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训华 卢 芳
关键词：民俗生活 小历史 关爱情怀
摘 要：京派小说以绚烂的故乡民俗风景成为文学历史的坐标奇观，在建构民俗文化生活的小历史的同时，对世间普通民众的关爱情怀已悄然渗入，这种拳拳的关爱情怀是京派小说民俗文化精神的重要表现。
京派小说家，废名以菱荡桃园如画的风光塑造了“湖北黄梅”；沈从文以一个诡谲浪漫的“湘西”在文学界成绩卓越；20世纪80年代，汪曾祺将一隅恬静俊秀的苏北水乡缓缓摇曳于文坛。不仅仅是优美景致成就了京派小说，而且是民俗场内人物平和的心境造就了废名的黄梅；是湘西的巫文化原始民俗信仰和奇异的婚恋习俗让沈从文更深刻；是水乡人们勤劳隐忍的民间技艺精神，让汪曾祺在20世纪80年代文坛脱颖而出。京派小说中对民俗文化的关照，不仅仅是从“地之子”的乡土感情出发，而是还从民俗文化心理的大的文化关照与反思下，透视人物心理，表达作者的文化理想与精神诉求。较之乡土写实派，在一个更广阔的文化空间和视域内，把民俗文化和文学因素相互融合，使民俗不仅仅是作为陈规陋习的小说的批判对象，成就了京派小说丰富的文化内涵。正如赵顺宏所言：“民俗作为作品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是有意识表现的结果，它在整个作品的形成过程中有着积极的‘建构作用，作家由此而深入地理解、丰富着人物的精神心态、行为特征。”①废名的小说就是在古朴的民俗流淌里，塑造了世外桃源般的乡村民俗世界；沈从文以奇异诡谲的湘西原始民俗抒发生命的情感，其风俗文化特色以异域风情取胜，汪曾祺却以观照的姿态，怀旧的情绪对民间艺人进行刻画，在恬淡的水乡风俗中，民俗情感缓缓溢出悲悯与反思。
无论是废名、沈从文、汪曾祺，还是凌叔华、萧乾、师陀，他们作为民俗文化的亲历者。将所感所见的，民俗文化的见闻和体验、思考运用到小说中。他们所成就的文学史上的文学景致——湖北黄梅，湘西凤凰，中原“果园城”，高邮水乡，是其民俗文化精神造就的。京派小说的民俗文化书写，有赞叹与颂扬，有热爱与眷恋，有审视与反思，有环境的营造，有气氛的渲染，更多的是借此及彼的象征性书写和生发。京派小说的民俗文化书写在建构民俗生活的小历史时，对普通生命个体的关爱情怀悄然渗入。
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里写道：“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在一个时代里的。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永恒的意味，虽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他存在于一切时代……”②人生安稳的一面，它存在于一切时代里。而民俗生活相里规定了人生和人性安稳的一面,是文化沉淀在社会底层和人们内心的最根本的生活状貌。京派小说家笔下的民俗生活相的书写不是“大历史”的书写，而是世间民众——或灵性十足的乡间少女，或朴素木讷的手工艺人，或容易满足的老妪老翁等的庸常民众的普通民俗生活。如果真要说是历史，也是属于“个体”“个人”的“小历史”。而且他们为爱、为生计的活动，也在民俗的氛围里显得自然，充满生命的韵味和意义，京派小说家以关爱之心写饶有趣味的民俗生活里民众的“小历史”——这里所谓的小历史，是指那些局部的、细节的、常态的生活历史，它不是叱咤风云的帝王将相的传奇，也不是改变历史的伟人的丰功伟绩的记述的“大历史”，而是大历史的生活基础。
沈从文小说中民俗生活的描写，小说人物在偏远的边塞小城里，以自己独有的善良和真诚生活。《边城》里的翠翠和傩送带有宿命色彩的爱情悲剧，是从多彩诱人的民俗节日——端午节开始，在婚恋习俗的对歌里展开，最后随着象征着民俗精神的民俗建筑物白塔的坍塌，翠翠陷入了漫无边际的等待……故事的展开在民俗的包围里显得自然生动，边地民众的民俗生活相展开得贴切而又饶有趣味。在这里没有历史潮流的澎湃激荡，关注是人性的和谐，是对边城小民的恋爱以及个体命运的关爱和思考。而《雪晴》中关于新婚人家留宿未婚男子的风俗，作者用诗一般的语言进行了描写，对留宿的男子，主人总是先在其枕头底下放上一包糖，因为恐他晚上有所见闻到早上说错了话，因此先用糖甜甜他的嘴，使他早上不至于说错话。作者感叹说“一切离不了象征，惟其象征，简单仪式中即充满的牧歌的抒情”（《雪晴》）。