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云
关键词：《狂人日记》 人物叙述 狂人 功利主义 是非观
摘 要：日记中的人物可分为受害者与害人者，根据与“我”的关系，害人者可分为家庭外的人、家里人和“我”，根据“我”的反应，又可简化为他人和“我”，害人者是他人时，我敢于批判并继续追索害人者，当发现害人者是自己时，“我”停止追索并加入害人者行列，狂人是自私自利的功利主义是非观的产物，是国民劣根性的一个典型。
作为叙事作品，小说离不开人物，“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人物……的叙事作品是根本不存在的”①。狂人是《狂人日记》研究的一个重点，但现有的研究大多受作者思想拘囿，研究者们始终念念不忘鲁迅的话：“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此成篇。”②进而将狂人视为鲁迅的代言人，认为这“是‘一篇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的控诉书”，“是一篇抒谴自我内心苦闷和寂寞的自叙传”③，纠缠于“是人吃人还是礼教吃人”④，耿耿于狂人到底是“真实的狂人”，还是“精神界的战士”，抑或是“患了迫害狂的精神界战士”⑤，认定狂人回归常人世界是因为“启蒙者的话语和思想根本无法进入被启蒙者的世界和思想意识中”⑥，这些都是在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生成的特殊意义，米兰·昆德拉说：“小说就是通过一些想象的人物对存在进行的思考”⑦，如果通过狂人来思考人的存在，那么他就不再是“精神界战士”，不再是“启蒙者”，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真正的狂人”，这样说的依据存在于人物的叙述逻辑中。
《结构语义学》认为，要想发现意义，先要建立语料集，为此，要先列出《狂人日记》的人物清单，现将他们按照在作品中首次出现的先后顺序排列如下：余、大哥、“我”、赵贵翁、七八个人、一路上的人、其中最凶的一个人、一群小伙子、古久先生、街上的那个女人、女人的儿子、陈老五、家里的人、狼子村的佃户、老头子何医生，李时珍、“年纪不过二十左右”的年轻人，易牙、易牙的儿子、桀纣、徐锡林、狼子村捉住的人、去年城里杀的犯人、生痨病的人、大门外立着的一伙人、妹子、母亲、“我”、没有吃过人的孩子。
“唯有分解的意义才能被感知”⑧，有些研究者提出过一些据以分节的义素，如常人/狂人、看/被看、吃/被吃、大众/先觉者⑨，但这些义素大多出自研究者的主观判断。由于狂人患的是“迫害狂”，所以把日记部分的人物分成受害者/害人者两类，似乎更为客观。按照狂人的思维，受害者集合包括“我”、女人的儿子、易牙的儿子、徐锡林、狼子村捉住的人、去年城里杀的犯人、妹子，害人者包括赵贵翁、七八个人、一路上的人、其中最凶的一个人、一群小伙子、古久先生、街上的那个女人、陈老五、家里的人、狼子村的佃户、老头子何医生，李时珍、“年纪不过二十左右”年轻人，易牙、桀纣、生痨病的人、大门外立着的一伙人、母亲、“我”。
害人者虽然很多，但根据狂人的认识，可以将他们分为三节：从赵贵翁到七八个人再到一路上的人，狂人所认定的、可能的害人者从一个人扩展到一群人，从具体的、有名有姓的、个体的人扩展到模糊的、不知姓名的、群体的人；从一路上的人到一群小伙子、古久先生、小孩子、街上的那个女人，害人者从成人群体延伸到了青年群体、孩子群体，从男人延伸到女人，从现实的群体延伸到历史上的群体，这是狂人认识上的第一个高潮，即害人者不是某个人，而是一个包括男女老少、古人今人、熟悉的人和陌生人的群体！我们可以据此把这些人作为第一节，即家庭外的人，相对来说，也是与“我”关系不大的人。
“我”回到家中才发现以大哥为代表的家里人也可能是害“我”的人，狼子村的佃户让“我”认识到贫穷的、本身受害的人也是害人的人，何医生使“我”发现所谓救人的人原来也是害“我”的人，害人者由群体又回到具体的个体，回到有名有姓、与“我”有密切关系的人！妹子的事使“我”惊愕地发现给“我”以生命的、“我”的母亲也可能是害人的人，这是狂人认识上的第二个高潮，即害人者可能就是家里的人，他们构成害人者的第二节。
对妹子的事的进一步思索使“我”认识到自己也可能是害人者，在此之前，不管家庭外的人还是家里的人，都是“我”之外的人，现在害人者变成了“我”自己，“我”独自构成害人者的第三节，这是狂人认识上的第三个高潮。可以看到，从家庭外的人到家里人再到“我”，三节受害者与“我”的密切程度是逐渐增加的，即从与“我”关系不大的人到与“我”密切相关的人再到“我”自己。
