海婴初阅后，觉得文中对鲁迅逝世下葬时的在场人及当时他的悲痛状的描写，“感到有点出入”，致函与我。我复印转交给作者。后来，此信中的内容被爱炒作的某媒体公开引用，海婴遭到了非议，海婴对此深感委屈。他后来对我说：“我无意否定作者的大作，只是感到有些不舒服罢了。”（作品中的那一段，把他写得太不懂事了——作者注）。对媒体，海婴后来大概有些怕了，再致信于我时，特别叮嘱“请勿有任何举动”。这回他理智地以平和的态度，淡化了这件事，没再引起纠纷。2001年他的《鲁迅与我七十年》样书一出，海婴便寄我一册。书还没收到，他便急火火地打长途来，要我谈谈读后的感觉。不久，在南通师院举办的纪念鲁迅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活动上我们见面了。他见我的第一句话便要我谈“感觉”。我也直言不讳：“你的勇气和坦率让我佩服，但对书名和装帧我不敢恭维，它不是最好的。”他笑而不语。我问书名是谁起的。他说是他儿子令飞和出版社商量的。夫人马新云打趣：“早知道请你提提意见。”我说：“你们对我保密，怕我不给好价钱。”说到这儿，三个人都笑起来。
因为我们相互比较熟悉了解，说话也很随便。这主要基于我有向海婴“从谏”的历史经验。晚年的海婴活得确实比较累。早些年为儿子周令飞的婚事，累得喘不过气来，后来是“维权”论争，“官司败诉，我的‘臭名也远播四海”（海婴自语，片断），就累上加累了。人言可畏，众口铄金。因时有微词入耳，它或多或少也影响了我。但论人必须持平。王元化先生在该书序中说：“海婴为鲁迅版税继承权问题打官司，有些人不能理解，认为海婴不该这么做。我却不这么看。”因为“如果我们承认他也是一个公民，也有合法的权利，那么就应该依法办事了”，更况“事出有因”，才打官司“要钱”的。
海婴是一位真诚、
可信赖的朋友
在南通师范学院的会上，我大胆地与海婴探讨了鲁迅先生的为人为文，包括鲁迅当年对陈西滢、梁实秋等的批评。海婴很坦诚，他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鲁迅也是可以批评的，但必须读通他的作品，研究他所处的社会背景和恶劣环境。他的文风不得不犀利，语言不能不苛刻。”在谈到有人觉得鲁迅生性“多疑”、出语尖刻时，他说那是有些现代人对鲁迅的误解。鲁迅一般针砭的是社会弊病而并不对具体的人。当然，他不是圣人，有时也会误伤人;但当他发现自己批评错了的时候，也会自责。他举例说，当年鲁迅写文章批评一位青年作家，事后知道那人确实是精神失常，便写专文更正、说明，消除影响。海婴又说，评价鲁迅绝对不能脱离当时历史大环境，不能用现代人的思维来要求他，应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这一天海婴在接受南通电视台记者采访时，笔者在侧，亲耳听到他说：父亲早已过世，他不能对死后的事负责。“文革”期间有人利用了父亲，或者是父亲对某人某事一时说话欠当，致使他当年的老朋友或亲属遭到一些伤害的话，我非常理解、同情他们（上述为大意）。在摄像机前，海婴还微微欠身对因此而受到伤害过的人代表鲁迅表示歉意。这是我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
我与海婴之过从告诉我，海婴是一位真诚、可信赖的朋友。他和蔼、平易近人，从不摆名人之后的架子，对我之请，凡能做到的，他都勉力而行。那年他的南通之行，就是受我代朋友之邀，推掉另一个活动而前往的。南通接待方缺乏经验，发现有不周之处后，向他表示歉意时，海婴反宽慰对方，说当年他也做过接待工作，不容易办得十全十美，出点小问题，可以也应当谅解。他的寬容与大度令接待方很感动。
海婴一辈子似乎活在父亲的光环里。他戏言自己一辈子是“夹着尾巴做人”，但一辈子都在奋力传承鲁迅精神。晚年他与长子令飞在上海创立鲁迅文化发展中心，通过演讲、出书、办展览、拍电视，为弘扬、普及鲁迅文化不断“呐喊”。2006年秋，他偕令飞到南京请我在珠江路咸亨酒店吃饭，席间我们又谈到合作出书的事。海婴提议可否出版一本名为《鲁迅的艺术世界》的书，将鲁迅艺术方面的创作、设计和收藏集为一书。我向社长黄小初请示后获准。海婴十分高兴，旋函请吴冠中、黄永玉、黄裳诸先生为该书写评介文字，协调北京鲁博与上海鲁馆的馆藏资料，费三年之功终于完成。他亲自出席上海的新书发布会，并为读者签名。晚年的海婴除出版了《鲁迅与我七十年》，摄影集《镜匣人间》外，又组织出版《鲁迅回忆录》（手稿本），病中还关注《鲁迅大全集》的出版……
海婴挺幽默，每每通话他都憋着一口南京土话与我交谈。每年的贺卡花样翻新，自做一些富有童趣的小图案。因为我们相互比较熟悉了解，说话也很随便。我曾私下问过海婴，作为名人的后代，你感到骄傲的和社会压力的两方面，哪个大一些？海婴的表现似乎很痛苦，说：“苦比乐多。大家对名人后代期望值太高，喜欢把他们装在一个固定的框子里，在当代社会背景下，框子里的生活多难受！”
《鲁迅的艺术世界》新书发布会，那是我与海婴的最后一次见面。那次我见到周氏家族几个主要成员：海婴夫人马新云、长子周令飞、长媳张纯华。
2011年4月7日，海婴逝世，我代表出版社专程赴京吊唁，作最后的告别。
（作者为江苏文艺出版社副编审）
责任编辑 王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