就是在这充满了牧歌情调的现实中，“我”听到了在残酷的民俗旧规下，关于生命流逝的故事。二十三岁守寡的巧秀妈和一个打虎匠厮通，族里人想谋了她的田产，抓奸抓双。老组长为了私人的恩怨，打断了打虎匠的脚，并把巧秀妈“按老规矩沉潭”，一伙人剥光了她的衣服，在欣赏里凌辱，最终被沉潭了。听到这样的故事作者写道：“我仿佛看到那只向长潭中桨去的小船。仿佛既稳坐在那只小船一头，仿佛有人下了水，随后船已调了头。……水天平静，什么都完事。一切东西都不怎么坚牢，只有一样东西能真实的永远存在，即从那个对生命充满了热爱，却被社会带走了爱的二十三岁小寡妇一双明亮、温柔、饶恕了一切的眼睛中看出去，所看到的那一片温柔沉静的黄昏暮色，以及暮色倏忽中，两个船桨搅碎水中的云影星光。”作者用诗意的笔触和充满怜惜的语言，书写了在沉潭这样的陈规陋风里生命被轻易戕害的痛惜，在这痛惜之上，更多的还是作者对于普通生命个体的珍惜和关爱之情。沈从文的对个体生命的关照总是从民俗这个角度切入，使得他的对民俗生活的“小历史”展现得淋漓尽致，而对普通生命个体的关怀也是那么的自然而然了。
《竹林的故事》（废名）中，住在竹林的老程一家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在女儿三姑娘八岁的时候，老程去世了。除了河坝上多了一个土堆和挂了纸幡残片的竹竿，一切都没有改变。作者也没有让孤儿寡母的三姑娘和她娘陷入生活的困顿和悲痛里。小说里，母女俩依然生活的恬淡、幽静。三姑娘开朗地和买菜人说笑打趣，一切都很和谐自然。这是废名所追求和探寻的生命的状态。也是作者在对丧葬习俗的轻描淡写里表达对生命的态度，对生命自身的观照。
在汪曾祺的笔下，生命的平凡朴素与情感的自然真切是他们的本色。《受戒》一篇毋宁叫“放戒”，大和尚有家有室，节日里也可以杀猪宰羊的庆贺。这里写得完全在水乡的特殊民俗生活里的自然和谐的生命状态。明海和英子，他们代表的是自由美好的生命状态。英子看上明海了，她不管什么受戒的庄严，在水乡的诗情画意的小船上，大声地问一个刚刚受过戒的小和尚，要不要她做老婆。在这个水乡泽国里，没有“子曰”一族的各种清规戒律，在自己独特的水国风俗里，人们在最自然的生存欲望和生命状态下生存。作者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是这些自在、自由的生命个体。同样是汪曾祺的经典之作的《大淖记事》，也在试图观照生命个体的生存。生活在大淖的民俗艺人小锡匠十一子和巧云情投意合，但在一个巧云昏睡的月夜，保安队的刘号长拨开巧云家的门，破了巧云的处女之身。在别的小说家的笔下，这可能是悲剧的肇始。可在大淖的纯朴宽容的民俗民风里，故事却这样发展：“邻居们知道了，姑娘、媳妇并不多议论，只骂了一句：‘这个该死的！巧云破了身子，她没有淌眼泪，更没想到跳到淖里淹死。人生在世，总有这么一遭！”（《大淖记事》）十一子当然也没有嫌弃巧云的念头，他们在经历了磨难之后终于走到了一起。在汪曾祺的看似简单却富有韵味的语言里，巧云和十一子的故事，在大淖这个有着自己独特民俗生活风貌的地方，自然，真实。作者对生命本身的关爱也溢于言表。
与汪曾祺不同的是，萧乾在童真里表达对生命的关爱。一篇《俘虏》，不仅把一个鬼气森森的盂兰节，写成了一首交织着古老和新鲜、风俗和人情美的里巷诗章，还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作者纯真生命的向往。十三岁的荔子是个有着自己个性主张的小大人。因为荔子不同意和自称“托塔李天王”的铁柱儿商量盂兰节晚上的事宜，铁柱一伙便扣押了荔子最心爱的猫“咪咪”。当荔子没日没夜地呼喊“咪咪”时，触动了铁柱心底最柔软的部分——那就是这个没有坏心眼的“小天王”对荔子的怜爱。于是他们和解了，铁柱儿把咪咪还给了荔子，还吩咐他的手下要保护荔子和她的猫。盂兰节到了，粉红色的荷灯映着荔子粉红色的笑，铁柱儿和荔子开始讲悄悄话了……在萧乾这里，岁时风俗的描写，已经除去了鬼节（即“盂兰节”）的原始风貌，而是小孩子“爱意”滋生土壤，是灿烂童心绽放的天宇，更是对生命个体最美好形式的展现和期待。
……
就像我们所读到的一样，京派小说家是以一种极其虔诚的态度在进行文学创作的，也是以一种最深沉的思考注入小说写作之中，这种思考是对人生、社会和生命的思考，这思考是在一种对普通生命个体的关爱牵引下进行的。在沈从文给张兆和的家信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文字：“三三，我看久了水，从水里的石头得到一点平时好像不能得到的东西，对于人生，对于爱憎，仿佛完全与人不同了。我觉得惆怅的很，我总像看的太深太远，对于我自己，便成为受难者了，这时节我软弱的很，因为我爱了世界，爱了人类。三三，倘若我们这时真是两个人同在一处，你瞧我的眼睛湿到什么样子。”③沈从文在家书中的这番“我爱了世界，爱了人类”的告白是何其的真诚与伟大，这“不可言说的温爱”是京派作家的对生命，对人类的爱，是作家不能割舍的人间眷恋。
