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昌盛 许伟 兰宗敏 江宇
一、全球经济延续高债务低利率低增长态势
新冠肺炎疫情的短暂冲击可能演变成为持久性冲击。疫情后需求恢复相对滞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新接续将会存在巨大摩擦成本，将对全球经济带来中长期扰动，可能使全球经济陷入中长期“L型”或者“W型”衰退。為对冲疫情冲击，各主要经济体出台了一系列规模空前的经济刺激和救助政策，进一步推高全球债务水平，各主要经济体很难摆脱“高债务、低利率、低增长”的模式，疫情期间的部分非常规政策可能成为未来一个时期的常规措施。二、国际经济大循环调整加快
预计“十四五”期间，世界经济总体上呈现中国份额明显提高、美国相对稳定、欧盟显著下降的格局，中、美、欧经济占比将分别达到18.1%、21.9%和19.3%。新一代信息技术进一步深化全球产业链网络化布局，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布局由成本至上转向成本、市场、安全等多因素并重。主要经济体、跨国公司预计将进一步调整其产业布局，在“市场开放优势”与“国家安全需要”之间找寻新的平衡，进一步增强其产业安全性和抗风险能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分散化、多中心化趋势进一步加强，北美、欧洲、东亚三大生产网络的内部循环强化，原有的“大三角循环”分工格局将发生重大调整。三、全球治理向多极化方向加快重构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引发了国际社会的不信任和相互指责，各主要经济体更加“内顾化”，全球化遭遇回头浪。全球多边治理机制进一步削弱，区域和双边机制更加重要，各国间处理国际公共事务将更加扁平化、分散化。疫情冲击下，美国加速“退群”，世界朝向“零大国时代”发展演进，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缺口可能会进一步加大。新冠肺炎疫情显现了市场在面对危机时采取有效的集体行动能力不足，进一步凸显了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作用。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共识进一步减退，国家作用重新得到强化。“大政府”时代可能回归，政府对市场直接干预将会更多，产业政策可能再次被重视。四、国内经济增长中枢下调，但结构优化潜力巨大
“十四五”时期我国将大概率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据测算，到2024年底，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可超过14000美元，将迈过高收入门槛线。此次疫情将加速经济进入中速增长平台的进程，并带动增长中枢进一步下调，“十四五”时期年均增速将下降至5.0%～5.5%左右。我国经济总量将更加接近美国并逐步实现赶超，“十四五”末期中美经济总量的差距将显著缩小。经济结构将进一步优化，创新引领特征强化，消费需求仍将是带动经济的主要力量。“十四五”时期我国消费率将由2019年的55.4%上升至60%左右，投资率将由2019年的43.1%下降至40%左右。我国不断累积的人力资本和不断提高的科技创新能力，将成为“十四五”时期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创新引领经济发展的特征更趋明显。五、数字经济成为国际竞争主战场并引领产业变革
新一代信息技术改变了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数字经济成为引领新时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和国际竞争的新战场。有关课题组测算，2019年数字经济对我国经济的直接贡献率为6.6%，对经济的间接影响达到11.0%，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助推器。同时，产业结构高端化步伐加快。服务业比重将继续提高，但扩张速度会有所放缓，制造业比重仍会维持在较高水平。在数字化带动下，制造和服务加快融合，个性化、定制化、智能化生产将逐渐成为主体形态。六、经济社会复杂性提高导致风险管理难度加大
老龄化进入加速期，劳动力供给将继续下降。到2025年，预计我国60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达到20.5%，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接近14.0%，劳动年龄人口将继续减少2000万人左右，比重下降至61.5%。与之伴随的是，居民消费倾向降低，劳动力成本上升，居民储蓄率降低，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费用负担加重。“十四五”时期仍是我国金融风险易发多发期，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将进一步显现，风险释放的压力将持续增大。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也暴露出我国医疗卫生体系、社会管理、应急管理等短板和问题，将成为“十四五”时期补短板的重点。七、要素集中化网络化趋势进一步加强
“十四五”末，我国城镇化率预计将达到65%左右，“后城镇化时代”很可能提早到来，提高城市生活质量、社会保障水平和城市管理水平将成为城镇化面临的核心问题。要素进一步向城市群、都市圈和大城市集聚，区域集中化网络化程度进一步提升。预计2025年超过100万城市群人口占比将达到32.5%，2035年接近40%。城市群和基础设施布局更趋网络化，进一步提升资源空间配置效率。八、绿色发展比较优势更加凸显
“十四五”时期，随着我国煤炭等能源消耗的下降，我国将总体处于污染物排放的“拐点”后阶段，主要大气污染物叠加总量的峰值极有可能在2020年左右出现，预计到2030年前碳排放总量将可以达峰。主要污染物排放达峰后生态环境压力减小，绿色发展实现从外部性负担到新竞争优势转变。生态环境将作为可创造财富的资源带来发展增值，绿色发展将成为提升经济发展效益和群众生活质量的重要力量。我国绿色发展将从“运动式”走向“制度化”，并将承担更多国际责任，不断创新国际绿色合作机制，推动全球绿色治理协作持续升级。九、对外开放面临更多非经济因素影响
中美之间角力将伴随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十四五”时期将是我应对中美摩擦并进行战略性布局的关键期。疫情后国际上“去中国化”力量更趋凸显，产业链外迁压力进一步增大。美国和西方国家对我技术和投资限制将进一步增强，我国技术升级步伐可能进一步放缓，甚至存在被迫陷入“技术闭环”的风险。十、伴随中等收入群体壮大，收入分配调整进入关键窗口期
“十四五”期间，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有望提高2～3个百分点，社会财富积累将不断增加，中等收入群体不断壮大，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更趋明显。按照世行标准计算，2018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已超过4亿人，占比已超过30%。初步预计，到2025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将超过5.6亿人，国内消费市场将超过美国，超大规模国内市场将成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优势，并增大我国回旋空间。但也要看到，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长期高于国际警戒线且近年来有所回升，如果“十四五”时期这一趋势得不到扭转，收入差距长期保持高位，将加剧社会阶层固化风险。
（摘自《改革内参》）