作为受害者，“我”有两种选择，接受或不接受迫害，如果“我”选择接受迫害，那么“我”就和女人的儿子、易牙的儿子、徐锡林、狼子村捉住的人、去年城里杀的犯人一样，没有了自己的声音，本文的叙述就不存在了，“我”选择的是不接受迫害，而对害人者的追索、控诉、反抗构成《狂人日记》的内在逻辑线索。但“我”对三节害人者的态度和做法是不同的：对于家庭外的害人者，虽然“我”刚刚认识到自己是受害者，还存在畏惧心理，但是“我”并不屈服，在“我”面对“一路上的人”时，“我可不怕，仍旧走我的路”，面对“一伙小孩子”时，“我”“忍不住大声说：‘你告诉我！”，“我”甚至敢将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不仅如此，“我”还要劝人改正，“偏要对这伙人说，你们可以改了……”；对于家庭内的害人者，由于已经有了一些斗争经验，“我”一往直前：当得知来给“我”看病的何医生是害人者时，“我忍不住，便放声大笑起来，十分快活。自己晓得这笑声里面，有的是义勇和正气”，面对家里来的年轻人，“便自勇气百倍，偏要问他”，致使他逃脱，当得知“大哥”也是害人者时，“我”主动找到他，直斥其害人的本质，劝阻他停止害人，当陈老五试图阻止“我”时，“如何按得住我的口”，即使是“母亲”，“我”也毫不留情地指出她也是害人者。
但当发现自己也是害人者时，“我”却说：“不能想了！”此前，面对的不管是家庭外的人，还是家里的人，是一个人还是多个人，有名的人还是无名的人、男人还是女人、成人还是孩子、年轻人还是老人、富人还是穷人、古人还是今人、健康人还是病人、常人还是医生、也不管是熟人还是陌生人，“我”总是敢于研究一番、揭露一番、批判一番、劝转一番，如今却是“不能想了”，这种与以前截然相反的态度使得害人者“我”与其他两节害人者也构成对立，因为其他两节害人者都是“我”之外的人。
“我”为什么“不能想了”呢？原因当然是“我”明白了“我”竟是害人者！“我”一直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害人者都是“我”的敌人，不成想自己却成了害人的人，在认识到自己也是害人者之前，“我”只是受害者，与害人者截然对立，现在这种二元对立被打破了，“我”不仅是受害者还是害人者，“对自我的探究总是而且必将以悖论式的不满足而告终”⑩，面对归位的困惑，“我”是怎么做的呢？
“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表面看“我”在反省、揭露自己，有人据此认为“我”达到了“‘我也吃过人的赎罪的自觉高度”{11}，“一个具有赎罪之上的伟大品质”{12}，但请注意，“我”说的是“我未必无意之中”，这是在赎罪还是在为自己开脱？笔者认为是后者！如果是赎罪，就应该真心忏悔或者采取行动消除罪恶，狂人说的却是“不能想了”，连想都不想了，何谈忏悔？既然“赴某地候补”，欣然等着加入统治者行列，何谈消除罪恶？简直是助纣为虐！有人说他喊出了“救救孩子”，但是“我们不能从这篇小说的内在逻辑推论出有拯救孩子的实际希望”{13}，喊完了空洞的口号，他照样去“候补”，言行相左！有人说“候补”“充分展示了启蒙思想在遭到拒绝和遏制之后失语、退场并向以封建思想意识为核心的传统思想屈服投降的最后结局”{14}。这真是用心良苦的曲解！文中根本就没有出现足以使“我”“失语、退场”的“拒绝和遏制”，大哥称“我”为“疯子”，“我”并没有屈服，陈老五想制止“我”，“我”也没让他得逞！其实小说中的人物叙述告诉我们，“我”“赴某地候补”就是因为发现了自己是害人者！因为“迫害狂”总是认为自己受迫害，痊愈则意味着不再这样想了，而狂人正是在发现自己是害人者之后痊愈的，痊愈后才去“候补”的。“赴某地候补”隐喻着他正等着分享害人的利益，不仅如此，他还亲自将曾经追索害人者、并向害人者宣战的受害者“我”，施以诬蔑性的称呼：狂人，将其与疯子等同。有人说：“狂人大喊起来，但没有惊醒熟睡的人们，因为大家都知道大嚷的是一个疯子，而狂人最终也发现自己原来是疯子，所以也复归于熟睡的人们”{15}，这种认识并不符合作品的内在逻辑，实际是狂人作为受害者对害自己的人大喊起来，结果发现自己也害人，他就不再喊了，谁要再喊，就跟过去的自己一样是疯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