在这些琐琐碎碎庸庸碌碌的民俗生活相里，是平凡人的人生，是一种生命的常态，若真有什么传奇的话，那也是平凡人的“传奇”，他们不是能改变历史、掌握自己命运的叱咤风云的英雄，他们安于生活的现状，遵循大众的民俗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生病的时候有时是寄托于鬼神的恩赐和赦免的，节日里也奉行着通常的习俗，贴春联，划龙舟或是上坟祭奠……一切都是繁琐平常，但是这才是民众的真实的生活状态：他们认同宿命的安排，默默等待属于他们生命中的幸福（《绣枕》等）；他们囿于没有历史印迹的时代里，生活、劳作，不以劳作为辛苦，在技艺的掌握中找寻生活的快乐和生命的理想（汪曾祺笔下的人物）；他们还有的只是寻找爱情的世间小儿女，在轻灵的山水间无邪地生活着(废名、沈从文笔下的人物)；有时他们有痛和哀愁，在生存的艰辛里挣扎，卑微的生，卑贱的死（师陀的《巫》等）……人生便是如民俗生活一样，缺少大的波澜，只有小的快乐和忧愁。平凡又饶有情趣。这如赵园在《北京：城与人》中说的那段话：“人生本琐屑。宏达完整的，是人生的抽象，浓缩，诗化。实际生活总是片断、破碎，充满着琐屑事物。中国艺术以小情趣寄寓朴素温暖的生活情感，出于对生命的珍重——以掌捧水，一点一滴都不想让它漏掉的那种珍重。”④
对城市生活和城市人的绝望，使京派小说家“在民俗的‘活化石中寻找现代人类的梦，这是京派小说带典型意义的一条思路，他们倒转历史，向往人类的童年，在时间坐标上带有逆向性。用他们的话来说，也许就是调整‘心理距离的一种独特的方式”⑤。京派小说以民俗文化的笔触建造了一个于文学主流历史之外的文学世界，这是小人物的民俗生活的小动作，他们只是用这些看似毫无意义的动作丰富生活，诗化人生。以小的习以为常的动作表现人性的美与丑，善与恶，以这样的动作来重塑生命的形态，传达理想。用诗意的笔调，表达他们对于芸芸众生的关照与悲悯、爱与恨、怜与惜，总体上是一种宽广而温暖的关照生命个体的民间情怀，无论他们的笔调是揭露的，还是赞扬的，那都是因了充满爱的民间情怀，那是小说家难以释怀的人间眷恋，就像汪曾祺说的那样：“一个小说家才真是一个谪仙人，他一念红尘，堕落人间，他不断体验由泥淖至青云之间的挣扎，深知人在凡庸，卑微，罪恶之中不能死去者，端还承认有个天上，相信有许多更好的东西不是一句谎言，人所要的，是诗。一个真正的小说家的气质也是一个诗人。”⑥京派小说家就是怀着这样的红尘眷恋和民间情怀，叙说着红尘的喜怒哀乐，希望能在小说世界里建立一个诗意的完美世界，引领着现实世界的上升，改变现实民众的精神。在对纷繁芜杂的民俗生活的刻画里，凝聚的是京派小说家难以割舍的人间眷恋和对普通生命个体的拳拳关爱之心。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黄训华（1982- ），南京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卢芳（1984- ），南京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
① 赵顺宏：《社会转型期乡土小说》，学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55页-第56页。
②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京华出版社，2006年版，第159页。
③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41页。
④ 赵园：《北京：城与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8页。
⑤ 杨义：《杨义文存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96页。
⑥ 汪曾祺：《汪曾祺散文》，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