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翔
2017年1月3日，一名叫徐志祥的老同志通过微信联系我，原来，他是我父亲刘征文在上海机床厂的老同事。自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调离了上海机床厂后，他便和我父亲失去了联系。上世纪70年代初徐师傅从解放军第31集团军复员来到上海机床厂，在厂团委担任团干部，后来调到市委办公厅、市档案局工作直至退休。70多岁的徐志祥来到我办公室，深情回忆了上海机床厂曾经的辉煌，和该厂派他与我父亲在复旦大学工作时，发生在复旦校园的一段往事。
为什么不让我们悼念周总理
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文革”正如火如荼。1975年至1977年我父亲和徐志祥等上海机床厂一批中层干部，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作为“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被选派到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分别担任学生党支部书记和辅导员。
1976年1月9日，一个巨大的噩耗传来：周恩来总理于1月8日逝世了。这天，我父亲和徐志祥师傅一走进复旦校园，只见整个校园弥漫着哀伤的氛围，学生们纷纷在冬青树林里采摘绿叶树枝，准备自己制作花圈。他俩走进国际政治系的办公楼内，看到已经有师生在大厅布置悼念周总理的灵堂，便立即加入其中，将一朵朵黄白小花敬放在周总理遗像前。
正当我父亲、徐志祥师傅和师生们忙碌时，系党总支书记钱孝衡从楼外走了进来，他紧张地把我父亲和徐志祥师傅拉到一旁：“我剛参加校党委会紧急会议回来，上面有三点指示：总理去世，一不准设灵堂、二不准戴黑纱、三不准举行追悼会。希望你们配合学校做好学生的工作。”
“为什么不让我们悼念周总理？”听到这一消息，我父亲和徐志祥师傅惊呆了，他们异口同声地大声问道。这时，学生班的班长戴德娴和学生们闻讯也围拢过来，请求我父亲和徐志祥师傅能够顶住压力，组织学生悼念周总理的活动。戴德娴这名女班长，是一名共产党员，在广大学生中很有威信，她哽咽道：“刘书记、徐师傅，希望你们能和我们学生并肩战斗，我们要给周总理戴黑纱设灵堂！”
此时，比我父亲年轻几岁的徐志祥师傅，望着我父亲问道：“刘书记，你看怎么办？”
“小徐、戴班长，我们悼念周总理无罪，我支持大家设灵堂、戴黑纱。小徐，你去购买黑纱布，我来写花圈的挽联。”
话音刚落，一名女教师马上表示，自己身上带着布票。于是，徐志祥师傅立马和一名来自部队的解放军学生一起拿着布票，骑自行车到五角场去买黑纱布。很快，国际政治系的师生手臂都戴上了黑纱。
当天下午是国际政治系的例行政治学习，我父亲和徐志祥师傅一起参加外语教研组的学习。他们果断改变原先的学习内容，组织大家学习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发布的周总理逝世讣告，徐志祥师傅首先拿起报纸读了起来。读了没几句，眼泪就流了下来，哽咽得无法读下去，我父亲马上接过报纸继续读。可是，他读了几行后，声音颤抖得也读不下去了，只得再次传给身边的一名教师。就这样，短短的一份讣告，在十几个人手中传递下才总算读完。此时，会议室里早已哭声一片。
珍藏40多年的《人民的好总理》一书
第二天，徐志祥师傅对我父亲说：“刘书记，我们一定要在全系举行周总理追悼大会。我俩联名向系党总支打请示报告好吗？”
“小徐，你说出了我心里话，我们现在就去找钱书记。”系党总支书记钱孝衡接到我父亲和徐志祥师傅的请示后，这位饱经风霜的老干部毫不犹豫地表示：“我支持你们，追悼大会我来主持，小徐组织教师队伍，刘征文书记组织学生，大家立即去分头落实。”
“钱书记，你是系里的一把手，主持追悼大会风险太大，还是让小徐或者我来主持吧，有什么事情，我们大不了被打回上海机床厂。”我父亲恳请道。
“不要废话了，学校党委会是我参加的，上面如果追究责任，一切风险我来承担！”钱书记把手一挥，斩钉截铁地说道。
两天后，国际政治系悼念周总理大会在教学楼前举行。我父亲和徐志祥师傅与全系70多名教师、200多名学生肃立在周总理的遗像前默哀致敬，当哀乐奏响的瞬间，师生们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放声大哭，有的甚至哭晕倒地。而此时此刻，整个复旦校园、整个中华大地都笼罩在一片哀伤之中。忧国忧民的周恩来总理走了，中国人民在为祖国的命运担忧。
“我现在很多事情都已淡忘了，唯独40多年前和你父亲在复旦校园悼念周总理的往事，依然记忆犹新，好像就发生在昨天。那天追悼大会结束后，我和你父亲带领师生在国际政治系教学楼外的草坪上，又种下了两棵松柏树来寄托我们的哀思。前几天，我特地重回复旦校园，发现那两棵我们当年种下的松柏树已经高耸入云，我独自默默地站在树下，不禁感慨万千，很久没能离去。”
徐志祥师傅沉浸在往昔的追忆中，久久没回过神来。他对我说，尽管“四人帮”不断压制人民群众对周总理的悼念，但他与我父亲依然在当年冒天下之大不韪，投身于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因为，周总理生前对上海机床厂的发展十分关心，上机人对总理有着深厚的感情。
2017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41周年这天，我来到父亲家，转达了徐志祥师傅对他的问候，聊起当年他与徐志祥师傅在复旦校园悼念周总理的往事，他心情立马沉重起来，似乎不愿多说什么，只是转身从书橱里取出一本1977年12月复旦大学政宣组汇编、封面书名由著名教授郭绍虞题写的《人民的好总理》的书递给我：“该说的，小徐都说了。这本书我珍藏了41年，现在转交你保存吧。”
从80多岁的父亲手中接过书，我惊讶地发现，41年过去了，这本书竟然保存得完好如新，书本用厚厚的牛皮纸包裹着，重新做了封面和封底，并且在牛皮纸封面上，他用钢笔工工整整地写上“人民的好总理”书名。
一切尽在不言中。40多年的时光，父亲就是这样以他自己特有的方式，寄托一个上海机床厂的普通干部对共和国第一任总理的哀思与怀念。
（作者为上海公安博物馆客座研究员）
责任编辑 王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